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和效法前朝故事，为现实政治施为寻求资治镜鉴，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的重要特点。宋朝建立后，追慕汉唐盛世，尤其重视对汉唐故事的效法。《郭子仪传》在南宋高宗朝的阅读和郭子仪故事的讲述，就是其中一例，从中可窥见宋廷节制武将的政治含义。

　　“爱君体国”的典范

　　建炎四年（1130）八月丁丑，神武左军都统制韩世忠因守江有功，易镇武成、感德节度使。宋高宗晓谕臣僚曰：“世忠不亲文墨，朕方手写《郭子仪传》欲付卿等，呼诸将读示之。”帝王亲笔翰墨，自然非同一般。高宗借此要表达何种意思？从赐韩世忠的奖谕诏可见一斑：“朕惟唐之名将多矣，独郭子仪巍然以功名始终，岂非以其谦畏自将，有爱君体国之诚心故耶。”

　　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历经玄、肃、代、德四朝，身居要职，屡建奇功。安史之乱后，出任朔方节度使，收复两京，后又结盟回纥，击败吐蕃，守边固疆。郭子仪对李唐王室虽有再造之功，但洞晓为将之道，《新唐书》称其“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世而上不疑”。在历朝武将中，战功卓著而又尊崇朝廷者，郭子仪是一个典范。宋高宗的诏令对郭子仪的骁勇与谋略并未着墨，而是突出强调其“谦畏”与“有爱君体国之诚心”，这是高宗令诸将“读示”的重点所在。以郭子仪故事做好铺垫后，高宗转向对韩世忠的赞许：“屡立战功，计安宗社，而每怀兢慎，虑涉非彝，知天下之至公，合古人之大节。”

　　韩世忠是南宋抗金名将，为宋廷立下汗马功劳，其御外敌、安社稷之功绩自然受到朝廷的赞赏，但高宗特别指出的是其“兢慎”之处。诏书称他“知天下之至公，合古人之大节”，即他对中央和高宗的尊崇。高宗君臣围绕《郭子仪传》的举动，不啻一场意义指向鲜明的精彩表演。高宗手书《郭子仪传》并赐予武将阅读，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即为当朝武将树立“爱君体国”的典范，倡导武将效法。

　　以郭子仪为武将楷模，在南宋高宗朝大臣中不乏其人。吕颐浩曾言：“近世将帅事上尽忠、持军严整而又循规矩、道礼法者，莫如郭子仪。”在武将的优秀素质中，“持军严整”与治军作战有关外，“事上尽忠”“循规矩”与“道礼法”均强调武将对帝王和朝廷的尊崇。吕颐浩建议，缮写《郭子仪传》，抄录十余册，颁赐武将，“使之阅视，亦动激之一端也”。这正是朝廷对武将“事上尽忠”的要求和期待。

　　“知尊朝廷如子仪”

　　宋高宗君臣将郭子仪树立为当朝武将效法的楷模，是赵宋祖宗家法影响下控驭武将和加强集权统治的需要。

　　节制武将权力是赵宋祖宗家法的重要内容，早在北宋立国之初宋廷就主张“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强调武将之循谨，就是要防范其跋扈难治。在南宋初年宋金对峙的特殊情势下，这一家法受到严峻挑战。宋金战火中，武将力量乘势崛起，成为朝廷挽救危局的坚强依靠。然“诸大将之兵浸增，遂各以精锐雄视海内”，对高宗中央集权形成潜在威胁。因此，如何发挥武将抵御外患的作用，同时又能将其控制在朝廷之手，对统治者而言就是一个棘手难题。武将对朝廷和帝王是否忠诚，是高宗必须解决的问题。故对武将素质的要求就不能只考虑骁勇谋略，听命于中央尤为重要。绍兴六年（1136）十一月，宋廷设法调集各地驻军，大败伪齐，高宗称：“刘麟败北，朕不足喜，而诸将知尊朝廷，为可喜也。”在此背景下，为当朝武将树立一个“知尊朝廷”的模范，成为高宗君臣整饬军队和政治宣传的重要策略。唐代“有爱君体国之诚心”的名将郭子仪，从历朝武将群体中脱颖而出，成为武将效法的楷模，此乃宋廷在武将任用中突出强调“尊朝廷”这一准则的公开宣示，有着高宗谋求集权统治的真实用意。高宗君臣在处理武将关系时频频讲述前朝的郭子仪故事，其原因即在于此。

