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别和考证唐睿宗桥陵石翁仲身份是深入研究萨珊波斯与大唐王朝文明交流与文明互鉴的原创性选题，旨在复原大唐王朝与中亚、西亚和欧洲诸国文明交往、文明互鉴之历史场景。在梳理桥陵勘探发掘简报、调查勘察简报和国外相关文献资料基础上，结合桥陵陵园遗址与陵园石刻现状，对唐睿宗桥陵石翁仲身份进行甄别，有利于揭示萨珊波斯与大唐王朝文明往来的丰富内涵。

　　唐代帝王十八陵，因山为陵，遵循昭穆制度分布于渭北黄土高原上。唐代陵寝制度草创于唐太宗的昭陵，定制于唐高宗乾陵，唐代诸帝承袭遗制。据《旧唐书》中《睿宗本纪》记载：唐睿宗李旦，开元四年夏六月甲子，太上皇帝崩于百福殿，时年五十五。秋七月己亥，上尊谥曰大圣贞皇帝，庙曰睿宗。冬十月庚午，葬于桥陵。

　　唐睿宗桥陵位于陕西蒲城县西北丰山之上，坐北朝南因山为陵，陵园布局和建筑规模基本沿袭乾陵。桥陵神道现存石刻由南向北依次为石柱1对、麒麟1对、鸵鸟1对、仗马9件、石人16件，神道的蕃酋殿遗址曾出土蕃酋像残躯3件。四门外各有石狮1对，北门外还有仗马3对6件。北门外西侧曾发现牵马人残躯1件和身份不明的小型石人残躯1件。桥陵石刻众多，体高量大，石刻保存相对完整，世人称赞“桥陵石刻天下秀”。

　　唐睿宗桥陵神道两旁现存石翁仲16座，石翁仲身高3.67—4.28米，高颧深眼，络腮浓须。石翁仲头戴“鸟徽”之冠，为清一色抱剑武将，无执笏（圭）文官。唐睿宗桥陵沿袭唐代陵寝制度，比照乾陵配享的蕃酋石像与石翁仲，二者区别在于配享蕃酋石像和翁仲的多寡不同。如唐玄宗泰陵，翁仲有8尊，确定文武官员身份7尊。泰陵蕃酋石像、石翁仲少于桥陵在情理之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建林研究员认为，乾陵蕃酋殿遗址位于南门与门阙之间，而桥陵蕃酋殿基址坐落于陵园门阙以外的南门西侧，呈曲尺形，桥陵蕃酋殿遗址位置变化，当属唐陵首例。桥陵蕃酋殿遗址出土蕃酋石像残躯3件，蕃酋冠饰从束发变为头戴鹖冠。

　　对比唐墓出土文武鹖冠俑与蕃酋鹖冠俑，我们发现，蕃酋文武鹖冠俑或络腮胡须、高颧骨、深眼窝，手持笏板，或高鼻深目、八字胡须、宽袍大衣、外罩裲裆、双拳相握；唐人文武冠俑所戴鹖冠之“鹖”多为展翅欲飞的鹖鸡，立体感较强，而蕃酋文武鹖冠俑所戴鹖冠之“鹖”多为小雀状，头向下，两翼匍匐，与桥陵石翁仲冠饰“鹖”之造型同出一辙。

　　我们不妨将唐墓出土蕃酋文武鹖冠俑所戴鹖冠之造型与西安出土粟特人石棺祆教神祇浮雕中“鹰”、唐墓壁画中胡人架鹰隼加以辨认、分类与比较，不难得出这种“鹖”来自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它与琐罗亚斯德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图像、阿契美尼德王朝皇家印章浮雕、居鲁士大帝浮雕头冠耳处饰物和巴比伦亚述神祇尼努尔塔双翼形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

　　北京大学王小甫教授在《拜火教与突厥兴衰》一文中认为：“将拜火教神话中斗战神的化身Vareghna鸟比定为隼雀从而与中国古代的鹖鸟勘同是非常合适的。中国传统鹖冠本为双鹖尾，唐代饰以鹖鸟全形，当是受萨珊王冠影响，而所谓鹖鸟，就是拜火教中斗战神化身Vareghna鸟的原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毓芳研究员在《文博》1994年第3期撰文《唐陵石刻简论》认为，唐陵蕃像石刻可能受到波斯葬仪的影响，蕃酋石像不只是战争的俘虏形象，更多的是文明的归化者和后继者“胡貌汉魂”的形象。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自然而然地将唐代桥陵石翁仲身份锁定在萨珊波斯人群范围内。

　　公元前6世纪，出身于阿契美尼德家族的居鲁士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波斯帝国。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帝国，波斯人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耐人寻味的是，波斯帝国的阿契美尼德皇族徽标却被传承沿用下来，直至萨珊波斯王朝。637年，阿拉伯人大败萨珊波斯王朝军队于卡迪西亚。642年，阿拉伯人攻克首都泰西封，萨珊波斯王朝的末帝伊嗣候逃往中亚，651年于木鹿被杀。萨珊波斯王朝灭亡后，包括王子在内的部分王室成员流亡于大唐王朝。

