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于泛伦理主义，儒家所构想的君子呈现出伦理性特质。这主要表现在四个层面。一是君子本质凸显伦理理性。儒家赋予君子更多优秀道德品质内涵，使之由侧重于表示身份、地位的称谓转化成为侧重于道德理想人格范式的称谓，并具有德性伦理与德行伦理的二重意蕴。二是君子致力于追求道德价值。儒家思想中的君子体现了对人类道德价值的共同愿望，不仅展现了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人生态度和厚德载物的博大宽容道德情怀，还彰显了重道与积德的道德至上精神品格。三是君子讲究道德理想。在儒家看来，一个有德有位的君子为人处世、治国理政要坚持善政以使民众向善、为善，要通过自己的道德示范作用对“有道社会”和“善治社会”进行建构。四是君子注重自我道德修养。儒家要求君子注重个人的自我道德修为，注重好学、修身、重行和改过，以此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与道德境界。

　　【关键词】儒家；君子伦理；特质

　　作为一种理想人格，“君子”受到先秦时期道家、法家、墨家、儒家等各家各派的普遍推崇，成为先秦诸子共同设想和推崇的理想人格形象。先秦儒家建构了较为系统的君子之学，达到了君子学说的高峰，并得到了后儒家的承传、补充和完善。儒家阐发的君子之学内容丰硕，包括君子的本质内涵、君子人格形象的本体依据、君子结构的构成要素、君子的外在表征、君子的社会地位、君子的规范准则、君子的胸怀境界、君子的存在形态、君子的价值观念、君子的精神情感、君子的修养工夫等。传统儒家的君子之学作为中国传统人学的重要构成，进入21世纪之后业已成为学术界的“显学”，发表了上百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十几本专著，举办了几十次学术论坛，而且君子之道、君子之风、君子人格等之类的君子文化也在社会各个领域受到普遍关注和广泛延展。然而，学界对以儒家为主阐释的传统君子之学的研究不仅存在许多争议，认识并未达成一致，而且存在不少误读误解，尤其是对儒家君子人格的道德特质和伦理特性揭示不够。笔者曾经揭示了儒学的双重性：一方面，儒学探讨过人的非道德品性、修养和境界等问题，将非伦理要素看成人的本质规定性之一，在知、情、意人格基本要素规定上强调人的理智本性和“志”“美”在人格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在理想人格设计上所推崇的圣贤、君子、大丈夫、成人等被赋予非伦理品格；另一方面，伦理之学是儒学的核心和主流，重德是儒学思想的根本特质，儒学带有浓厚的泛伦理主义色彩，这主要体现在它以性善论为滥觞、把人格伦理化等层面上。在此，笔者试图站在道德哲学与人学相结合的角度，具体从君子本质凸显伦理理性、君子致力于追求道德价值、君子讲究道德理想和君子注重自我道德修养四个方面，透视儒家观念中的君子所体现出来的伦理性特质，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君子本质凸显伦理理性

　　“君子”早期主要是一个“位”的概念，为贵族、执政者、上位者等的专称，可谓高位、厚禄、富贵、荣华之称。许慎《说文解字》释“君”曰“君，尊也，从尹口，口以发号。”《仪礼》云：“君，至尊也”。早在西周时期，“君子”一词就广为流传，《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和《语》《管子》等典籍存在大量有关“君子”的论说，“春秋三传”《孔子家语》《吕氏春秋》《尹文子》《法言》《新书》等古籍也不乏“君子”言论。先秦典籍中，“君子”多指“君之子”。

　　就君子的构成要素而言，早先文献也经常在具有较高智识、才能意义上使用“君子”一词。到了春秋末期以后，君子延续了“位”的意涵，并继续在上位的意义上加以使用。孟子就经常把君主称为君子。例如，孟子对齐宣王所说的“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孟子·梁惠王上》)，对滕文公讲的“君子业垂统”(《孟子·梁惠王下》)“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孟子·梁惠王下》）以及他所说的“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 等等，其中的“子”即是指国君。

