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事变后，京师大学堂于1902年底复校重办，随即创立师范馆，招收师范生，并开设较为系统的自然科学类课程。此时，科学知识的传授已被视为培育师范人才的基础与核心，这既是晚清以降，科学已成为富国强民之关键的时代客观需要，也是全权负责重办工作的管学大臣张百熙“办理学堂首重师范”理念的直接投射。 

　　师范馆专业课共分四科，其中第四类学科主要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生理学等，与清末学制改革规定中学堂应设置的博物科涵盖范畴大体相当，因此亦被称为“博物科”。随着第四科的教学逐渐深入，其所需要的各种模型、标本、绘图等博物教材愈发增多，全都从国外购置，靡费甚巨。与此同时，由于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学制的确立，清末新式教育获得了飞速发展，中小学堂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建立，亟需大量的博物科教材和用具。中国起初完全从日本进口相关教具，不仅消耗大量金钱，而且运输辗转，颇多不便。更有甚者，日方贪图暴利，粗制滥造，买来的教学用品竟不合用。出于满足自身教学需要，同时为中学培养能够自制博物科相关教具的人才之目的，京师大学堂呈请增设博物品实习科（后文简称“实习科”），“以教成能制作各种标本、模型、图画之技艺为宗旨”。    

　　1907年7月，经过学部批准，实习科正式成立，以程家柽为科长，以李荣黼为科员，负责日常管理工作。随后，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通令北京和外省各学堂选送学生进入该科就学。具体选拔标准为年龄在20至30岁之间、高等小学堂以上文化程度、曾习算术图画者，招录名额为30至40人，符合条件的学员在京由督学局、在外省则由提学使咨送。同年秋季，各省遴选的师范生经过大学堂复试后正式入学开课。 

　　在学制安排与授课内容上，简言之分为本科（完全科）与简科（速成科），前者修习三年，后者两年毕业，各分三类，先办简科。第一类以制造标本为主课，制造模型与绘图为副课，第二类与第三类分别以制造模型与绘图为主，以另两类为副。在课程方面，应修科目分为学科和术科，第一类（标本）的学科包括博物学、动植物采集与保存、剥制法、制作模型法等，术科则包括制作各种动物标本、显微镜用动植物标本等。第二类（模型）的学科与第一类近似，但术科课程以黏土、石膏、纸塑、铁线与蜡制模型为主课，动植物等标本制作为副课，这实质上是用于模型制作的手工科。第三类（图画）则在学科方面须研习博物学与制造模型法，又增设几何学、写真术等课程，术科方面则包括木炭画、铅笔画、水彩画与用器画以及显微镜写生图、雕塑等，实质是用于制作博物学图例的图画科。至于简科的课程门类与本科相近，也是划分成三类课程，每一类中亦有学科、术科之别，只不过具体课程与内容明显缩减与浅近，术科也不做主副课之分。 

　　在日常教学方面，实习科规定修学时间为每日上下午各四小时，每周修习六天。除学习动植物理论各3小时、手工实习4小时、体操2小时外，其余均为制作标本和各类实验的时间。实习科的教习多从日本延聘，也有少数中国人。据曾在该科就学的尹克襄回忆，日本教习土田兔四造和永野定次郎主要负责实习科第一类标本制作的相关课程，野田升平负责第三类图画教学，还带领学生到野外写生。松井藤吉负责矿物学的教学，除了编写矿物地质学讲义外，他还率领学生到野外采集矿石，分析辨识后制成标本。此外，师范馆第四类专任教习桑野久任与矢部桢吉分别兼职教授动物学和植物学。中国教习方面，叶基桢为农事试验场场长讲授动植物学。丁启盛是行伍出身，专教军操和用枪法（因为野外采集动物鸟兽均要用枪），陈季咸则教授国文。 

　　实习科各类课程较为重视实践操作环节，都是以实习为主，理论为辅。以第一类（标本）为例，该专业从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开始增加野外实习，每周由日本教习率领学生去郊区，实地采集动植物制作标本。第二学年则去到较远地方如永定门外的南苑、西直门外的玉泉山等地区。1909年甚至搭乘火车前往南口，下车后步行到十三陵、居庸关、八达岭等地，采集标本材料，为期三周，全程都在当地旅店住宿。此次大型野外实习活动由土田与野田带队，参加者均为实习科第一类学生，每位学生都背负动植采集箱、网，还有矿石采集袋（内附铁锤和钻）、昆虫采集箱、毒瓶以及水壶和口粮袋等。每日分组采集，每组三四人共用一支猎枪、三十枚子弹，平均每人肩负十至二十斤的辎重。尽管步行考察比较劳累，但好在师生均相对年轻，途中顺道游览许多名胜古迹，学习之外又增添不少见闻，收获了不错的教学效果。 

