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专经，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内，科举群体选习同一经籍的现象。该现象肇始于唐，积淀于宋，至明蔚为大观，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地方科举文化。明代江南地区为经济中心、人文渊薮，在其域内，涵养出了不少引领科场风气的科举高地。明人吴宽概括明代科举专经之学：“莆田之《书》、常熟之《诗》、安福之《春秋》、余姚之《礼记》，皆著称天下者，《易》则吾苏而已”，江南独占其二。事实上，江南值得称道者，又不仅限于《诗》《易》。祁门之《春秋》、广德之《礼记》、无锡之《尚书》，均卓荦可观，名擅一时。这些都代表着明代江南科举的最高水准，且随着江南地域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实现了江南科举的长盛不衰。

　　江南科举的承绪与重塑

　　明代洪武三年（1370）开科取士，拉开了明代科举史的序幕。洪武至永乐年间，江南科举体现出了两方面的特点：在承接前朝余绪的同时，受国家政策的影响，涤故更新，不断重塑。

　　元末文人杨维桢，善治《春秋》，门人专于《春秋》者遍布江南各地。元末明初苏州人张适，习《诗》经，幼时与乡人结社习举业：“同经之士商榷弗怠”，“会则各以所业文字示而谕议之”。吴县人练升伯，“命二子从东阳沈先生伯熙学《诗》经”，谢儆“以《诗》经领乡荐，大明维新，辟修元史，书成，受翰林国史院编修”，宋圭，从会稽赵本初习《诗》经，“学既成，大明维新，设科取士，登庚戌进士第”，处士沈敬明“精研于《诗》经，遂以应进士举，中江浙辛巳备榜”。这是江南科举承绪的一面。

　　明初凤阳学校残破，民不向学，政府出于政治与经济的考虑，将江南富民徙入凤阳，不少元末地方世家，纷纷任教于凤阳等地。莆田吴义孚，学贯经史，邃于《书》，洪武五年为凤阳府学教授。建文元年（1399），苏州人刘政，以《春秋》中乡试解元，其父刘以礼，洪武初以明经荐授沛县儒学教谕，“多所成就，沛学至今祀之”。刘政于靖难之役后绝食而死，元代以来家族科举一脉至此终绝。江阴人张宣，幼年受杨维桢等人嘉赏，引为忘年交，洪武年间授翰林院编修，后谪濠州，死于道中，所著《春秋胡氏传标注》等书皆不传。在明初，上述诸事并非孤例，这是江南科举重塑的一面。

　　江南科举经历了明初的调整后，在永乐年间逐渐发力。在苏州，吴县长洲等地科举人才中，《诗》与《春秋》日趋减少，《易》开始增加，专经的代表性人物开始出现。吴宽谓：“苏之《易》，始于顾顺中先生，一时游其门者，出则取科第，以其经转相传授，岁久师弟子益众，延及他郡。”顾顺中，长洲人，为永乐十二年（1414）应天乡试《易》魁，二十二年进士，教授乡里，其子睢、孙余庆先后中举，成为长洲地方早期以《易》成功的科举家族。同时，顾氏积极培植地方后学，如贺亷、孔友谅、顾珣等一批地方科举人物，皆为其弟子。“《易》则吾苏而已”的专经风尚，大概奠基于此时。在江南的另一端，徽州《春秋》开始萌发。祁门人黄汝济“破天荒之讖”，以《春秋》中永乐元年乡试。黄氏致仕归乡后，“筑室学傍，执经门下者甚众”，带动祁门科举风气。

　　科举专经之风兴盛

　　明初取士不拘额数，至天顺年间，定额取士才成定制。成化、弘治前后，江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科举竞争日趋激烈，在此背景下，凭借一经之长而称雄科场的地方科举臻于鼎盛，蔚为大观。

　　在徽州祁门，黄汝济之后，祁门《春秋》在邑人周昌、县学教谕孙曰让的开导下，步入成熟期。他们将元儒的学说加以改造，使之更适合举业，“祁学之科甲多以《春秋》售”。天顺年间，祁门人谢润出任浙江按察司佥事，大学士丘濬在为其赠序道：“惟祁门《春秋》天下闻，君始以是经，起家进士”，给予徽州《春秋》极高的赞誉。