　　通过孔子儒家和其他诸子百家的解说、延展，“君子”逐渐被赋予更多优秀道德品质内涵，进而使之由侧重于表示身份、地位的称谓转化成为特定的道德理想人格模式的称谓。由于儒家常常将内圣与外王融合，“君子”一词由指“德”与“位”合为一体的上层之人，逐渐转化为侧重于以“德”言君子，更为广泛地赋予君子德性伦理与德行伦理的二重内涵。对儒家来说，自我修身和政治参与是君子相反相成的双重规定，而它既具有“德”的品位意涵，如同萧权所言“‘君子’这个词的原意是一个有地位的人应当培养他的美德，然而，孔子试图强调的是，一个人培养美德是为了获取社会地位”，又具有安乐哲凸显的政治参与的“位”的意义，它体现了个人修养与政治责任、教育社会—政治秩序之间的共生关系，特别是孔子所推崇的君子坚持将政治责任和道德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从儒家君子之学的发展历程来观察，就会发现孔子对君子德性与德行的论说十分丰富、规模宏大。《论语》的“君子”用例达107项，由此基本奠定了儒家君子之学的总体格局。孔子从君子之道角度，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君子人格的德性与德行所在。首先，孔子自谦地断言君子具有智者、仁者、勇者三种人格所呈现出来的不忧、不惑、不惧三种境界，而他自己一项也没有做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其次，他称赞子产在为人与为政过程中表现出恭、敬、惠、义四种美德。“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治长》）再次，他指出，君子心胸开阔，不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反之，小人由于私心太重，总是心理负担重，常常表现出忧虑、担心、不安的样子。“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再其次，他揭示了君子不忧不惧的品性。司马牛问什么是君子，孔子回答道：“君子不忧不惧。”(《论语·颜渊》)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他看来君子能够做到问心无愧，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忧愁和恐惧的。“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由于孔子如上讲过“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因此可以说君子集仁者和勇者的道德品格于一身。

　　孔子及其弟子还多方面地揭示了君子的如下道德品质：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

　　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

　　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

　　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

　　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

　　由上可见，孔子对君子德性与德行的规定十分丰富。

　　《孟子》一书关于“君子”的用例有82项。尽管相比而言孟子的君子之学较为简单，却也对君子之德性与德行进行了解说，如他说“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孟子·公孙丑上》)，而作为思孟学派的经典之一。《中庸》同样触及君子的伦理品性，譬如它言：“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中庸》着力阐述的君子之道，如果仔细进行解读，就会认识到，它绝大多数是关于君子的伦理规范，主要包括君子慎独、君子中庸、君子和而不流、君子以人治人、君子素其位而行、君子修身、君子贵诚、君子内省不疚、君子不动而敬，等等，而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它阐明的“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伦理戒律。众所周知，《大学》阐明了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就隐含的主体而言，它们主要体现的是君子以道德修身为基础的社会担当；同时，它既明确地提出了“君子必慎其独”“君子必诚其意”“君子先慎乎德”等为己道德律令，还揭示了“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等为人伦理规范。

　　荀子更为系统地承继了孔孟的君子之学。《荀子》不仅高度重视“君子”的解说，这从其用词达297见、32篇每篇都有“君子”用例可见一斑，还明确地提出了“君子之学”命题。荀子虽有时把君子理解为通才，如他说“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荀子》)，但更多赋予君子以道德品质。他关于君子伦理品性的论说俯拾皆是，如“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荀子·不苟》)；“君子大心则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知则明通而类，愚则端意而法；见由则恭而止，见闭则敬而齐：喜则和而理，忧则静而理；通则文而明，穷则约而详。小人则不然，大心则慢而暴，小心则淫而倾，知则攫盗而渐，愚则毒贼而乱：见由则兑而倨，见闭则怨而险；喜则轻而翱，忧则挫而慑；通则骄而偏，穷则弃而儡”(《荀子·不苟》）；“君子无爵而贵，无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穷处而荣，独居而乐”(《荀子·儒效》等等，不一而足。从这些引文不难看出，荀子赋予君子多种多样的优秀道德品格。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荀子吸收借鉴了《大学》《中庸》以及郭店楚简《五行》和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等文献中的“君子必慎其独”“君子必诚其意”“君子先慎乎德”“君子诚之为贵”“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等诚意、慎独观念，从正反两方面强调君子能够致诚、慎独(《荀子·不苟》)。汉代之后的儒家，其君子之学虽主要是“照着讲”并无大的创见，但各自结合社会经验和个人体会对“君子”的道德本质规定性也有所发展。拿朱熹来说，他不仅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君子做了一定的创造性诠释，还在《朱子语类》中依据当时社会政治现实从伦理学角度就君子小人之辨、君子小人之道对君子的内涵做了论说，而且在和吕祖谦共同编撰的《近思录》中专篇设立了“君子处事之方”。