　　除了野外实习，北京西郊的农事试验场与万牲园也是实习科第一类学生重要的动植物考察和实习场所。由于场长叶基桢身兼实习科教习，因此他给予许多方便条件。万牲园饲养的动物死后，体型较大且难于处理的尸体多送至实习科做成标本，包括鹿、大雁、鳄鱼、鸵鸟、蟒蛇、大猩猩，1909年时甚至送来一头死大象，学生也由此获得了一些难得的标本材料。实习科学生多由各省筛选保送，大多远道求学，均认识到博物学的重要性，因此学习非常认真刻苦，遇到日本教习讲解或制作不甚清楚之时，都反复追问直到明了。在解剖死亡的蛇虫鸟兽时，尽管尸体时有腐烂变质，既脏且臭，学生们也都无所顾忌。由于学习态度端正，又肯吃苦钻研，实习科的学生很快有所成就，制作了很多符合规格且有价值的模型和标本样品。 

　　实习科修学期限原定为两年，即1907年秋季开学至1909年秋季期满毕业，举行考核后颁发文凭，并按成绩优等水平分别给予奖励。但两年期满，很多科目的实习时间尚不充分，都应补足实地观察采集制作标本模型的学时，因此学生向当局请求延长修学时间。另一方面，学部也考虑到实习科性质与中等工业学堂相近，而后者为三年毕业，“两年时间为时甚短，所学无多”，很难比照工业学堂的标准给予奖励，故而要求大学堂，“酌量设法令该生等展习一年，酌加功课，切实教授”。如此一来，实习科延期至1910年冬季举行第二次毕业考试，核定成绩等级，张榜公示，并经由学部奏请给予奖励。在毕业前途方面，实习科毕业生被推荐升入高等实业学堂，不愿升学者，拟请照章分派到各省补用。 

　　整体上看，博物品实习科取得了一定成绩。在学期间，学生们制作的标本、模型被大学堂选送参加1910年召开的南洋博览会，收获好评的同时还夺得一等奖的奖状和金质奖章。毕业之后，尽管大部分学生并未获得继续深造的机会，而是回到原籍，但毕竟返乡服务、造福桑梓本就是实习科设立的题中应有之义。可从实际情况看，毕业生多陷入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境地。以贵州省实习科学生尹克襄、杨远临为例，前者学做标本，后者学做模型。1911年毕业后被贵州巡抚电令回黔，起初二人奉命创办“工业教员养成所”，与其专业所学并不相合。所幸后来贵州成立劝工局，委派二人开办标本科与模型科，供各县选送的高小学生前来学习，使其能够学以致用。标本与模型两科起初尚有所成效，其出品也在全省展览会上获得一等奖，但好景不长，一年之后就遭停办。后来尹克襄以业余采集制造标本者的个人名义参加过一些展览会，并取得优良名次，但始终没有得到官方的大力支持。 

　　综上所述，博物品实习科是为因应清末推行新学制下，中学博物科教师与相关教学用品严重缺乏的形势而创立的，其所培养的40多位毕业生可谓近代中国第一批具备博物学专业知识的中等师范生，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回到各省从事教育工作，为基层中小学堂培育人才、制作教具并传播博物学知识贡献良多。但必须要指出的是，实习科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首先，该科仅仅培养一届学生即遭停办，且三年间使用的教学用具大都购自日本，合算下来消耗着实不少。其次，官方对于该科学生日常教学之外的合理诉求不闻不问。就读期间，学生们关于改进学科、加强试验、组织全国博物调查所、为将来编辑书籍进行资料收集等重要请求都成了泥牛入海，毫无回音。最后，官方对于该科学生的职业发展亦无清晰规划。不仅深造的许诺落空，就连回省服务的专业对口也无法保证，以至于毕业生沦为散兵游勇，难以形成合力。这种学而不用、得不偿失的结果也折射了近代中国博物教育发展之路的曲折和坎坷。 

　　（作者单位：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会科学院基地、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