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在处理与边疆民族地区关系时多采用温和、怀柔的礼仪，包括宴赉、封赏、大阅、佛事观瞻等活动。清朝将制度化的管理规定与怀柔礼仪融合，使这两者共同发挥政治功用。而礼仪所承载的仁爱与德化，正是边疆地区对清朝倾心感戴和诚心归服的基础。这些礼仪呈现出综合性、独创性、连续性等特点。对其特性进行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深刻理解清代的边疆治理政策和理念。

　　怀柔礼仪内涵丰富，其所涉礼仪种类或内容并不单一，难以也不应严格按照“五礼”的划分方法来界分，也不适合依据《钦定大清通礼》或《大清会典》中有明确命名方式的礼仪种类来简单概括。如雍正元年（1723）至乾隆四年（1739）间清朝与准噶尔议和，双方就划定游牧界、互通贸易、赴藏熬茶等问题展开谈判，清朝接待准噶尔数次所派使臣的礼仪就包括迎接礼仪、觐见礼仪、赏赐礼仪和辞行仪注等，有时还会细致考虑到将准噶尔使臣赴京途中所需口粮备办妥善，并帮助他们将所带货物酌情贸易。以雍正十三年四月噶尔丹策零派遣的宰桑吹纳木喀、诺惠尼至京觐见雍正帝为例，当年三月，雍正帝提前寄发谕旨给查郎阿，命其备办吹纳木喀等从军营到京城起程事宜，并行文署陕西总督刘于义，将吹纳木喀等路途所需口粮等“丰足供给，好生照管”。同时，刘于义负责将吹纳木喀此次携来货物留在肃州妥善贸易。待吹纳木喀等至京，尚书宪德、公庆复、内大臣海望等负责接待，内务府和理藩院分别派官员陪同，觐见乾隆皇帝时行三跪九叩礼，辞行时仍行跪叩礼。

　　这一系列礼仪与五礼中的嘉礼有重合，但不可完全归入嘉礼范畴，与宾礼内容相似，但性质不同。根据《清朝通典》，宾礼指“徼外山海诸国来朝入贡属于礼部职掌者”，即清朝在对外交往中所行礼仪，宾礼中的朝贡也已成为定制。而清朝怀柔边疆之礼仪是在处理与其内部边疆民族地区关系中实行的，此类礼仪并不必然形成定制。

　　同时，怀柔礼仪的运行需要综合多部门力量，多个政治机构联动才能推动礼仪从预先筹划到顺利施行再达到理想目标的完整流程。从土尔扈特部东归来看，乾隆帝在最先接收到土尔扈特部人众从伏尔加河流域起行的消息时，便组织群臣商议土尔扈特部来归是否可靠。在作出接纳来归的决定后，乾隆帝命舒赫德署理伊犁将军，办理土尔扈特部首领入觐各项事宜，并传谕沿途接待官员凡事尽心竭力。渥巴锡一行在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期间，皇帝赐宴、封爵、观瞻普陀宗乘之庙落成仪式、观赏火戏等礼仪活动，也由礼部、内务府等多个机构通力合作来完成。这反映出清朝在调动各方面力量以回应和处理边疆民族事务上极为迅速，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各项事宜重视程度极高，对于构建和推行“大一统”也是非常期望的。

　　怀柔礼仪基于特定的历史事件，是边疆民族地区的传统习俗和特定政治目标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历次事件中礼仪的内容、种类和实施方式等均不相同，是各具独创性的。如康熙朝多伦会盟中，为震慑喀尔喀蒙古和准噶尔部，康熙皇帝特别设定了大阅之礼，以近万兵士的宏大阵容彰显清朝的兵力神武、军威赫濯。而大阅军容在其他会盟或另外的归附事件中则并不一定发生。

　　再如乾隆朝时，乾隆帝在避暑山庄接见东归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等人后，又邀请他们观瞻了普陀宗乘之庙落成典礼。普陀宗乘之庙为藏传佛教寺庙，落成之时恰逢土尔扈特东归，乾隆皇帝借此项安排表明清朝对藏传佛教的尊重与推崇，以笼络本就信奉藏传佛教的土尔扈特部人众之心。乾隆四十三年，乾隆皇帝再次下令在热河修建一座藏传佛教寺庙，即须弥福寿之庙，以庆祝六世班禅前来祝釐。此庙在六世班禅到达热河之前已落成，班禅并未参与落成典礼，而是驻锡于此，并为其开光唪经。由此可见，以参与佛事观瞻来慰问远藩的形式相似，但寺庙发挥政治功用的方式上仍有差异。

　　将怀柔礼仪置于整个清代来梳理其发展脉络，可以发现，除了独创性以外，怀柔礼仪也具有连续性，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上。

　　第一，清朝对不同边疆民族地区的怀柔方案可以互为借鉴。乾隆十八年冬，杜尔伯特部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和车凌蒙克（史称“三车凌”）率部来归。乾隆十九年，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归附。同年五月，“三车凌”到热河瞻觐，乾隆帝对其赐封爵位，并赐宴款待。七月，当阿睦尔撒纳等人进入清朝边卡后，乾隆帝便决定参照恩赏“三车凌”之例赏赐阿睦尔撒纳。乾隆三十六年，乾隆帝在筹划接见来归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时，仍然考虑参照宴赏杜尔伯特部“三车凌”之例。

　　第二，涉及清朝与同一边疆民族地区历次往来所设定礼仪的史料中，常有“查得”“先例”之类的表述。可见，怀柔礼仪的形成常有定例或传统作为借鉴。例如，清朝与准噶尔议和过程中，双方遣使16次。其中，清朝遣使至准噶尔5次，准噶尔遣使至清朝11次。从乾隆初年准噶尔数次派遣使臣到清朝觐见皇帝的礼仪来看，准噶尔使臣均要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皇帝用茶时，他们随大臣跪叩，接受皇帝赐茶时应当叩谢而饮，降旨时则跪地聆听。

　　第三，怀柔礼仪的内容成为定制。有些礼仪被写入会典中，如“会阅仪”为康熙三十年（1691）多伦会盟所首创，最早出现于雍正朝《大清会典》“礼部”项的“仪制清吏司”中。其内容正是多伦会盟中康熙皇帝对喀尔喀各部赐宴、封赏、阅兵等礼仪。自多伦会盟后，喀尔喀与漠南蒙古均实行会盟制度。至乾隆朝《大清会典》，便将内外扎萨克蒙古“三年一盟”之制确定下来。再如清朝对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等人封爵的等级、名号、所食俸禄，都参照杜尔伯特部“三车凌”之例，其后管理章程、朝觐等形成定制，土尔扈特部人众严格遵循。

　　清朝柔远边疆之礼仪以其在不同历史事件中各具创造性而异彩纷呈，又实现了不同礼仪相互贯通的综合性和连续性，具象地呈现了清代各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增强了各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宫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文物与史料整理研究”（22&ZD23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馆员、博士后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