　　二、君子致力于追求道德价值

　　儒家的君子之学某种意义上即是道德之学，它凸显了君子对人类道德价值的共同愿望。提到儒家揭示的事关君子的道德追求，首先不能不言及《周易》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传》）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卦·象传》)的光辉命题。前者要求君子应当仿效天道永远不停运转，独立自强并永不懈怠，从而展现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自我担当的处世精神；后者从天道与人道合一的思维出发，倡导君子具有博大、宽容的道德情怀。不仅如此，儒家还着重从重道和积德两大方面深刻阐释了君子对人间道德的普遍向往。

　　（一） 重道

　　儒家的君子重道思想，大体体现在强调君子理应得道、乐道、谋道和忧道四方面。

　　1.得道

　　孔子提倡君子“就道而正”。他认为，判断一个君子是不是好学，最为重要的标准是看他能不能根据一颗自我完善的善心，不去追求温饱、安逸而向有道之人学习，以此来匡正自己。“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正是由于君子身上肩负着得道、弘道、守道的历史使命，所以他才能够安贫乐道，不为处境艰难而改变初心；而小人一旦穷困就会胡作非为。“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

　　“孔门十哲”和“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主张君子“学以致道”。他不但从职责的角度明确地讲君子务必借助于学习以获得正道，所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卫灵公》)，而且强调君子不要为小的技艺困扰自己，以免因此耽误自己成就远大的事业，因而不要只认小道而应追求大道，正所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卫灵公》)

　　荀子倡导君子“乐得其道”。在回答君子应当以何种方式、何种途径得道的问题时，荀子在提出“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荀子·修身》)“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荀子·修身》)的观念，比较了士、君子和圣人的特质——“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荀子·修身》)的前提下，立足于音乐理论指出，君子通过音乐鉴赏而获得道义，而小人则只是借助于音乐满足自己的欲望——“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故乐者，所以道乐也。”(《荀子·乐论》）这些论断旨在从人格特点角度揭示君子坚持以道制欲以达到乐而不乱的目的，体现了君子爱好道义、“文以载道”的惟道主义价值观念，暗含着君子必须克制自己的私欲以乐道、得道、修道的道德价值取向。

　　2.乐道

　　孔子说：“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其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论语?子路》）其要义是，君子对道充满极高的期待和追求，与他一块做事并不难，而要让他高兴，就必须采取合道的方式。小人则不同，与之一起做事虽然很难，让他高兴却容易，因为他不在乎道，即使用不合道的方式待他他也会高兴，等到用人时他也是求全责备。张载立足于德福一致的观念重申了孔子的君子乐道要求，“至当之谓德，百顺之谓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无入而非百顺，故君子乐得其道。”道德是奠定人生幸福的基石。为了顺利获得幸福，君子往往将尊重道德、追求道德当成极为正当而光彩快乐的事业。

　　3.谋道

　　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者，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 这里的君子并非指所有的人，而是立足于社会分工的观念，指区别于其他社会职业的，专门从事传道、布道的知识分子群体。孔子强调君子应当以天下为己任而专注于努力学道、谋道，而不能像樊迟那样越职去学耕种。他认为如果放弃自己的本分去种地反而可能饿肚子，只要潜心读书学道，就能够得到俸禄。由此见，孔子并不是一般地反对黎民百姓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而只是要求君子以敬业的态度做好传道授业解惑的本分之内的事情。

　　4.忧道

　　自古以来，忧患意识与责任、担当相辅相成。有了道德责任感和使命感，才会生成爱的情感，才会产生道德不振的忧虑；反过来，正是有着忧患意识和关切之情，才会形成强烈的道德责任心。《周易?系辞下》深刻指明了君子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尤为重要的是，对儒家来讲，君子忧患的对象固然有国家安危等多种多样的内容，但最根本的是忧虑天道、地道与人道不能推行，因此孔子才在强调君子谋道不谋食之后指明君子理应担忧不守道而不担忧贫穷——“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道”与“德”内外相联、相互贯通，所以儒家言说的“君子忧道”也就等于“君子忧德”。从自我道德修养来说，君子忧道实际上包括担心人对自我道德修养的放弃。