　　通过对相关史料与文物的分析研究，萨珊波斯与大唐王朝的长期交往主要体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第一，萨珊波斯王朝多次遣使来唐求援。萨珊波斯在唐太宗至唐玄宗在位期间，先后遣使入唐23次。其中高宗朝遣使入唐7次，玄宗朝遣使16次。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二月，波斯与康国“并遣使朝贡”；贞观二十一年正月，波斯与康国等国“并贡方物”，同年三月，波斯“献活耨蛇，形如鼠，而色青，能入穴鼠”；贞观二十二年正月，波斯与康国等国“并遣使朝贡”。

　　第二，唐朝扶持萨珊波斯王族后裔。651年，伊嗣候被大食击杀后，卑路斯国王避难吐火罗。其间卑路斯国王遣使来唐朝求救，唐高宗以路远拒绝。唐龙朔元年（661），唐高宗封卑路斯王子为都督，以疾陵城（今伊朗卑路支—锡斯坦省东北）作为波斯都督府，派遣陇州南由令王名远将军护送卑路斯王子赴任，并在吐火罗地区设置羁縻府州。波斯都督府于663年被阿拉伯帝国所灭。高宗咸亨年间（670—674）卑路斯逃到长安，被唐朝授右武卫将军。高宗仪凤二年（677），大唐王朝在长安醴泉坊为卑路斯国王修建波斯祆教寺。翌年，卑路斯客死长安。唐高宗调露元年（679），泥涅师国王在裴行俭将军护送下，复国未果，寄寓吐火罗28年。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再次返回长安，授左威卫将军，后病死于长安。

　　第三，唐朝政府妥善安置萨珊波斯流民。萨珊波斯流民是一个庞大的特殊人群，大唐王朝如何妥善安置？唐太宗朝规定，外国质子和滞留不归的使臣隶属于中央十六卫大将，宿卫京师。唐玄宗力推“文官用汉人，武将用胡人”的策略，新政为萨珊波斯人定居、寓居、滞留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法律保证。

　　配享乾陵61位胡蕃的翁仲石像中，石人像右二排第三人的汉文姓名为“波斯大首领南昧”。武汉大学陈国灿教授认为，波斯大首领南昧与卑路斯王子同时到达长安城。波斯东大将陀拔萨惮不愿臣服大食。天宝五年，忽鲁汗遣使入唐，忽鲁汗被册封为归信王。天宝十三年，遣子来唐，“拜右武卫员外中郎将，赐紫袍、金鱼，留宿卫”。波斯大首领穆沙诺于开元十三年（725）七月、十八年十一月两次来到唐朝，后被唐王朝“授折冲，留宿卫”。

　　唐朝对于流亡、寓居、滞留于境内的萨珊波斯人，就地安置或在长安、洛阳、广州等地划定坊里安置。唐朝准许波斯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可以与唐人通婚，功勋卓越者赐姓李、授官开府，死后葬于大唐。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波斯人“留长安久居者或四十年”，“安居不欲归”，“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

　　第四，唐朝政府包容祆教文化。祆教是萨珊波斯的国教。7世纪中叶，大食灭掉萨珊波斯，祆教教徒入长安避难。萨珊波斯臣民为感恩唐朝政府的援助、收留，把原本祆教的神圣仪式融入唐朝境内民间庙会式的祭祀活动中，于是，超度亡灵仪式中的“离渡之桥”与祆教教义中的“裁判之桥”合而为一。祆教核心教义水到渠成地为李旦的灵魂自由出入梓宫搭建了“善惠、福佑”之“桥”。这就是坐落于蒲城县西北丰山（苏愚山、金栗山）上唐睿宗的陵寝为何冠以“桥”陵的缘由。善惠、福佑唐睿宗入住桥陵祆教仪式的本土化过程一旦完成，那么，参加祭祀活动的萨珊波斯臣民身份的等级标准就必须确定。寓居滞留唐朝境内的萨珊波斯皇室成员、大首领、使节武官、寺院高僧和众多在唐朝建功立业的萨珊波斯流民，理所当然成为唐睿宗桥陵石翁仲形象的人物首选。至于逐一厘定唐桥陵石翁仲具体身份，则完全取决于田野考古的新发现和研究者自身的科学研究能力。

　　唐代帝陵石刻作为丝路外来文明交融见证之一，经历了移植、归化到创新的“本土化”过程。在这个交互发展的过程中，文明的交往、互鉴，衍生出文明的区域性、协同性和多样性。这不仅影响了不同文化区域和国家的发展变化，也对以唐朝为核心的整个国际体系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代胡人都市生活研究”（21XKG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安培华学院科研管理中心副主任、西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