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有一座以家书为主题的博物馆，是我国首家家书博物馆，其中收藏了自明末清初以来的各类家书，这些家书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价值。

　　家书博物馆与人大艺术学院在一栋楼内，副馆长张丁小小的办公室和他挚爱的家书馆只一门之隔，仿佛一间门卫岗。张丁自2005年起便致力于民间家书的抢救和征集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家书馆馆藏家书从最初的零封已经达到如今的8万余封。

　　在张丁看来，家书是历史的见证，是个人小历史与大历史的结合。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他梳理家书中的红色主题，出版了《家书里的新中国》一书，从个人视角回望了这场关系国人命运的大变革。

　　挖掘背后的故事呈现其价值

　　《家书中的新中国》选取了写于1949年前后的30余封家书，作者以普通党员、军人为主，还有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进步群众等。这些家书不仅记录了个人与家庭的情感交流，还反映了他们为了新中国的成立、巩固所付出的牺牲和贡献。

　　张丁说，书里的每篇文章都由作者简介、家书原文、家书背景三部分组成，此外还穿插了家书手迹图片和相关人物照片，其中有的照片是写信者存世的唯一遗照。

　　这些家书绝大多数是从抢救民间家书组委会和家书馆所征集的数万封家书中挑选出来的。从数量如此之大的信件中遴选出30余封，无疑是巨大的工作量，幸好张丁从家书征集初始就有意识地整理，而不是单纯地收藏。他说：“家书征集来了，我一看不错会马上安排助手扫描，另外联系当事人要照片、要背景故事及相关资料，因为家书不是孤零零的，我们要围绕家书呈现一个家庭的历史和故事。”

　　张丁认为，家书从个人家庭保管变换到博物馆里保管，不能仅仅是换一个地方，而是要挖掘背后的故事，呈现其价值。他说：“我们把家书征集来以后，就把私人文献变成了公共文献，家书成为文化遗产，我们在不暴露家书相关权利人的隐私、保护其相关权益的前提下，要更多地研究和分享。”

　　张丁是历史学专业出身，拥有历史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中央电视台记者。2004年底，张丁在上班路上听到国外一位历史学家发起抢救军人家书的广播，深受触动。2005年初，他就参与发起了全国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并担任秘书长。他联合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机构，共同推动这一项目。随后，他辞去央视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家书的征集抢救中，他的目的和宗旨就是把散落在千家万户的家书，通过征集手段集中到博物馆里得到科学保管。

　　视抢救家书为己任的张丁，在2005年活动刚启动时，就在宣武文化馆举办了“民间家书征集成果展”，在向社会公布征集成果的同时，收获了不少赞誉和认可。近些年，他们的各种专题展览更是层出不穷，在北京展览馆举办过“中国近现代书信文化展”；在中华世纪坛连续做过6次“中华家风展”；他们还到部队去，举办了“红色家书进军营”巡展，张丁说，进军营办展，一方面是把展览送到军营中，一方面也鼓励战士们写家书。

　　镇馆之宝：陈独秀的13封信

　　2009年，张丁携4万封家书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推动成立了全国首个家书科研机构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和首家家书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 。“进人大那天，是5月7日，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主要是因为终于有了主管单位，仿佛有了依靠，还是很高兴的。”

　　初到人大，张丁就做了一件大事。“那是5月5日，正在收拾东西，准备搬到人大，我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嘉德将公开拍卖陈独秀的13封珍贵信札。”

　　这条很小的新闻让张丁很激动，“因为陈独秀的信太重要了，它不仅反映了《新青年》当时的论争，还反映出《新青年》的办刊思路是如何在争论中确立的。”张丁直觉这批重要文物不可多得，于是便紧盯事件发展。

　　拍卖会预备于5月下旬举办，主办单位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组织了预展。张丁到现场观看，再次受到震撼。随后，第二次预展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张丁再次到现场观看，看后便下定了决心。

　　“看完展回来我们博物馆就给学校打报告了，说陈独秀的这13封信特别重要。但是我担心自己人微言轻，于是就找了一位专家学者，这位老师看后非常同意我的判断，之后也报给人大博物馆副馆长、主管副校长，大家都很支持，但都下不了决心，毕竟学校没去拍过文物，且拍卖金额估计是笔大数目。”

　　这时，张丁想到了时任人大文学院院长的孙郁，他觉得“孙郁老师本身就是专家，又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是懂行人，说话肯定有用”。

　　“我们博物馆的领导去找校长，说孙郁老师懂，你们问问他。最后校长问孙郁，你说这个东西有多大价值，值不值得买？孙郁说，很值得买，比您盖两栋大楼有价值得多。”校长于是当即拍板参加竞拍，当时恰好一位人大校友欲捐款1000万元给学校，资金问题也解决了。