　　由于深受孔子“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卫灵公》）忧患意识的影响，加之对尧舜之道的推崇，孟子才从君子异于动物和普通人的本质规定视域指出：“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 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孟子·离娄下》)孟子辩证地认识到君子既有忧又无忧，他终身担忧的是自己也是一个人却不能像虞舜那样成为天下楷模并名传后世，却没有一时的担心；君子只要不做违仁背礼的事，就算有一时的祸患，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君子一旦具备了不能成为大舜一样的圣贤的忧患意向，就会促使自己效法他立德、立功、立言，践履虞舜之道。可见，君子只要内心充满无以为圣的忧患意识，就获得了努力践行儒家仁礼之道的精神动力。

　　（二）积德

　　对儒家来讲，君子固然理应具有崇高的德性伦理，使自己成为有德之人，但是良好的德性并不完全是天生的，而是需要后天的修炼，因此君子应当致力于提升个人的品德。《大学》依据“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的思想，提出了“君子先慎乎德”的道德格准，强调有德有位的君主要想获得百姓的拥护、保持国家兴盛不衰，就必须积善成德，把谨慎修治自己作为君子的德行放到优先位置。对此，《周易》同样有着详尽的提示：

　　君子以果行育德。(《周易·蒙卦·象传》)

　　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周易·大有卦·象传》)

　　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周易·大畜卦·象传》)

　　君子以自昭明德。(《周易·晋卦·象传》)

　　君子以反身修德。(《周易·寒卦·象传》)

　　君子进德修业。(《周易·乾卦·文言传》)

　　君子以懿文德。(《周易·小畜卦·象传》)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周易·乾卦·文言传》)

　　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周易·否卦·象传》)

　　综上可见，《周易》言说的君子从三方面彰显了对德性修养的重视。一则为工夫论上，君子通过果断的行动培育道德，借助于学习前人的嘉言懿行积累自己的品德，依赖自我积极进取昭示自己和他人的美好道德，根据内求诸己的方法修养自己的道德。二则为行为方式上，君子不仅按照上天的旨意扬善抑恶，还致力于蓄养文明之德提高道德水准和扩展功业建树。三则为实践论上，君子既把成熟的德性体现在行为上，也以节俭为德去躲避危难，而不去追求荣华、禄位。

　　孔子从君子与小人两相比较角度强调，君子怀念道德、存养道德并对刑罚存有敬畏之心，而小人贪恋故土的安逸、计较小恩小惠，缺乏大出息、大格局。“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荀子不仅提出了人积善成德的道德要求，而且他的君子之学所提出的“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荀子·劝学》)理念，深刻揭示了君子这一社会主体注重选择良好社会处境以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同时，他不仅强调君子不做无德之事，“无德之为道也，伤疾、堕功、灭苦，故君子不为也”(《荀子·臣道》），还从好德的角度分析到，君子之所以具有“隐而显，微而明，辞让而胜”(《荀子·儒效》）的德性和名誉，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能够修身养德，“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荀子·儒效》）。一个真正的君子会把自我修养置于重要地位，不仅致力于内在的修身和外在的谦让，也致力于自身积累德性并按照原则处理一切事情。

　　“善”是道德的核心价值和根本表征，因而君子积德往往要通过修善加以实现。荀子提出的修身之道指出，“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恶也。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故君子隆师而亲友，以致恶其贼。好善无厌，受谏而能诫，虽欲无进。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乱而恶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贤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而又恶人之贼己也。谄跌者亲，谏争者疏，修正为笑，至忠为贼，虽欲无灭亡，得乎哉! ”(《荀子·修身》)君子和小人对待善恶的态度迥然不同：君子看见他人的善行必定反观自己、不善的行为会自我反省，对自己身上的善良品性倍加珍惜、不善的行为格外痛恨；相反，小人行为极为混乱却厌恶别人责备自己，自己无能至极偏要别人夸赞自己贤能，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而痛恨他人指斥自己。二者态度不同，导致修行的工夫差异互见：君子隆师亲友、诚恳好善、虚心纳谏，因而能够进德致善，小人则亲近阿谀、奉承自己的人，疏远规劝自己并有助于自己改正错误的人，讥笑善良、正直的话，戕害极为忠诚的人，这样的人想不自我灭亡都不行。概括起来，君子和小人自我修德的差异：一为具有扬善避恶的责任担当，二为表现出趋恶避善的自我放任。

