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闻名的敦煌石窟艺术，不仅是中国古代佛教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古代社会生活的生动展示。敦煌壁画中留下了许多关于古代丝绸之路上商旅活动的丰富画面，以及佛教文化传播交流的图景，这为我们直观地了解古丝绸之路上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提供了直接视觉图像。接下来，笔者将分别从丝绸之路上的商旅运输货物图景、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休息图景、丝绸之路上的商旅所遇艰难险阻图景以及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图景四个方面进行阐释。

　　敦煌莫高窟中有两幅《福田经变》壁画，分别绘于北周第296窟和隋代第302窟，它们直观地再现了古丝绸之路上的商旅活动。特别是表现“广施七法”中的几个画面与商旅有关，如“一者兴立佛寺、僧房、堂阁；二者果园浴池，树木清凉；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四者作坚牢船，济渡人民；五者安设桥梁，过渡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饮”。这些画面反映出丝绸之路上胡汉商旅东西往来的繁荣情景。

　　北周第296窟《福田经变》中的“修桥便行”情节，画有一座宽敞的平桥，桥边设有木质围栏，桥下是湍急的河水，桥上有两头正驮着货物过桥的毛驴，后面紧跟着两个骑高头大马、头戴帕巾的汉人模样的北周商人护送货物，还有一位身穿朱砂色袈裟、双手合十的僧人同行，这也展现出丝绸之路上商人和僧人结伴而行的事实。《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也记载了玄奘西行印度求法时，曾与商人结伴而行；桥的另一头，迎面而来一位高鼻深目、身穿圆领窄袖深色衣服的胡商，两手正牵着两峰驮着货物的骆驼，后面还有两头毛驴也驮着货物，最后还有一人右手扬鞭正催促着商队赶路。这一画面也让我们直观地看到，除了骆驼，毛驴也是丝绸之路上商队运输货物的重要工具。史书《周书·异域传》里记载，北周“弁服毡袭，辐辏于属国。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同样，我们在北周第294窟中还能看到胡商的供养题记：“清信商胡竹□□居□供养”“清信商胡竹……供养佛时”等，还有他们的供养人画像。史料和图像资料都记载了北周时期胡商在中国的商业与文化活动。

　　这幅《福田经变》中的商旅图景，可以说是当时丝绸之路上商人运输货物的真实写照。壁画上，经过画师艺术化处理的商队规模虽然不大，却再现了古代丝绸之路上汉人与胡人商队相遇于桥头的难得一幕，见证了一千多年前胡汉商旅东西往来的事实。

　　丝路上的商旅除了忙着赶路，也少不了休息，这两幅壁画也非常生动地再现了这些场景。在第296窟的《福田经变》中，“近道作井，渴乏得饮”情节里，画有一辆卸辕的骆驼车，车夫坐在车前石墩之上，右手撑着下巴，与卧倒在地的骆驼一同在一棵葱郁的大树下休息。顺着骆驼的视线，两位圆领窄袖、高鼻深目的胡商正在方井边汲水，前方马驴并排在水槽中大口饮水。最后是一只卧倒在地的骆驼，被一身穿黑色衣服的商人用双手掰开嘴巴，另一身穿朱砂色衣服的商人端着一碗药，正给它喂药。同样的画面在第302窟也有表现，只是较为简单。画面中绘有三人正在方井旁使用一架桔槔汲水，旁边一匹黑色大马正在水槽饮水，另一侧赤着膀子的两人正传递着水罐喝水。

　　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们长途跋涉在茫茫戈壁沙漠中，尤其是在炎炎夏日，若能遇到绿树成荫的沙漠绿洲，是一件令人感到充满希望的事情。《福田经变》就绘有类似情节——“果园浴池，树木清凉”。在第296窟中绘有一座四面环绕围墙的果园，八棵树木树冠葱郁，整齐排列成两排，三人正坐在树下乘凉。第302窟除了绘有树林，还画出了一个不规则的浴池，里面有两人正在泡澡，以解酷暑之炎热。

　　《福田经变》中还画了商旅们休闲娱乐的一组画面，这组画面被称为“听聪比丘立精舍因缘故事”。故事大意是生于婆罗奈国的长者子听聪，“于大道边，作小精舍，床卧浆粮，供给僧众。行路顿乏，亦得止息”。这种小精舍也称为“福德舍”，实际上是一种旅馆，可供途经的旅客入住休息、饮酒听曲。第296窟的画面中绘有一幢楼阁建筑，屋后有围墙环绕的后院，屋内有一人正在弹奏琵琶，旁边二人在听曲的同时手拿夜光杯畅饮美酒。第302窟中绘有一座庑殿顶建筑，檐下垂幔，建筑周围绿树环绕，屋内正中一位高大男子盘坐在一块垫子上饮酒，身边有三个身穿襦裙的女乐伎正在演奏，右边的在吹奏横笛，左边的在弹奏琵琶，屋外还有一侍者奉持酒浆。

