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拉尼是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他的代表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最具创造力的一部著作。由于他对经济史研究中的两种不同范式——实体主义和形式主义——作出区分，并对实体主义范式作出诸多规范，因而在西方学术界名声显赫，对后继的学者也深具影响。

　　波拉尼对形式主义和

　　波拉尼首先对两种不同类型社会及两种不同研究范式作出区分：一是实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波拉尼称之为脱嵌经济（disembedded economy），意指经济的作用远远超出其他因素的作用而具有突出的重要性，研究者只需考察经济要素的运作即可把握市场资本主义的特征。持此种研究范式的学者是形式主义者，他们多是一些以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的经济史家。二是与之相对应的前市场经济的传统社会，波拉尼称之为“嵌入经济”（embedded economy），意指单纯研究经济的作用很难理解传统社会，必须将经济因素嵌入这类社会，并融入政治、社会、文化诸因素，以对传统社会作出解释。这部分学者为实体主义者，波拉尼则是积极倡导实体主义的学者。

　　波拉尼进而对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的内涵作出剖析。对于形式主义的内涵，他指出，“它视自身研究的范畴具有普遍适用性，例如‘最大化’一词，并不局限于人类社会的某个阶段。由于人类社会面对普遍的稀缺这一事实，因而不可避免地面临经济要素的选择。任何时候，它的组成个体，都必须在配置和分配生产要素上作出最优选择。因此，在稀缺条件下追求最大化的行为乃是人的天性。”形式主义的这种论点，已成为主流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主张，它把研究集中于面对稀缺而产生的经济选择的逻辑。

　　同形式主义相对的是实体主义。波拉尼指出，人们迫于生计而明显依附于自然以及他的同伴，人借助自身与周围环境、制度的相互作用而得以生存。因此，经济的概念是制度化的过程，由此使生计得以维持。所以“最大化”绝非实体主义经济观的中心，“生计”“满足物质需求”才是它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实体主义的内涵包括两类相互作用，一是人与自然环境对象的相互作用，使人得以维持其生命。二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构成社会的各个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每一个个体都需要懂得自己应给予社会的以及可以向社会索取的是什么。这类由社会各个个体间相互作用形成的是制度和有序的社会行为模式，发挥着保障社会和个人生存的作用。

　　根据波拉尼对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不同内涵所作的剖析，从方法论的层面加以比较，不难得出三点认识：其一，实体主义强调人类社会生活过程的社会性，而形式主义则强调个人行为的独立性；其二，实体主义认为人类经济行为是非选择性的存在，形式主义则强调选择性经济行为的普遍性；其三，实体主义承认人类各个群体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并将经济视为广义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形式主义从抽象人性出发抹杀文化的差异性，过分夸大经济地位，无视其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认识，即形式主义同实体主义是研究性质迥异的两种不同类型社会的产物，不能将两种理论模式作脱离各自研究对象的运用；否则，就将发生“属性脱离实体”的形式主义错误。

　　波拉尼倡导实体主义的

　　波拉尼主张，应给予形式主义研究以实体主义的改造。他指出，要用对经济过程所展开的社会环境进行经验研究，来取代那种假设个人先验理性能力的演绎研究。他试图以跨学科研究来建立一门宏观学科——一般或普遍经济史。该学科的研究目的是尽可能从多维度全面考察人类社会，而不单单从经济因素上作考察；尽可能从对特定社会环境的实证考察中形成对该社会的综合认识，并上升到理论层次。他结合人类学、经济史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来构建诸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社会全面景观的学问。

　　一是关于人类学对波拉尼构想的意义。波拉尼明确认识到一种完全不同于市场经济类型的社会存在，强调将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研究前现代社会必然会出现的种种弊端。为了克服形式主义的片面性，波拉尼非常看重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人类学的研究是经验性的，因此它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历史演进的一些客观现实，比如，人类学家认为传统社会“缺乏谋利动机，缺乏付酬的用工原则，缺乏任何完全基于经济动机而形成的制度”。有序的生产和分配依赖于互惠关系和中心权威的再分配功能，以及传统社会特有的家庭持有原则、满足家庭所需的自给自足生产。这种基于经验的、研究传统社会的科学，自然成为波拉尼建构实体主义的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借鉴对象。

　　二是经济史对波拉尼构想的意义。基于人类学提出的“存在不同类型社会”这一理论观点，波拉尼进而将经济史以及制度分析的研究成果纳入他设想的新学科之中，通过考察市场经济及其体制产生、发展、完善的演化过程来展示社会进化的史实，以破除形式主义经济学家关于市场经济永恒存在的错误观点。他指出，市场作为一种古老的经济形式，在前现代社会从未成为经济组织的中心，更不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制度。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的市场交换经常是局限于不同社会之间的交易，那种“长距离”的贸易活动大都局限于奢侈品和非基本消费品，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不重要。波拉尼还对贸易、货币和市场各自的历史起源，三者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中的结合方式与功能做了经验性研究，并且找出三者并不总是同时存在的例证。波拉尼以他敏锐的历史眼光，显示了历时性研究的优势，并对形式主义的研究提出有力的批评。

　　可见，波拉尼着意构建的“一般经济史”的研究纲领是，分析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同时又必须是有比较的。波拉尼对这门新学科充满信心，他指出，“将人类经济作为一个社会过程进行分析的新的完全不同的出发点是我们所需要的”。他认为，一旦“一般经济史”建构起来，足可以克服形式主义的弊端，并获得实体主义的出发点与归宿。

　　波拉尼新学科建构的

　　作为经济史学家，波拉尼倡导实体主义的跨学科研究，其意义并不局限于经济史研究，而是对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启示意义。他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形式主义泛滥给予的揭露和批评，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积极的净化作用。从其立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来看，形式主义范式都是植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永世恒存论。对形式主义的这种错误主张给予严厉批判，充分反映出波拉尼所具有的可贵的求真精神和理论勇气。

　　此外，波拉尼还对实体主义作了方法论的概括，即对于社会的、经济的诸种不同形态，首先要做出经验性的研究，力求真正把握其特征，进而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认识各种范畴的演化过程，在相似性中发现进化的轨迹，在差异性中把握承继与创新的线索；尽可能扩展比较范围，在对多样性社会的实证研究中发掘具有共同性的规律，从而探寻对传统社会进行改造的理论和模式。他在从事实体主义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贡献，启迪后世学者摒弃形式主义错误，循着实体主义方向继续作出有益的探索。

　　但是，我们不应忽略波拉尼的理论方法的不足之处。实体主义的研究只是局限于人类同自然和人文环境相互作用的层面。不同的自然环境、人文条件对于不同民族的多样性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波拉尼提出了关于属性不能脱离实体存在的立论。可是，人类的历史活动首先是要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是生产满足生活所需的衣、食、住及其他东西。至于人类的一切其他活动 ，都是随着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发展而相应地演进的。这些基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发展、交往关系的改变乃至社会的变迁，可以产生促进或延缓的作用。实体主义倡导经验的实证分析，强调对具体社会作具体分析，注重对相互作用的深入认识，都是对的；但是，如果不首先对不同社会的经济生产和经济生活作出分析，承认相互作用却忽略支撑它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终极动因，这种理论必将产生难以弥合的逻辑缺陷，难以得出经得住实践检验的结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