　　三、君子讲究道德理想

　　儒家不但把君子确立为中国人应当追求的理想人格，而且围绕君子自身的道德社会理想做了阐述。孔子认为，地位高贵的君子如果对宗亲厚道、恭敬，那么民众就会致力于仁德；如果不遗弃故旧老友，民众也不会冷漠无情。“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 。在回答季康子关于“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的为政之道时，孔子对他讲：“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一个有德有位的君子治国理政要达到使社会有道的目的，根本不用采取杀伐的手段，只要坚持善政就可以使民众向善、为善，这乃是因为君子的道德对小人的道德可以起到表率、纠正的作用。显而易见，孔子极为推崇君子通过自己的道德示范作用对“有道社会”和“善治社会”进行建构。孟子凸显了君子的道德社会治理使命。“霸者之民，骧虞如也，王者之民，嗥嗥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孟子?尽心上》)；“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看来，百姓欢乐愉快，人人心旷神怡，遭受杀戮而不怨恨，得到恩惠也不用报答谁，百姓日益向善却不知道谁的作为，这样的“理想王国”正是借助于君子的善治形成的，而这又取决于君子具有巨大的神秘力量，即君子所到之处人民就会受到感化、所保存的都是神圣的力量，他具有上与天齐、下与地同的造化之功，因此产生了较大的补益。孟子还非常自信地说，只要坚持君子之治，国君信用君子，那么国家就会安定、富贵；假设少年子弟跟从君子，他们就会讲究孝悌与忠信。

　　《中庸》对德位兼备的君子的道德社会建构功能也不无所见。第一，它认为君子由于具有崇高的道德品格，因而具有强大的榜样力量——不用奖赏百姓也愿意听从，不用发怒也能使百姓自觉地遵法守纪。所谓“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缺钺”。第二，它强调君子治理天下时先修养自身的德行，然后从老百姓和百世以后的社会那里得到确认；君子的行为举止能够世世代代成为天下的先导、法度，他的言语也能长久成为天下人遵循的准则。“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第三，它指出君子体现了至德渊微、纯厚恭敬的良好品德，为此即可保证天下太平，“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荀子同样认识到君子在社会道德建设上的示范作用。他指出：“故法而议，职而通，无隐谋，无遗善，而百事无过，非君子莫能……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荀子?王制》)，即言制定了法律并加以讨论，规定了官吏的职权并相互沟通，没有隐藏的图谋，没有遗漏的善行，做任何事情都没有过失，这些只有君子才能做得到；虽然历史上有过具备良法而产生动乱的事情，但从没有听说过有君子而国家产生动乱的。“君子”之所以能够推动有道社会的建构，不仅是因为它具有极为丰富的伦理内涵，还在于它虽具有理想性但与更高境界的“圣贤”人格相比，经过努力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达到，是一种为大多数人所共有、共享的人格范型。荀子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指出，君子固然具有多种多样的优秀品质，因而具有超越性、理想性，但绝不是十全十美的，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他认为君子的贤能、知识、辨识、明察并不是周全的，其特殊技能不如农人、贾人、工人等，但是，“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荀子·儒效》)。为此，荀子多方面地阐明了君子的成长之道，一个人唯有通过礼义道德的长期学习和实践，使之积淀、内化为个体内在道德精神世界，才能改善人的性情，进而成就君子人格。

　　由上所述，先秦儒家不仅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阐述了君子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还阐明了君子人格的价值、意义、影响和如何成为君子的工夫(路径方法等)。而君子之所以能够在道德社会理想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对儒家来说还在于他具有强烈的使命担当和责任品格。

　　其一是从君子的本质来说，作为一种体现地位、身份、角色的特定人格，作为反映做人的个性、尊严、价值、性格、气质、品德、信仰、良心、魅力和品格等各种特质的人生理想，君子在社会关系体系中如同仁者、成人、圣贤一样要承担这样那样的责任、义务、使命，历代儒家从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国家、人与天下等不同的关系范式中充分揭示了君子的责任担当。

　　其二是儒家关于君子的内涵、功能和工夫的论说也显示出君子之学蕴含着责任伦理的思想。例如，孔子称赞的子产四种君子之道就彰显了律己、敬事、惠民、爱民等政治道德责任，以及孟子所说的“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孟子·梁惠王下》)等思想。

　　其三是围绕君子与物、己、人(他人)、社会(狭义的)和天下之间的关系，历代儒家阐发了实质性的忧民责任感。且不说儒家阐释了关于君子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和对天下的责任担当，即使是君子对于物的责任，儒家也做了相当的关注。例如，孟子提出了爱物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 二程强调君子成物、济物、役物的义务：“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败物，故凶”“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君子之道，贵乎有成。有济物之用，而未及乎物，犹无有也”。