　　莫高窟隋代第420窟窟顶东披的画面描绘的是《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内容，主要讲述观音“救八难”和“三十三现身”的故事。其中“观音救怨贼难”充分展现了商旅在丝绸之路上要面对的艰险自然地理环境和遭遇盗贼时的艰难，反映了当时丝绸之路上的重重困难。该画面以横式画幅自右向左展开：最右端画一商主在临行前跪地合掌，祈求观音保佑一路平安。接着绘商队启程，满载货物的骆驼、毛驴在商人的催促下，正在艰难地翻越一座巨大而又陡峭险峻的山峰。山顶上一头骆驼不慎失足摔下山崖，两位商人惊恐地俯身下望深谷。前面翻越山峰正在下山的商队生怕毛驴坠崖，只见他们双手紧紧地拖住驮载着货物的毛驴尾巴缓慢下行。等到商队安全下到山谷，商旅在溪边草滩休息，商人从骆驼、马以及毛驴背上卸下货物，卸去重负的牲口有的在吃草，有的在喝水，还有一头毛驴在卧地打滚，非常生动有趣。商主为防意外，还专门派了一个商人在半山腰放哨，他举起左手并抬头向山间瞭望。突然，一队强盗穿戴严实的盔甲，骑着马、拿着武器冲杀过来。商队的人匆忙拿起盾牌和刀剑，顽强地抵抗强盗，但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捉押，货物也被抢夺。在危难之际，商人口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强盗则放下兵器，排成两队恭敬地双手合十站立，商旅因此而得救。

　　莫高窟盛唐第45窟南壁的《观音经变》所绘“观音救怨贼难”之“胡商遇盗”最为完整精彩，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丝绸之路上西域胡商遭受强盗拦路抢劫的情景。壁画绘有一个幽深的峡谷，一群西域商旅戴着毡帽、穿着胡服，高鼻深目，胡须浓密，不幸遭遇了三个穿着汉装、手持利刃的强盗拦路抢劫。这几位商人的身后，是满载着丝绸和珠宝的骡马队伍，其中一匹骡马的货物已被卸下，可见几捆丝绸和一包袱财宝被堆放在了强盗的面前。商人们弯着腰，双手合十，胆战心惊，面露惶恐，正急切地乞求强盗放他们一条生路。然而强盗们手持长刀，不肯放行。由于丝路商旅活动中能够遇险得救，一直是商旅的心愿，所以自隋至宋的敦煌壁画中，“救怨贼难图”一直绵延不绝。

　　敦煌壁画中客观完整地描绘万里丝绸之路的画面是难以实现的，毕竟艺术作品并非地图。但是，通过一些壁画主题象征性地表现遥远的丝路图景是存在的，并通过这样的题材表现出漫漫丝路上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张骞出使西域图”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就是这样的两个典型案例。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首次出使西域，目的是联合大月氏夹击对抗匈奴，但其政治目的未能实现，却意外地“凿通”了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交流之路，开辟了连接东西方的重要通道，即后来的“丝绸之路”。基于这一历史事实，到了初唐时期，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北壁西端绘有一幅“张骞出使西域图”，该画面由四部分组成，情节以“U”字形呈现。第一部分绘于画面右上角，汉武帝同大臣正在汉式木构建筑甘泉宫（位于长安境内，即今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前，祭拜从匈奴所获的两金人。第二部分绘于画面下方，由于汉武帝并不知道所祭拜的这两个金人的名号，因此派遣张骞去往西域大夏国问佛名号，壁画描绘的正是汉武帝骑马送行和张骞出行前跪拜辞别汉武帝的盛大情景。壁画左半部描绘的是张骞启程前往西域大夏国的画面，画师用石青和赭石色描绘出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和蜿蜒曲折的“丝绸之路”，张骞一行人手持旌节由近至远、由大至小，忽隐忽现于丝绸之路上，终于来到了画面左上角的大夏国，该城堡极具异域特色，与画面右边的汉式建筑形成鲜明对比。该内容描绘的即为第三部分张骞在路上，及第四部分张骞抵达大夏国。“张骞出使西域图”有基于历史事实的部分，但也通过“至大夏国问佛名号”，巧妙地将这一政治事件转化为一件佛教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文化事件。自此，佛教文化沿着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由印度、中亚逐渐东传至中华大地。

　　莫高窟盛唐第217窟南壁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图主要描绘了佛陀波利史迹画、佛说法图以及根据经文绘制的各种信仰情节。其中佛陀波利史迹画讲述了北印度罽宾国僧人佛陀波利，沿着丝绸之路于唐高宗仪凤元年（676）来到中原大地，在巡礼五台山时遇到文殊菩萨化现的老人，受其开示后，佛陀波利又回到印度取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梵本，于永淳二年（683）来到长安进献给唐朝皇帝。随后，唐高宗让日照法师与杜行一起译成汉文，后来佛陀波利又在西明寺与顺贞等高僧重译为流通本的故事。该壁画生动地再现了这些内容，反映出丝绸之路上佛教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综上所述，敦煌壁画中的这些内容，不仅直观地描绘了丝绸之路上商旅活动和文化交流的繁荣图景，更是人类历史上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见证。在当前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这些壁画的价值显得愈发珍贵，也是未来国与国合作对话的基石。

　　（作者系兰州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兰州大学丝绸之路文化创意设计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