　　“拍卖举牌也是这位捐款校友去的。”张丁记得当时拍卖场面非常热烈，好多单位也都有意竞争，“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北京大学都想要，还有很多私人藏家参与竞拍，最后是495万元落槌，加上佣金，成交价554.4万元。”

　　陈独秀这批信现在成了人民大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后来结集影印出版，孙郁写前言，张丁写后记。

　　张丁也因此事与孙郁结缘。张丁出书请孙郁题词，孙郁略加思索后写道：“家书乃进入历史的入口。”张丁回忆，当时还不太理解，觉得是很平凡的话，后来却是越琢磨感觉越好。他直言这句话成了自己的一个指针，决心顺着家书去打开一个广阔的历史世界，他也更深地感悟到：“家书可能不是历史本身，但是进入历史的一个独特入口。”

　　拉个买菜的小车送来了2000多封家书

　　家书博物馆常年面向社会征集家书，很多捐赠故事都令张丁难忘。

　　他记得长期在中央对外贸易部任职的老专家吴德融，“他在外贸部工作期间还曾在我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商务处工作过，任商务参赞。他与妻子葛德芸是大学同学，后为同事，同在外贸部门工作。”

　　张丁说：“吴老先生是从《北京晚报》的一则报道上看到我们后联系到我的，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希望在身体、精神条件都好的时候，给不舍得丢掉的这些家书找一个好的归宿，所以他看见晚报上这条消息也是喜出望外。他将收藏的书信整理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拉着个买菜的小车，就给我们送来了，总共送了四五次。”张丁统计，自2016年以来，吴德融夫妇陆续向家书博物馆捐赠了家书2000余封、日记近百册。“他做外贸工作，又在大使馆工作过，给几代领导人当过翻译。他的信反映了我国从上世纪50年代到2000年前后的外贸系统的某些状况，有他跟外国朋友的通信，还有和家人之间的。他的字很好看，信中中文加德文、英文啥都有，读起来很诙谐。”

　　吴德融先生今年90多岁了，身体依然健康，夫妻俩同住在燕郊的一家养老院里。8月下旬，张丁还曾陪德国莱比锡大学孔子学院的外方院长专门去看望了他。

　　更令人欣喜的是，吴德融在养老院碰到了老朋友朱甫晓。俩人聊起天，朱甫晓老人听说吴德融妥善安置了家里的书信，非常羡慕，因为她家里信也多，保存了一辈子，正发愁没办法处理。

　　张丁得到吴德融的信息后初步判断，朱甫晓老人保存的信件是一批成系列、有价值的家书，因为她的家世也非同一般。

　　“朱阿姨保存的主要是父女之间的通信，她父亲是上世纪20年代北大外语系的高材生，后来留学日本，名叫朱企霞，本身就是知名作家。朱阿姨1957年考入北大外语系德语专业，她是家中长女，特别懂事，他们父女间的书信交流，是父亲约定一周一封，雷打不动。”张丁说：“每一封信都有好几页。”朱企霞1982年去世，父女俩的通信到1982年止，全都保留了下来。

　　张丁回忆：“我当时到朱阿姨家，看到她初步整理好的一大堆信件，非常震撼。记得朱阿姨跟我说，自己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能把父亲这些信印出书来。”张丁当时就保证，克服重重困难也要帮她实现这个愿望。

　　张丁真做了这事，他忙里偷闲，和助手一起，带领学生志愿者将朱甫晓捐赠的信一封封拍照扫描，并做了释读，“他们的父女两地书有四五百封，还有朱阿姨与母亲、兄弟姐妹之间的信，总共1600多封。现在这些录出来的文字都交给朱阿姨校对呢。她86岁了，儿子也很热心，总是抽空和妈妈一起弄。”张丁说。

　　阅读家书 让人仿佛时时沐浴在亲情的阳光中

　　还有一位谭安利先生，他在把家书捐给家书馆之前，将它们结集成册，并请张丁写了序言。

　　张丁说，谭安利家族是一个亲情交织的大家庭，母子情、父女情、祖孙情、兄弟情、婆媳情、姐弟情、夫妻情，都令我动容。谭安利的母亲谭珊英多年一人抚养三个儿子，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儿子长大成人后，颇能理解母亲。兄弟三人分处茶陵、湘潭、衡阳三地，母亲则尽可能地在每个儿子家住上一段时间，儿子们都非常珍惜与母亲相处的时光，尽心孝敬。在与母亲分开的日子，他们则通过家书表达对母亲的牵挂与关爱。谭安利在1982 年1 月30 日致母亲并哥嫂信中写道：“妈妈身体欠佳，使我们做儿女的时时挂牵。……妈妈健康长寿，是我们儿孙之辈最衷心的祝愿。我们最大的欣慰也莫过于此。”在1982 年6 月9 日谭安陵致母亲、哥嫂的信中，也透露着浓浓的亲情：“只要妈妈的身体好，我们就放心。希望妈妈不要太节省，想吃什么就要细哥他们去买。我们离你们几百里远，就只好辛苦哥嫂了。”

