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赣南、闽西等革命根据地领导农民开展的互助合作，既是应对战时经济困境的战略举措，也是探索农村生产关系变革的早期实践。农村互助合作在支援革命战争、恢复农业生产以及巩固苏维埃政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争困境催生互助合作。中央苏区互助合作源于特殊的战争环境与经济困境。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后，广大农民分得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但个体小农经济脆弱性日益凸显，农民急需通过互助抵御风险，这为互助合作提供了群众基础。

　　国民政府的封锁和围剿造成中央苏区物资奇缺，农业生产缺少劳动力、农具、牲畜，资金严重不足。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满足革命队伍与苏区群众的现实需求，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农村革命不仅不能废除商品经济，还应大力发展苏区内部以及苏区与白区之间的商品流通。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当地农民原有的临时劳动互助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组织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以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对恢复和发展苏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支援革命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互助合作既有利于防止战时私人商业资本对农民的剥削，又可以同时满足革命队伍与群众需求，更能通过组织农民加强战时经济合作。因此，发展农村互助合作成为应对战时经济困难的必然选择。

　　创建苏区特色合作体系。在运作机制上，中国共产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确保互助合作运动有序推进。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发布的《关于组织犁牛站的办法》指出，犁牛站的创立，一定要在农民群众自愿原则之下组织，苏维埃政府绝对不可强迫命令；强调“自愿互利、等价交换”，反对强迫命令，如规定劳动互助以“工分”计量，年终结算时可兑现现金或实物，保障农民利益。

　　在组织形式上，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构建了适应苏区实际的互助合作体系。中央苏区在流通领域的合作社主要包括以“供销”为主的消费合作社、购买合作社、贩卖合作社、粮食合作社和以资金借贷为主的信用合作社。井冈山公卖处作为消费合作社的雏形，通过到国民党统治区购买日用品卖给群众，盈余按照入股情况分红，为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经验。购买合作社主要经营农业生产所需的肥料、石灰和农具等生产资料。贩卖合作社主要经营茶油、草鞋、粮食等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面对经济封锁和物资匮乏，中央苏区创新性地发展了流通领域形式多样的合作社体系，不仅成为苏区内外商品流通的关键枢纽，更通过保障物资供应巩固红色政权、改善工农生活。

　　中央苏区的农业生产合作主要包括耕田队、劳动互助社和犁牛合作社。1928年，苏区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总结过去季节性劳动互助的经验，开始在中央苏区组织耕田队、劳动互助组和犁牛站等。1932年8月，瑞金江背乡按苏区统一建制组织耕田队，设全乡一大队，每村一分队，分队之下设小组，每组10人至15人，共计140余人。每逢星期日动员全体队员给红军家属耕种田地或做其他工作，伙食由队员自给。到1934年4月，兴国县已有1206个劳动互助社，22118名社员；72个犁牛合作社，股金5168元，耕牛121头。这一发展态势在中央苏区具有普遍性，同年中央苏区吸收的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等社员已达50万人以上，有些区乡全体劳动群众均加入了合作社。

　　中央苏区的工业基础薄弱，苏维埃政府为应对经济封锁和保障苏区人民生活需求，组织小手工业者、失业工人和农民等创建造纸、煮盐、织布等涉及民众生产和生活各个方面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的发展缓解了苏区居民工业品的需求，一些商品的出口还可以换取苏区急需的物品。

　　在制度保障方面，为推动合作经济沿着正确轨道发展，中央苏区政府出台《劳动互助组织纲要》《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关于组织犁牛合作社的训令》《粮食合作社简章》等一系列条例、章程与训令，为合作社的规范化发展提供明确指引。

　　互助合作产生积极影响。从历史成效看，互助合作运动不仅扭转了苏区农业颓势，更产生深远的政治与社会影响。

　　首先，保障革命战争中的粮食需求。1932年2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春耕问题的训令》指出，要发动群众特别是要由雇农工会贫农团来领导，在春耕中实行耕种互助运动，促成耕种的顺利进行。互助合作有效增加了粮食产量，中央苏区1933年谷子的收成比上一年增加一成半；闽浙赣苏区增加了二成，杂粮则有更多增幅。

　　其次，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和调剂劳动力，显著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1934年4月统计，兴国县建立劳动互助社1206个，社员22118人。当年2月至3月间，这些互助社就完成劳动力调剂达7681人次，助力农业生产。苏维埃政府还积极发动妇女学习犁田耙田和其他农事，如瑞金劳动互助社员有8987人，参加生产的妇女就有1488人。

　　最后，有助于优待红军家属政策实施。面对国民党的围剿，中央苏区提出“扩大百万铁的红军”口号，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为了保障前线战士安心作战，亟须建立优待红军家属制度。其间，劳动互助组织起到积极作用。1932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的训令》指出，对于红军家属尤其是对于红军公田，要发动群众组织“突击队”“冲锋队”，以革命竞赛的方法帮助他们收割粮食。此外，党、政府、后方军事机关、青年团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各机关工作人员，严格普遍实行优待红军家属的礼拜六义务劳动活动。中央苏区的互助合作举措推动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沉重打击了投机商人的盘剥行径，同时也成为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高效载体。

　　中央苏区互助合作的探索实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发展集体经济的早期智慧。其中，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核心保证，以此确保运动方向始终与革命需求同频共振；尊重农民意愿与实际利益是根本原则，从而避免脱离现实的盲目推进；循序渐进与实事求是是重要方法，不刻意追求形式上的完美，而是聚焦实际成效。这些宝贵经验不仅为苏区的存续与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更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方法的重要源头，对于理解中国农村政策的演变轨迹，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作者系吉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