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以下简称“翻译馆”）创办于1868年，是江南制造局为满足生产过程中的知识需求和人才需求而设立的附属机构。翻译馆秉持“因制造而译书”的宗旨，汇集了徐寿、华蘅芳等优秀科技人才翻译西书，是晚清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译书质量最高的官办译书机构，对推动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知识更新和近代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翻译馆的创设

　　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国内有识之士意识到西学的先进性和学习的必要性，西学东渐日益加速。洋务运动时期“自强求富”的现实需要，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深入学习西学，强调工艺格致，引入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改进中国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1865年，为“正名办物，以绝洋人觊觎”，两江总督李鸿章奏请朝廷，收购了上海旗记铁厂，合并丁日昌、韩殿甲所办的两个洋炮局，自美国采购百余种机器，正式创办了江南制造局，又称上海机器局。随后，该局陆续建成造船厂、机器厂、熟铁厂、汽锤厂及枪厂等机构，附设广方言馆与翻译馆，成为洋务运动中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综合性军事工业，对近代民族工业和科技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江南制造局成立初期，近代科学知识匮乏，西方机器引进后无人可熟练操作，诸多方面仍需依赖“洋匠”。“局内帮办之员”、格致家徐寿、华蘅芳等人在自制轮船“黄鹄”号期间，曾参考英国人合信所译《博物新编》一书，体会到西方科技的先进性与引进西学的迫切性。为翻译西书、引进西方科技知识，徐寿、华蘅芳等人多所擘画，为筹建翻译馆做出努力。1867年，徐寿向曾国藩上呈《条陈轮船制器四条》，其中历数了译书的重要性及举办翻译馆的可行性，得到总办冯焌光、沈葆桢等人的支持。冯焌光还亲自拜访英国人傅兰雅，聘请担任江南制造局秘书及译员。1867年至1868年上半年，徐寿、华蘅芳等与英国人傅兰雅、美国人金楷理合译《汽机发轫》《运规约指》等四本与机械制造密切相关的西书，曾国藩阅之大悦，于是奏请建立翻译馆。

　　1868年，翻译馆正式开馆，由徐寿任主事，分设翻译、格致、制造、化学各书提调一人，傅兰雅、金楷理为口译，徐寿、华蘅芳、王德均为笔受，翻开了中国近代科技书籍翻译史上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翻译馆的特点

　　作为晚清官办译书机构的代表，翻译馆聚集了一大批贯通中西的新式知识分子，翻译出版了大量西书，在近代西学东渐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据统计，翻译馆先后出版译著193种，以军事科学（44种）、自然科学（40种）类最多，还有船政、工程、制造、医学、农学及社会科学等类。这些译著为洋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知识基础与技术支撑，也体现出翻译馆的属性及内在特征。

　　首先，以服务制造局生产为首要任务。在创办之初，曾国藩提出的“因制造而译书”成为翻译馆的指导思想。基于此，翻译馆非常重视翻译制造类、应用科学类书籍，基础科学类相对较少，主要是为配合制造局生产船舰、枪炮等技术所需。其中，“最要为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等编，固属关系制造；即如行船、防海、练军、采煤、开矿之类，皆有裨实用”。以兵学译著为例，代表性译著就有《制火药法》《爆药纪要》及《克虏伯炮说》系列书籍等，都是近代西方最先进的军事技术著作。

　　其次，注重近代科学知识的传播。除应用科学类书籍外，翻译馆还积极译介一批高质量的西方基础科学名著。徐寿认为设立翻译馆的主要目的在于，“将西国要书译出，不独自增见识，并可刊印播传，以便国人尽知”，希望可在各省设院讲习译著，“使人明此各书”。翻译馆的译书活动考虑到了中国知识界的现实需求，并有针对性地引进西方基础科学知识，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提供助力。这些译著质量精良，备受好评。1871年，翻译馆首批译著出版后即获盛赞“精神微妙，无美不臻，而笔而述之者又复斟酌尽善”，可将其作为“工师之规矩”“儒生之图籍”，必将“家喻户晓”。此外，翻译馆译著销售甚广，被大量重印甚至盗版，为国内知识分子学习西学提供了重要的文本资料。

　　最后，以“西译中述”为主要译书模式。晚清翻译高潮中，因缺乏通晓中西之语的译才，口译加笔述的互存式合译——“西译中述”模式仍然大行其道，尤其在西方科技书籍的翻译活动中被广泛应用。在翻译馆中，传教士精通西语，中国译者则多为国内饱学之士，二者口授笔述，为译著内容的准确性、可读性提供了保障。当然，翻译馆的中国译者在书目选择、名词创设及内容删改等方面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如为“明汽机之致用”，徐寿等选译《汽机发轫》一书、贾步纬翻译《航海通书》时，将原书经度起点由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换算后改为“京都顺天府”，徐寿等人的译名“三原则”被广泛使用等。

　　翻译馆译著的影响

　　翻译馆是近代中国传播科学知识的重要阵地，对于西学东渐、中国社会思想近代化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被称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嚆矢”。

　　首先，为中国自然科学启蒙和新学科的创立作出贡献。翻译馆的很多译著都是国内相关学科的西书首译本，其广泛流传使新学科知识得以普及，对中国近代知识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化学为例，徐寿、徐建寅父子共翻译化学著作六部，系统介绍了西方近代化学中的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定性分析化学等内容，并将化学仪器、化学实验较为完整地引入中国，徐寿所创64种化学元素名中仍有44种沿用至今，《化学分原》是中国首部分析化学译著，《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是中国首部英汉化学词汇表。其他如物理、数学、天文、气象及地理学等学科译著的刊印皆有相似地位。

　　其次，西学引进逐步深化，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新陈代谢。翻译馆译著广销全国，不仅为近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学习西学的重要文本，且为新式学堂提供了教材，为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培养新式人才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其影响，大批知识分子学习西学，知识结构逐渐近代化，开始由传统知识分子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翻译馆译著扩大了国内知识分子的眼界，改变了中国学者的传统观念及士林风气，推动了中国近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果说洋务运动是近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摇篮，那么翻译馆译著则是这个摇篮提供给新式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

　　最后，有裨实用，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自成立之初，翻译馆就带有明确的实用主义色彩，所译书籍为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开展提供了助力。其中，《兵船炮法》《行军指要》等译著介绍了西方武器的使用方法、军队的训练方式，为中国近代军事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和技术支持。《意大利蚕书》《农务化学问答》等译著将西方农业的现代化成果及理论传入中国，为中国农业近代化提供了专业指引。《航海通书》《海道图说》等译著推动了中国近代航海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汽机发轫》《西艺知新》等译著则有助于中国近代制造设备与技术的引进与学习等。

　　1896年，由于傅兰雅离馆，翻译馆口译人员开始频繁变换，再加上大批留学生归国参与译书活动，该翻译馆在译书领域逐渐式微。1912年底，翻译馆被裁撤，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笔受’译员群体研究”（24FT QB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山东工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