　　随着形势的变化，在宋金议和与收兵权的关键时刻，郭子仪故事再次登场。绍兴十一年正月庚戌，淮西宣抚使张俊入见，高宗发问：“曾读《郭子仪传》否？”张俊“对以未晓”。史臣在记载此事时曰：“先是，韩世忠易两镇节钺，上手写《子仪传》遍赐诸将，至是十年矣，故复以问俊焉。”显然，高宗手书《郭子仪传》赐武将，并非一时兴致所至，十年之后旧事重提，只不过高宗此次问答的对象不是韩世忠，而是换成了张俊。

　　对于张俊的不解，高宗做了一番解释：“子仪方时多虞，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顾望。故身享厚福，子孙庆流无穷。”我们将此与《新唐书》对读就会发现，高宗的话实际上是《郭子仪传》“方时多虞，握兵处外，然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顾望，故谗间不行”的照搬。高宗对《郭子仪传》的熟悉程度，于此可见。与《新唐书》不同之处在于，高宗加了“心尊朝廷”一句，而这一点睛之笔恰是他着意要表达的。高宗称：“今卿所营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飨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权之重，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高宗以古喻今，对郭子仪故事的讲述直接指向当下，为张俊指出两条出路。这对张俊而言，既有诱惑更是劝诫，“戒之”之意，可谓深矣。

　　谁是“朕之郭子仪”

　　绍兴十一年四月，宋廷罢武将兵权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其中，张俊力赞议和，首纳兵权。四月乙未，高宗下诏奖谕韩世忠、张俊和岳飞：“李、郭在唐，俱称名将，有大功于王室，然光弼负不释位之衅，陷于嫌隙，而子仪闻命就道，以勋名福禄自终。是则功臣去就趋舍之际，是非利害之端，岂不较然著明。”高宗之诏再次援引唐朝故事：同为中兴名将，李光弼与郭子仪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究其原因，李光弼“不释位”，而郭子仪“闻命就道”，是关键所在。正反两方面的前朝事例，摆在宋朝武将面前。宋高宗讲故事的形式看似简易，但对听故事的武将来讲却并不轻松。“是非”“趋舍”之间，与武将自身福禄攸关，更关乎帝王的集权统治。史家在记载此事时，特别提醒说“意盖有所指也”。高宗对郭子仪故事的讲述，直指朝廷收兵权的要害。

　　绍兴十二年十二月己卯，已被解除兵权的韩世忠上奏，愿献纳朝廷所赐良田等，以助军储。对此，高宗称“今兵权归朝廷，朕要易将帅，承命奉行，与差文臣无异也”。这一结果的出现，与高宗君臣为武将树立郭子仪这一“知朝廷”楷模的种种努力不无关系。

　　在南宋当朝武将中，谁是高宗心目中的郭子仪？高宗曾曰：“杨存中唯命东西，忠无与二，朕之郭子仪也。”杨存中是南宋著名武将，史载其年少有志，善射骑，慨然称：“大丈夫当以武功取富贵，焉用俯首为腐儒哉！”在宋金战争中，他以勇武著称，历经大小二百余战，身被五十余创，位至少保、少师，恩宠日盛。绍兴十四年四月甲辰，领殿前都指挥使职事的杨存中请诣太学谒先圣。对此，高宗称：“学校既兴，武人亦知崇尚，如汉羽林士皆通《孝经》，况其他乎！”此时宋金和议已经达成，以武功起家的高级将领杨存中，随着时局的变化，提出了拜谒太学先圣之请。不同于此前高宗解除韩世忠、张俊兵权时的正面晓谕和劝诫，杨存中的案例折射出时局演变下武将的因应之策。高宗对杨存中的评价，并未从谋略、骁勇与战绩着眼，而是强调他对朝廷“忠无与二”，此为高宗将他视为当朝郭子仪的关键所在。

　　要之，《郭子仪传》的阅读和郭子仪故事的讲述，有着宋高宗节制武将和集权统治的用意。将前朝往事作为当朝施为的参照与“镜鉴”，正是其真实目的所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唐记忆与10—13世纪中国多民族国家认同研究”（22VRC02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