　　其四是儒家明确肯定了君子的社会责任意涵。孔子提出了君子的“三戒”“三畏”和“九思”等行为格准。

　　其五是对儒家言传的君子的社会责任意涵，当代许多学者也给予了充分肯定。牟钟鉴认为君子道德人格具有六个方面，即有仁义、有涵养、有操守、有容量、有坦诚和有担当；钱念孙指出历代君子身上都颇为明显地体现出三大特质：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担当精神和家国情怀，以仁义共济、立己达人为重点的互助理念和社会关爱思想，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修身要求和向善追求。何善蒙指出，《中庸》中的成己成物观念体现了君子形象的社会担当意义。

　　四、君子的自我道德修养

　　之所以说儒家心目中的君子呈现了伦理特质，还在于君子特别注重自我的道德修为，注重提高自我的道德境界。这大致体现为儒家凸显君子好学、君子修身、君子重行和君子改过。

　　（一）好学

　　儒家把好学与君子人格相结合，突出了君子的热爱学习品质。为此，荀子提出了君子“善学”“君子之学”和“君子博学”观念。

　　荀子强调君子必须“善学”。所谓“善学”，就是全面、透彻的道德学习，“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荀子·劝学》)，而不能贯通伦理规范、不能专注于仁义的学习，就不能称之为“善学”，“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荀子·劝学》)。他还指出，君子意识到如果学习礼义不全面不纯粹，就不能达到完美的效果，因此致力于博览群书以求融会贯通，思索探求以领会通晓，效法师友以实践它们，去掉有害的东西以保养它们。即“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荀子·劝学》)。借助于多样化的学习、训练，不仅可以使君子的人体各种器官无欲而正，可以不为外界功名利禄、权势威胁而动摇，即“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荀子·劝学》)， 还可以使之无论生死都能遵循礼义，并培育出道德操守，进而成为成人以致变成道德全面发展的君子。即“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荀子·劝学》)。总之，正是依靠“善学”，君子才得以培养完美的德操。

　　（二）修身

　　在儒家看来，如果说自我修身是普通人的道德责任的话，那么它更是君子不能推卸的伦理义务。《大学》从国家治理角度普遍性地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的道德义务，而《中庸》最为明确地强调“君子不可以不修身”的修身规范。仔细梳理，就会发现儒家其他文献也就君子的道德修身做了阐发。

　　(三) 重行

　　对儒家来说，君子必当是重视实践行动的人。孔子就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论语·颜渊》）。孔子自认为自己文化知识和别人没有什么区别，但尚不能说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君子。这虽然是孔子的谦辞，却也表明君子应当自觉地把自己所学的知识用之于实践当中，做到知行合一。

　　众所周知，王阳明推崇知行合一，而他的特异之处是把这视为君子之学的内容。他认为，诸如“多闻多见”“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温故知新”“博学详说”“好问好察”等“道问学”本质上是为了一以贯之地“以畜其德”，是为了“致良知”，是为了“尊德性”，两方面是合二为一的，因而所谓的君子之学即是知行合一之学。君子不能像世俗之人一样只是停在言谈上，不能离开做事或事为的实行工夫，不能把知与行二者分开，而要在行动中去实实在在地做当做之事，完成自己应尽的本分。

　　（四）改过

　　君子不是完人，难免也会产生过失。君子犯过，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既有外界原因也有自身原因，而君子自己不能很好把握尺度而偏离中道不失为原因之一。二程分析道，“君子常过于厚，小人常过于薄。君子常过于爱，小人常过于忍”，意思是说，君子过分溺爱会使自己犯错，小人太刻薄更会使自己犯错。儒家虽然凸显一般人要思过、改过、责过，却更为强调君子的改过。《周易》根据损益原则指出，君子应当见到善言、善行改变自己，如果有何过错就必须马上改正，即“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周易·益卦·象传》)。孔子继承了这一君子改过迁善思想，指出：“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君子要爱学习、讲忠信，而其中不诿过、不惮改，注重责己之过、改过从善是重要的内容之一。董仲舒继承了儒家“以玉比德”的思想传统，阐释了“君子比德于玉”的观点，并把它与君子改过结合起来。

　　周敦颐不仅指明君子“进德修业”的自我道德修养的作用，而且特别强调君子改过的作用。他说：“孰无过，焉知其不能改？改，则为君子矣。”人都会犯过错，也能改正自己的过错；只要善于改过，就不妨碍成为一名君子。可见，改过既是成为君子的前提，也是现有君子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君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孔子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