圩田是古代江南先民在长期与自然斗争中探索出的一种农田水利开发的重要创造。以圩田为代表的江南地区大开发，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地区间的经济格局，成为推动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国之际，江淮地区成为魏国和吴国对峙之地，当地的农业生产与水利建设有较好基础。为解决军粮补给问题，双方都重视对这一区域的开发。孙吴“表令诸将增广农亩”，屯兵于皖河口，建望江西圩，于屯田各郡设置典农都尉，在吴郡、会稽、丹阳、庐江等地屯田，掀起了圈圩垦殖热潮。

　　五代和两宋时期，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逐渐形成塘浦圩田体系，把浚河、筑堤、建闸、水上交通等统一于农田水利建设中，出现了“五里七里一横塘”“七里十里一纵浦”的圩田格局，实现了治水与治田的有机结合。这一时期，江南东路的太平州、宣州、宁国府等地的圩田争相发展。据南宋王象之所撰《舆地纪胜》载：绍兴元年（1131），命太平州守臣葺制圩田。其中，芜湖县的万春、陶辛、政和三个官圩长145里，当涂县的广济圩长93里。至乾道二年（1166），仅宣城就有179圩。乾道八年，惠民、化成在旧圩的基础上又筑新圩，长达50余里。

　　有宋一代，江东地区出现了联圩这一新的围垦形式。它通过筑堤连接多个圩田，大大提高了圩区防御旱涝能力和土地利用率。明清两代，江南地区人口激增，土地资源更加紧张，进一步刺激了圩田的大规模开发。仅在皖江流域，圩田就迅速增至2000多个。其中，千亩大圩达百余个。江南圩田发展势头之迅猛，由此可见一斑。

　　在古代江南地区，历代政府都十分重视圩田管理。至宋代，江南地区的圩田系统已相当成熟。北宋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描述道：“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涝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可见当时的圩田规模宏大，内部有纵横交错的河渠用于灌溉和排水，外部则设有闸门用以控制水的流量。对于圩田建设，宋朝政府除了在财政上给予支持外，还设立了圩区基层组织。当时，江东的圩田在管理上体现了官民合作的治理模式。官圩由政府设立圩吏进行管理，主要负责圩田的维修与养护。私圩则由圩长管理，主要职责是召集圩丁修筑圩岸、浚治沟渠和防护圩田。当时，圩田建设的兴与废是官吏考绩升黜的依据之一，以激励官吏在圩田管理上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圩区基层组织的设立，为江南圩田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和可靠的制度保障。 

　　明清时期，官府对圩田的管理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这里以当涂大公圩的管理为例。据清人朱万滋的《当邑官圩修防汇述》一书载，清代大公圩设有不同层级的管理人员，如岸总、圩董、甲长等，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管理体系，彰显了清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智慧。在选拔大公圩圩吏方面，有两点值得关注。首先，严把选拔任用廉洁关。在如何看待圩吏“廉”与“能”的关系上，官府倡导“廉为本，能次之”，把“廉”作为考察圩官政绩的重要标准，这是因为“能而不廉，累民也”。根据这一选拔任用宗旨，顺治十五年（1658），大公圩选举出来的29名圩吏都是廉能并重、以廉为先之人，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员的任职质量。其次，建立对圩官的监督机制，做法大致有三：一是对“误公行私”“卖夫卖卯”“催趱不力”的圩官，一经发现，立即革职，并将情节严重者依法治罪；二是基于大公圩实施轮修制度的实际情况，官府派遣官员常年驻扎在圩区的核心区域，对修防堤工进行监督管理；三是对修防中的诸项经费实行严格监管，规定倡捐、挪借、亩费、借款等费用必须记账、造册、呈报，并张榜明示，以防权力滥用和腐败行为。

　　由于江南地区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之政府对圩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管理，从而使以圩田水利为代表的江南地区大开发产生了多元化的社会效应。

　　首先，引起经济重心的转移。在古代社会，经济重心主要由农业决定。在江南大开发的历程中，自唐代安史之乱以来，江东、两浙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农业区，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国家财赋仰给于淮南和江南。面对经济格局的颠覆性变化，唐代人发出了“赋多口众，最于江南”“天下大计，仰给东南”“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等感叹，道出了这一巨变产生的历史效应。北宋时期，淮南和江南得到进一步开发，特别是江南地区发展更快。根据漆侠先生所著《宋代经济史》统计，宋代垦田在7亿—7.5亿亩之间。这一数额不仅大大超过了前代，即使元明两代也未超过此数额。可见，正是以圩田为代表的江南地区大开发，为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封建社会的繁荣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恰如元人王祯在《农书》中所说，圩田“实近古之上法，将来之永利。富国富民，无越于此”。

　　其次，实现了粮食的高产稳产。圩田在抗御旱涝、夺取稳产高产方面，充分表现出优越性。宋孝宗时，淮上之田，“凡田一千顷，岁收稻二十万硕”，平均亩产稻谷2石。宋人贺铸在《题皖山北濒江田舍》一诗中写道：“一溪春水百家利，二顷夏苗千石收。”对于江南圩田的高产，曾任苏州知府的范仲淹有深切体会。据他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记，东南地区每年上供朝廷的粮食总额达到600万石，足见当时粮食产量之高。有宋一代，仅浙西、江东圩田，一般年成即可收获数千万石，成为每年上供朝廷粮食的主要地区，因而民间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

　　最后，孕育了丰富的圩田文化。江南地区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圩田文化，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它是先民们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生成的文化。在江南圩田数千年的发展变迁中，无论是修围、浚河、置闸筑圩技术的出现还是圩田管理制度的运行，都是在长期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完善的。第二，圩田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既包括物质文化，如圩堤水利遗址、圩田景观、传统水利工具等，也包括非物质文化，如圩田管理制度、治水与治田技术、治水精神、风俗习惯等。第三，圩田文化是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如萌生于春秋时期的太湖溇港文化，经由两千多年的发展变迁，逐步形成了由运河荻塘、太湖堤防、百条溇港、万顷圩田构成的水利系统。第四，圩田文化彰显了人水和谐共生的智慧。江南地区地势低洼、水系发达，古代先民通过修建圩堤、水闸等水利设施，将治水、防涝、灌溉等多种功能整合在一起，不仅提高了农业产量，而且降低了自然灾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