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际的军政制度在中枢决策机制、军事领导体制、战争指挥体系、武装力量编成、武官军职构成等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延续两百余年的持续性军事变革。军政体制剧烈变革的过程同样应视为国家进行军事治理的过程。唐宋之际的各政权通过漫长的军事治理，重构了军事体制，逐步达成了新的平衡。

　　唐宋军政体制研究现状

　　唐宋军政研究方面的高水平成果已经相当丰富，在藩镇军政体制、军事使职、五代枢密院以及宋初军政体制等方面都有深入的探讨。与此同时，在已有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其一，对晚唐五代军政体制变革和军事治理的认识尚待更新。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晚唐五代时期军政体制的总体面貌呈现出中央无法集中军权、藩镇祸乱、武将跋扈等特征。这些印象又在宋人对于前朝制度的反思和警惕中不断放大，持续影响了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以三省六部、中书门下、枢密院等为代表，唐五代中枢体制在不断变革的同时，军事中枢决策机制与军事领导体制也发生了相应调整，但关于这一问题的学术探讨尚有不足。中枢决策机制、军政领导体制、军令指挥体系、军事信息传递与军务文书运作等方面均有较大研究空间。同样，北宋军政体制强调分权制衡的特点尤为知名。相对而言，人们对晚唐五代在军事治理上取得的成就尚缺乏全面关注。

　　其二，缺乏新的聚焦性课题、理论关怀以及方法论。唐宋军政变革研究既受到中国传统史论的影响，又与近代以来的“唐宋变革论”密不可分。中晚唐时期，以杜牧、杜佑、陆贽、李德裕、李泌等为代表的时人开始激烈讨论兵制和军事。他们普遍怀念府兵制，将时局混乱归罪于节度使体制、藩镇等问题。宋人也广泛接受了这些议论，并扩大了有关藩镇的负面评价。唐宋时人的讨论深刻影响了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有关唐宋时代军政体制尤其是府兵制和藩镇的研究仍然强烈地受到影响。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国际范围内，唐宋学界都受到了“唐宋变革论”的深刻影响。学界普遍认为唐宋之际的军事制度变革是全方位的，但对其影响程度的评估有所不同。不过，进入21世纪以后，在唐宋史研究整体上缺乏新的聚焦性课题和理论关怀的背景下，唐宋之际的军政变革研究也未能克服这一弱点。相关研究聚焦的课题和使用的研究方法仍然较为传统，对新课题、新理论和新方法的探索较为有限。

　　唐宋军政变革研究新方向

　　缺乏理论关怀和方法论创新不足，成为唐宋史学界普遍意识到的问题。近年来，大陆学界不仅有关“唐宋变革论”的反思增多，而且在学术讨论和课堂上，也都普遍在谈论唐宋研究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论创新。在近年有关唐宋军政变革研究的相关论著中，已经可以感受到学者们在对此不断尝试，诸如“藩镇国家论”“宋型国家”等理论框架的提出，已显示出了新的理论探讨趋势。

　　新出史料成为唐五代军政变革研究突破困境的重要助力。《旧唐书》不修兵志，《新唐书·兵志》意在评论唐代军事得失、垂后世戒，对军政体制沿革的叙述并不精审。《通典·兵典》偏重战例，不述军政体制沿革。至于五代，旧《五代史》编纂不精，新《五代史》又过于春秋笔法，传世史料不仅数量更少，而且互相抵牾的现象更为严重。因此，出土文献及石刻碑志等新出史料成为唐宋军政研究不可或缺的宝贵史料，很多重大问题的深入探讨和持续研究都有赖于不断发现的新出史料。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军政的资料基本已经得到系统整理和较多运用，相对而言，石刻碑志文献正处于研究的高峰期。

　　墓志是唐五代石刻碑志文献的大宗。截至21世纪初，学界对唐代墓志的整理主要以大型汇编为主干，做穷尽式收集。近20年来，新出唐代墓志的增长尤为迅速，而且由于大部分新出墓志并非科学发掘所得，其收藏与刊布遂呈现出个人与机构并重的多元化、分散化特征。五代墓志数量有限，已经出版的几部汇编做了较好收纳。近年来，“中国历代墓志数据库”“中华石刻数据库”以及“唐五代墓志专目数据库”等数据库的涌现，使得唐五代墓志整理也逐渐走向了数字化。在唐宋军政变革研究中，通过运用石刻文献而产生新突破或获得新路径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不过，就当前石刻碑志文献在研究中的运用来看，还存在以下问题：其一，石刻碑志文献的研究方法急需转变；其二，针对单篇墓志文献的考证数量众多，但意义有限。

　　推动传统研究模式更新

　　数据库研究在当前已经初步显示出其在传统研究领域的威力。唐宋史研究的其他领域，诸如在使用数据库还原士人的交往结构、诗人的活动空间以及门阀士族的家族网络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至于军政研究领域，数据库研究同样能在分析武将的活动、武人家族、军职与武官的迁转序列、藩镇军政体制的时空演变等问题上大有作为。

　　数字人文是在文本数字化及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发展等基础上新生的研究范式。尽管在现阶段，以数字人文范式开展的唐宋史研究尚且有限，但在其方兴未艾阶段就显示出了强大的学术号召力。数字技术的强大效能可以为历史研究带来明显的改进，比如文本的数字化、数字文本的可视化、数据检索和智能辅助研究等。将传世文献与墓志碑刻等文献数字化、可视化，通过数据库的储存、分类、整合，不仅能有效克服当前石刻碑志文献利用的种种弊端，为相关研究提供充分便捷的资料来源，而且能够催生出更为深刻的研究成果。

　　数字人文能够弥合以往每个学者个人史料掌握能力和分析能力的参差，一定程度上消除主观意识造成的史料权重不均问题，使得所有相关历史文献都能发挥出应有的历史价值，充分重构其复杂的历史和社会情境。任意一条史料都能够通过数据平台进行广泛的索引和链接，汇聚相关的历史信息和文献资料，展现更为丰富、真实的历史发展进程，减少所谓后见之明和线性史观的不良影响。

　　同时，唐宋军政体制变革也要注重交叉学科研究。尤其要重视军政与历史地理、军政与政治学、军政与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随着府兵问题、藩镇军政体制、军事文书等领域内研究成果的积累，现有军政变革研究除对已有课题进一步深化外，更多地向边防体系与边疆民族、军政关系等领域拓展。而且，在传统军政变革的核心议题之外，诸如军事行政、军事治理、军事组织体系等问题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这就更需要学科交叉研究范式的深入。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唐文明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