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录是朱熹与其门人讲学问答的现场实录或事后追忆的纂辑,具有即时性和交互性。朱子针对南宋社会现实,诠释经典所载圣贤之语,以口说独语或诘难论辩的形式表达其所欲说的见解,既关注训诂考据,又重视发明义理,主张以心明经,致力于凸显言说者独立思考的问题指向和忧人忧心忧道的人文情怀。这反映了朱熹理学思想的演变脉络、南宋社会生活及语言使用状况。
朱子语录的编选类分
朱子语录有汇编本、选编本与类编本。嘉定初年(1211—1214),度正率先编刊数家所记语录,李道传的《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则为最早的汇编本,搜集了廖德明、辅广等33人所记笔记,刊印于池阳,简称《池录》。汇编本还有刊印于饶州、婺州、徽州、建安等的《饶录》《婺录》《饶后录》和《建别录》,今仅传有藏于我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池录》宋刻本7卷与明抄本11卷。选编本传有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宋刻《晦庵先生语录大纲领》,选辑廖德明、余大雅等13人所记,按内容分为10卷编排,还有杨与立《朱子语略》、叶士龙《晦庵先生语录类要》和张伯行《朱子语类辑略》等。类编本有黄士毅编《蜀类》《徽类》和王佖编《徽续类》,刊印于眉州和徽州,今仅传有日本九州大学图书馆藏宝祐二年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朱子语录现通行本为黎靖德汇集各家所编《朱子语类大全》的修订本《朱子语类》,循黄士毅创立的以类相从原则编排,同时保存李道传采用的注明记录人及其所闻年月的做法,咸淳六年(1270)刊印于建昌,140卷,约200多万字,收有朱子的100多位门人所记14295条语录,今存明成化刻本、万历刻本和清康熙刻本、光绪刻本以及朝鲜历代刻本等。
汇编本依记录者和所记年月为序编排,从中可考门人各自从朱熹就学时间、得到的教诲及其不同风格。选编本择选精粹,旨在体现朱子思想的主体纲领。类编本按所记内容的性质分门别类,从中可考门人间同席听讲的关系及所记同一内容的详略异同。三者形成“现场实录或后续补录的原始笔记—择要选粹—分类编排”相辅相成的承传,诸本的取舍类分则反映了朱熹亲传和再传弟子及后学编纂者对朱子思想的阐发与理解。
远播东亚各国
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系宏阔、博大精深,不仅主导我国思想界达七百多年,对文化结构、政治生活、伦理思想、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理想人格等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跨越民族和地域的界限,宋元时传至朝鲜、日本和越南,明清又西传至欧洲,形成了涉及经学、史学、文学、哲学、教育、伦理及自然科学等的朱子学。
朱熹的著作传入朝鲜后,形成了以李滉(号退溪)的退溪学派与李珥(号栗谷)的栗谷学派为代表的朝鲜朱子学。成宗七年(1467),谢恩使郑考常携《朱子语类》入朝,李滉撰《语录解》,柳希春撰《朱子语类笺解》。孝宗八年(1657),郑瀁将李滉和柳希春的注释合编刊为《语录解》,收释一千多个朱子语录中的方俗口语词,按汉字的字数分“一字类”“二字类”“三字类”“四字类”“五字类”和“六字类”等编排诠解。显宗十年(1669),南二星修订重刊。今传《语录解》有抄本、刻本和木活字本等,韩国弘文阁影印出版为《〈语录解〉异本六种》。此外,还有一些阐释朱子文献词句及探究义理的综合著述,如宋时烈《朱子大全札疑》《朱子语类小分》、李縡《朱子语类抄节》《朱子语类要略》、河谦镇《朱子语类节要》、李宜哲《朱子大全札疑后语》《朱子语类考文解义》、白斗镛《注解语录总览》、李义凤《古今释林》等。根据朱熹弟子钟唐杰、窦从周的《荣西禅师归朝宋人送别图》,日僧荣西曾携朱子著作返日。德川幕府时期,朱子学渐成“官学”,林罗山(一说为山崎暗斋)借鉴郑瀁《语录解》体例编《语录解义》。延享年间(1744—1747),留守友信编有《语录译义》,又名《俗语译义》《俗语释义》。
文明间的交流常常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度的。这些阐释朱子语录的文献既吸纳了我国朱子学的研究成果,又有朝鲜日本编注者之间各自的承创,从中可见朱子学在东亚文化圈传播中同调与异趣的价值取向。
为儒学发展开辟广阔空间
朱子语录范围广博,自天地万物之源,至一草一木之微,从自然界到人类本身,无所不及,且于一颦一蹙间不乏思想火花的即兴迸发、评述时事的真情流露,纤悉详现师生间相互研讨学问时随问随答的鲜活场景。我们从中可“听”到朱子的经国之谋、济民之政、出处之义、交际之道,还可略窥庆元党禁时的人情世态和朱子的心态。学界以往研究多依据今通行明成化刊宋代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或清代张伯行《正谊堂全书》所辑八卷本《朱子语类辑略》,但未注意比勘各本的异文,往往误把后时资料当作同时资料,未将早期版本的材料纳入考察范围进行全面研究。现存《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晦庵先生语录大纲领》《朱子语略》《晦庵先生语录类要》和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及《语录解》《古今释林》《语录解义》等,保留了大量未经黎靖德删改的文字材料,且更接近当时记录的原貌,在理学研究、文献研究和语言研究等诸方面,皆有提供第一手鲜活语料的重要价值。
朱子语录所跨时间,最早为朱熹41岁时,最晚为其易箦前,长达30年。有的出于朱熹所著相关专著成书之前,反映了其早期思想观点;有的出于其专著成书之后,反映了其思想观点的发展。传世文献多有不同文本,呈现出不断修订并形成通行本的动态过程。因此,根据朱子语录现存各本异文,可探不同记录者和编纂者的取舍及对朱子理学思想的吸纳和理解,还可考其由原始笔记到最终通行本的动态演变。如探讨注者诠解的用意、编者选辑语录的社会背景及东亚儒学传播史的流变等。又如《朱子语略》有160多条语录未见于黄士毅、黎靖德《朱子语类》,可探朱熹亲传弟子杨与立对其思想的接受与理解的传承实情,还可补今存宋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之阙,还原李道传最早所编朱子语录雏形。从语言角度看,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在字、词、句使用方面的异文多是语言发展变化的结果。竹越孝《语录解与唐话词典》称《语录解》为“历史上最早的汉语白话词典”,《语录解义》为“最早的唐话辞书”。朱子语录中文白夹杂的不同措辞及各本异文,为我们提供了考察文章体式雅俗观念和语言古今文白演变的范本。
朱熹承传孔孟,涵泳五经而集注四书,使经学走向理学,为儒学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空间,充分体现了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文精神,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朱子语录在东亚文化圈中传播的同调与异趣,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拓宽朱子学研究的新视角,也体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互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朱子语录词语汇释”(18AYY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