　　婆媳情也令张丁印象深刻。“婆媳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最难相处的一种关系，可是谭珊英与次子谭安利的妻子尹慕莲却相处得很好，亲如母女。无论是与媳妇共同生活的日子，还是分开居住的岁月，谭珊英总是给儿媳妇最深的理解和最亲的关怀，每次给儿子写信时都要带上儿媳。“每当我想起慕莲，她是那么的关心我、体贴我，我确实以有这样一个女儿感到无限快慰！特别是，她有一点和我最相同的，即不会说漂亮话，我最喜欢这种人，因为，说不如干，外美不如内美。”婆婆的理解和关心让尹慕莲记在心间，自己则以感恩和孝敬回报婆婆。在婆婆去世多年之后，尹慕莲还时常回忆与婆婆相处的日子。“我多么怀念婆婆在世的日子，我和她在一起时那种不含物欲污染的纯洁亲情啊！”

　　张丁感叹，阅读这些家书，让人仿佛时时沐浴在亲情的阳光中，感受到温暖和力量。

　　家书是传递中国声音的良好载体

　　人大家书博物馆办过两个常设展，临时展已举办10余个。这两年家书博物馆作为北京市廉政教育基地，吸引了大量的参观团体。张丁和同事们常常一天接待四五拨参观团体，忙得脚不识闲。“大量的团体参观占用了我们很多的时间，我们现在专职人员只有两个，渐渐地就应付不过来了。”

　　人手成为家书馆运转的一个大问题，人手不足也成为制约家书馆发展的最大困难。

　　张丁想到了扶持学生社团，培养学生讲解员。在全国高校成立了第一个家书社团——人民大学家书学社。“我们发现，经济学科的学生喜欢家书题材的最多，如商学院、经济学院、财政金融学院等，反而不是文史档案类学科。”

　　家书馆还与大学团委合作，在新生中发起过“第一封家书”活动，纳入新生的入学教育，对学校的学生思政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有学生组成研究家书小组，申报科研课题，张丁不遗余力给他们指导提供资料，不少学生因此做出了研究成果，有的还获奖了。

　　张丁很看重家书研究，对此他已写了100多篇文章，但他坦言自己只是粗浅的研究，“就是简单归类、解读，没有上升到规律的挖掘。”他希望把家书做成数据库，让学者们更方便地利用，“但目前还不成熟，人力、物力都不够，工作量太大了。我们两个专职人员，从征集、整理到展览、挖掘、各种接待参观，着实应付不过来。”

　　张丁还看重家书的出版，出了20多本书，但远未达到他的理想状态。“我的理想是出系列，做一套史料丛书，不定期或者连续出版，现在多为散点专题出版，不成规模。”

　　让张丁感到欣慰的是，近几年博物馆的国际化交流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他说多年来一直有走出国门的愿望，因为中国家书代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反映了中国人的精神和情感，它应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载体。

　　苦于找不到机会的张丁恰逢人大博物馆新馆长李贞实的到来，“李馆长原来就在我们学校外事处负责国际交流工作，分管孔子学院，他在国际交流方面是行家，所以他来了以后，人大博物馆的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了。”

　　现在，博物馆动员起了人大的留学生团体，培养了国际讲解员队伍，“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等，都有。”

　　人大博物馆还在海外联合办展，已经做过两次，目前正在筹办第三次——与德国莱比锡大学孔子学院合作德国家书展，选了吴德融、朱甫晓、赵蘅等的15组家书。8月下旬，德国的两个朋友来看，他们认为这是文化遗产，不是个人隐私。

　　张丁介绍：“这次合作的孔院执行院长是我们人大校友，去年4月他来参观了家书博物馆的展览后，说太有意思了，因为孔子学院也要搞一些文化活动，所以就促成了此次展览，预计本月23日就要在莱比锡大学开展了。”有意思的是，孔院执行院长也给家书馆捐了家书，他是德国人，捐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他在人民大学读书期间给家人写的17封信。

　　张丁最近申报了一个课题——中国家书学研究。他认为这是一个新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很难简单归于文学、历史或档案。家书是一个冷门绝学，如果没有人去研究很容易断绝，所以他想招收家书研究生，让这门学问能够延续下去。“中国家书文化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因为突然进入了电子化时代，所以到我们这一代恐怕要画个句号了。我觉得如今进入了后家书时代，我也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它的发展和变化。”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