　　在常熟，大量治《诗》的代表性科举家族纷纷出现。县前周氏，10名举人及以上功名者中，7人治《诗》经；五渠瞿氏，7名举人以上功名者，全以《诗经》中举；庙巷程氏，6人中5人以《诗》起家；山塘王氏、庙巷王氏、南门翁氏，合计15人全部治《诗》。明代常熟籍文人孙楼自傲道：“余邑士以善说《诗》名于吴，其解人颐也，不让西京之匡生。”西汉匡衡，以善解《诗》经而闻名于时，孙楼以此相较，显示出对本土《诗》经相当的自信。

　　在昆山、吴县等地，成、弘之际是《易》经科举家族出现的集中期。治《易》中坚力量的伊氏家族开始发迹。伊氏世为匠籍，有名恒者好学善书，永乐中简侍东宫，洪熙初擢工部营缮所正。恒有弟名悌，悌生溥，溥子乘，登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乘子伯熊承家学，入应天府学，中正德丁卯乡试，著有《易义》，乡里学者多从其游。伯熊子敏生以《易》中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孙在庭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著有《周易笔记》，为家传户习的科举用书。昆山朱氏，为元末以来地方文化世家，有朱德润者，“文章典雅而理致甚明”，子朱吉洪武中以学行被荐，吉子永安博学工诗文，永安子朱夏，“授徒讲学，师范卓然，巨族争延课子”，朱夏子朱文、朱文子希周，希周孙衍先后于成化、隆庆间以《易》中第。弘治十四年（1501），昆山人顾鼎臣以《易》获隽，开启顾氏科举一脉。

　　于江南叨陪末席的小地方广德，因《礼记》的成功，迎来难得的高光时刻。成、弘两朝，南直隶《礼记》中式人数前三甲分别为淮安21人，徽州19人，广德15人。这一势头，一度延续至嘉靖年间。代表人物如李天植，以《礼记》中隆庆五年（1571）进士，著有《礼记裒言》；李徵仪，天植孙，以《礼记》中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李崇谦，以《礼记》中嘉靖十六年举人；李得阳，崇谦子，以《礼记》中嘉靖四十四年进士。

　　江南科举呈现多样化

　　专经之学，在强化地方竞争力的同时，也形成了科举的路径依赖与藩篱。嘉、万以降，人心思变，江南科举也在变，专经虽在，但难以一家独大，多样化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

　　在徽州，《春秋》盛况不再。嘉靖末年，歙县人许国以《诗》进士及第，在其带动下，地方出现了研治《诗》经的风气。休宁一度为宋元时期科举重镇，至明代却陷入了长期低谷，正德之后，休宁科举得到迅速发展，共产生了78名举人，其中42名以《易》中式。在祁门，传统《春秋》科举家族陷入衰微。祁门善和程氏，崇祯年间族人在续修家谱的时候，提到自嘉靖以后，“世近百年，朝更六代，值连遭阳九，甲第乏人”。反之，在一向治《诗》的常熟，在“未闻有以麟经起家者”的情况下，出现了以邵圭潔为代表的研习《春秋》士群，兴起了一条《春秋》科举进路。其后，如镇江金坛的史、周二氏，桐城的麻溪姚氏，常熟的庙桥翁氏，西北钱氏，纷纷以《春秋》起家。

　　在苏州，传统治《易》的科举家族也在改经。顾鼎臣曾孙辈的顾天宿，顾咸受、咸正、咸建三兄弟，万历至崇祯年间先后以《礼》经中式。昆山《礼》学，从景泰四年朱萱（子朱观，正德四年以《易》经乡举）之后便告中断，近百年后，至嘉靖十六年才由邑人方元儒、张宪臣等人接续。张宪臣于嘉靖十六年《礼记》中式后，其孙鲁唯、曾孙立廉，克继家学，遂为《礼》经科举家族。与方、张等人同时的，尚有被目为明代后期昆山《礼》学开创者的曹治道。曹氏少习《易》，后改《礼》，虽屡困于科场，其《礼》学为当时所称。子昌期、孙铨、鉴均世其家学，“邑中之以学《礼》称者，实自治道始”。

　　明代从乡试至会试以五经取士，各经取士亦有较为固定的比例，同一解额区域内所习本经相同的科举士子，为实现人生进阶，必须就各经相对固定的录取名额展开竞争，进而引发地方科举的兴衰更迭。这一过程中，江南人才辈出，各领风骚。科举专经之学流转，地方人文随之嬗递，这一过程中，江南人才辈出，各领风骚，在整体上维持了江南科举的领先地位。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