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又称二十四气，是中国传统的纪时体系，诞生于以阴阳合历为特征的原始历法，它由两部分组成，从冬至开始，每隔一气的大寒、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十二个叫气或中气，其余的小寒、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十二个叫节或节气。2006年，“农历二十四节气”进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2016年，“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明时正度不失纪序。观象授时是我国古代统治者受命于天的大事，二十四节气正是在这种政治文化观念中逐渐形成的。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馆员唐志强认为，新石器时期先民已经测定了二分二至，但夏商时期这一天文知识似乎出现断代。《尚书·尧典》记载，尧命羲和四子分赴四方，以鸟、火、虚、昴四颗恒星昏时在南中的出现之日，作为确认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标志。《夏小正》分一年为十二个月，观察的恒星增加了参、织女、辰等，关注北斗斗柄的指向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礼记·月令》已有四季，二十八宿都有昏、旦在南中出现的确切时间。物候每五天一换，记载更为详尽。竺可桢认为二十四节气大致确立的时间段是战国秦汉时期，最早见于文献记载是汉代的《淮南子·天文训》，表示自然节律变化以及确立十二月建的特定节令，每月有二，月初、月中各一，月初为“节”，表示每一个月的开始；月中为“气”，是节的延续。

　　与典籍记载相对应的是纪时器物的变化。古人认识分至四气的工具是律管，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候气律管，由丹顶鹤肢骨制成，备八律。《后汉书·律历志》载：“天效以景，地效以响，即律也。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除。”律，上与太阳周年日影的变化同步，下与大地上的声音相共鸣。十二律与十二月及二十四节气之变相应。《汉书·律历志》记载了律管的制作原理，黄帝命乐官泠纶，用十二根长度不同的律管吹出十二种标准音，总称十二律，奇数六律为阳律，偶数六律为阴律，成为六吕。六律第一个是黄钟，六吕的第一个叫大吕。古人认为，利用贯于地中的律管可以候测地气的萌动。

　　相较于律管候气这一古老的方法，利用圭表测日更为简便精确。在距今八千年前的湖北秭归东门头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碑表，通过测量日影确定八节。《尚书·尧典》记载司掌分至四时的四位神灵的工作，夏至神掌管致日测影，可与考古发掘两相对照。在距今四千年的陶寺遗址中发现了圭尺。古人将测量日影的刻尺称为土圭。土圭为玉制，土的意思是测量。《周礼·考工记·玉人》解释了制作玉器之事，指出：“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土圭后来与表杆结合，形成了人们习称的圭表。通过圭与表的配合可以测量正午日影长度，而通过统计正午日影长短的周期变化可以准确地确定节气。

　　举正于中民则不惑。中国传统的历法是以二十四节气为主体，与阴阳历、二十八宿、七十二物候等配合而成的体系。阴阳合历是基于阴阳哲学及其宇宙观所建构的历法体系，其中阴历的部分是指月球绕地运行的晦、朔、弦、望周期，而阳历部分便是地球围绕太阳公转所形成的二十四节气。太阳位置的变动是人们日常感知时间的重要方式，但并不等于时间本身，只可用来标记时间的变化。同样，通过测日影也可以辨别方位，利用圭表测量影子的早期功能就是辨别方向。《诗经·大雅·公刘》中有“既景迺冈，相其阴阳”一句，被认为是夏代先民观测日影的叙事，意思是周人的先祖公刘在迁徙的过程中曾登上高岗观测日影以确定方向。由于中国文化独有的时空关系表现为空间决定时间，所以时间的划分必须建立在空间的基础上才能完成，这意味着二分二至四气与东西南北四方具有固定的对应关系。

　　《周礼·考工记·匠人》记载了利用太阳和星辰辨别方位的方法。冯时认为，殷代四方神实际是分至之神，四方神名的本义即表示二分二至昼夜长度的均齐短长，四方风是分至之时的物候征象。四时概念最初不与季节名称相属，而是描述二分二至昼夜的均齐长短。时是依照日月的运行建立的标准时间，四时就是四个节气，即春分秋分和冬至夏至，这四气构成了中国人观念中的标准时间体系，即历制体系。时间的空间化是人们为了理解时间而采取的惯常做法，它可以使经过隐喻思维处理的时间经验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获得更多人的认同，这是其普遍性的维度。另一方面，时间的隐喻也具有特殊性和历史性，因为人们的认知状况总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所限定的，不同的文明对于时间的感知和标记也各具特点。

　　《礼记·祭义》记载：“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内外，以端其位。”东西南北各方位的确立与二分二至相对应，春分日太阳出没于正东西，冬至日南至而影极长，夏至日北至而影极短，节气与方位相互联系，形成时空一体的历法体系。中国传统的方色理论将时空与颜色协调为一体，空间可以借颜色来表现，时间也可以借颜色表现。青色属东表现春分，红色属南表现夏至，白色属西表现秋分，黑色属北表现冬至，四方之色也就是四时之色。

　　观象授时以利农耕。我国古代对于物候和以天象为标志的农时非常重视，即观象授时。从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可知，它包括了天文、物候和季节多种因素。二十四节气标识的不仅是时间的演变，更是自然万物变迁的一体化过程，反映了先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在农业生产中，地利犹可改变，天时无可更改，顺应天时极其重要。《吕氏春秋·审时》写道：“凡农之道，厚之为宝”，“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阐明了农业生产是生产者顺应自然变化的生产实践过程，对天地人的关系进行了概括，也指明在农业耕作中，“得时”的庄稼产量高，“不时”庄稼产量低。衡量农业生产需要依照历法的时间标识。《荀子·王制》记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这些观念是先民顺时而作农业实践的经验，节气测定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农业生产与天时的关系最为重要，“使民以时”就是为政者重视的大事。《史记·历书第四》即指出：“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论语·尧曰》记载：“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即指明严格按照岁时行事，避免早晚、迟速及其他隐患。《礼记·月令》中就记载了每月的政务和农业生产活动，讲求顺应天时，应时而动。《国语·齐语》中的治国之策就包括农耕守时之道，“察其四时，权节其用”。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在传播的过程中，先民能够灵活运用调节农业生产，不断对其进行充实，有很多与节气相关的农业谚语，如“春打六九头，遍地走耕牛”“谷雨不下，庄稼怕”等，显示了二十四节气在农耕中的提示作用。因为区域差异，各地逐渐形成丰富的节气民俗，如立春日，北方会吃春饼，南方则吃春卷或面条。二十四节气展示了中国人民生动的生产生活画面。

　　二十四节气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从观念的形成到与之相对应的器物演变，中国人的天文观念和农业生产实践相结合，随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不断改进，形成了集实践、观念、器物、制度演变于一体的历法体系。二十四节气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它植根于中国人的日常劳作和生活，具有延绵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念植根历史、观照现实的生动体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农村派’与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研究”（20BZS09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音乐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部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