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先生主编的8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该项目启动于1955年春，当时只是要求把清末学者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予以“重编改绘”。谭先生回忆，工作开始后不久，“我们就感觉到以杨图范围为我们的图的范围这种想法是不行的”，“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我们需要画出全中国即整个中国历史的地图来，不应只画秦、汉、隋、唐、宋、元、明等中原王朝。随后我们就做出决定：图名改为《中国历史地图集》”。

　　从《历代舆地图》到《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一名称的改变标志着实质性的思想革新，由此引导出对历史上疆域问题的全新诠释，并揭示出“中国”这个观念的真正含义。

　　谭其骧先生经过反复慎重的考虑认为：“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这一标准的确立包含两方面的否定：一方面，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另一方面，不能拿今天中国的范围来限定历史上中国的范围。为什么不能用今天的范围？原因很简单，它“是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列强、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了我们的部分领土的结果”，历史地图不能无所表示。

　　为什么选择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作为历史地图的标准范围呢？谭其骧先生的解释是：“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自然形成的中国”是具有深刻意义的表述，这一表述指出了中国历史地理发展的内在性，它有一种内在融合机制，是跨民族，跨地区的。这个大范围的交流融合背景十分深远，张光直曾在《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一文中指出，“到了约公元前4000年，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会持续一千多年的有力的程序的开始，那就是这些文化（不同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它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网内的文化相似性在质量上说比网外的为大”。按照张光直的意思，这个“文化网”就是后来中国的母体。

　　在张光直所说的“文化网”中，有一个标志性的、独特的器物，反映了文化的“共同成分”，这就是鬲。苏秉琦说，世界各地都没有见过类似器物，而在中国文化中，它的存在又特别普遍而长久，是中华古文化的一种代表化石，对于追溯中华古文化和古文明的起源与流变具有特别意义。鬲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中已经出现，主要流行于夏商周时期，战国晚期被釜取代而逐步消失，延续时间大约有3000年。鬲最早出现在黄河中游地区，伴随着时代的发展，鬲分布区域进一步扩张，南起长江流域，北至草原地区，都可以看到鬲的身影。鬲，是一种形状特异的器物，制作工艺并不简单，不可能由不同的人群各自独立发明出来，它的普遍存在必定是交流模仿的结果。

　　数千年的发展，为后来的历史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地理基础。后来以“中国”一词所表述的具有一统性的地理范围，正是文明本体自然累进、逐步强化的结果。

　　谭先生提出的“自然形成的中国”，显然与在中国范围内出现的诸多朝代的概念不同，“中国”的地理属性与“中原王朝”的地理属性存在差别，这是极为重要的见解。此一见解成为《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思想基础。

　　在历史上中国的自然发展中，频繁出现统一与分裂局面的替换，值得注意的是，统一与分裂的替换并非原地重复。“分裂与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经常出现的，每一次由分而合，一般说来是扩大一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是在秦汉时期，秦统一时北至秦长城，西边只到黄河，根本没有挨上青藏高原。汉朝的统一，西边到了玉门关，到了青藏高原的湟水流域，比秦有所扩大。隋唐的统一又扩大一步，但是都赶不上清朝的统一。一次一次统一，一次一次的扩大，到清朝的统一，版图最大。而这个范围并不反映清朝用兵的结果，而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几千年来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政治各方面密切关系所自然形成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展现的正是这个自然过程。

　　那么，在分分合合之中，“中国”的地位何在？在历史中，中国的存在既是事实的存在，更是观念性的存在，因为在观念层面上的发展越来越稳固，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国”的观念具有正统性、唯一性。在分裂时代，各个政权都争当中国，排斥对手。例如，“到了南北朝，南朝把北朝骂成索虏，北朝把南朝骂成岛夷，双方都以中国自居”。但统一之后，“唐朝人已经不是这样了，唐朝人把他们看成南北朝，李延寿修南北史，一视同仁，双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样，元朝人把辽、金、夏跟宋朝一样看成中国。在分分合合的历史中，“中国”这个概念所对应、支撑的是统一性。而在分裂时期，“中国”的概念并没有消失，它是人们追崇的目标。“中国”这个概念逐渐成为文明的核心价值。

　　在历史地图编绘中，谭其骧先生将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这一期间清朝的疆域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因为“整个历史时期只有清朝等于全中国，清朝以外没有别的中国政权。清朝以前任何历史时期，中国都包括两个以上的政权，我们绝不能说这个政权是中国的，那个政权不是中国的，不能这样分，要分也分不清”。这个“不能这样分”正是谭其骧思想的关键点之一，也是我们理解历史上“中国历史地理”的关键点之一。

　　中原政权不等同于中国，这就为其他民族政权在中国的地位留下了空间，这是对多民族国家性质的有力论证。即使政权分立，但并不否定他们同属于中国，何况有的统一局面的恢复是由非汉族完成的。因此说，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

　　关于共同缔造的问题，谭其骧说，这不是泛泛而言，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族、满族的贡献太大了。“我们设想一下在12世纪我们这个中国分成七八块，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是南宋，东北和黄河流域是金，宁夏、甘肃的河西和鄂尔多斯这一带是西夏，云南是大理，新疆是西辽，西藏是吐蕃，分裂成许多部落的蒙古高原上是蒙古各部、突厥各部。”“元朝的统治使中国各地区之间长期分裂又合在一起。没有蒙古的话，怎么能形成这样大的统一？这样分裂局面继续下去的话，那就不可想象。”“要是没有清朝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这六代200多年的经营，就不会出现18世纪的大一统局面。所以我们说中国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

　　关于18世纪出现的大一统局面，谭其骧先生强调：“这个范围并不反映清朝用兵的结果，而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几千年来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政治各方面密切关系所自然形成的。”这是中国发展的合乎历史情境的结果，当然，其基础主要是经济互利与文化融合。不过，“我们说，经济文化的密切关系，还需要政治统一来加以巩固的”。中国古代的王朝社会不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没有强大的独立性市场机制来完成各种交流。在当时的社会体制下，各种交流特别是经济交流需要政治机制的开辟、维护、管理，如此才能稳定开展。这是历史越来越倾向政治整合的内在推动力。

　　谭其骧先生提出的关于古代中国疆域范围确定的标准，最初是为了处理好历史地图内容的设计安排。但随着对这个标准的斟酌、思考、阐述，却解决了一桩重大历史地理难题，是影响很大的历史地理学思想理论成果，令多个长期争议不决的问题迎刃而解。

　　谭其骧先生以学问扎实、实事求是、见解犀利著称于世，在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工作中，正是因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获得多项重要的学术突破。作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之一，谭其骧先生以对历史发展的准确把握，为这门学科赢得了学术界的普遍尊重。

　　（作者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