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际平（1938—2025）先生，福建平潭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先后在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零陵三中、零陵一中工作。1978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师从韩国磐先生攻读硕士学位，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后成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于杨际平先生的学术贡献，同门郑学檬曾有精要总结，一是继承了“通古今之变”的传统；二是抉疑发微，辨析求真。能开启争鸣，其不避误会之勇，难能可贵；三是他的文书研究和一些史实辩证文章，常有新见。

　　杨际平先生既是我的同门师兄，也是我的老师。我留校工作后，与他往来颇多。特别是近年来，我们共同参与两《唐书》今注项目，我向他请教的次数与日俱增。他走后，我心中常有一种倚靠倾颓的痛楚。借此机会，我想从个人视角，追忆这位可亲、可敬亦可爱的先生。

　　毕生热爱学术

　　对杨际平先生来说，学术就是生命。他是我见过最单纯的学者。他潜心学术，心无旁骛，把所有激情都投入到做研究爬格子的字里行间。多少次，在他家简陋的客厅兼书房，他坐在堆满书籍资料的简易电脑桌前，沉浸于对我提出的大大小小问题的思考中，然后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每次同他讨论，都能感受到他对学术研究发自内心的热爱。他与学术界同仁写文商榷，哪怕是青年学者，他也都是聚焦观点，从不考虑对方身份。商榷是学术观点沟通碰撞的一种方式，也是求真的科学精神的体现。就像郑学檬先生对他评价的那样“能开启争鸣，不避误会之勇”。

　　杨际平先生年轻时酷爱运动，身体素质极好。他常年保持游泳的习惯，这使得他退休之后仍能保持旺盛的精力从事研究，甚至退休后焕发了更加灿烂的学术青春。他撰写的137篇学术论文，三分之一完成于退休后。其中，多篇论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这些研究都有很大的创新和突破；83岁高龄发表的《论北朝隋唐的土地法规与土地制度》，还荣获“《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度好文章”。他退休后获省部级社科成果奖9次，还参与了《中国财政通史》《中国经济通史》《简明中国经济通史》等大型合作项目的撰写，修订出版专著《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出版三卷本《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晚年，他又倾注全部精力完成两《唐书》今注项目。可以说，杨际平先生的一生，是为历史学研究燃烧的一生。

　　杨际平先生长期致力于秦汉、隋唐、两宋社会经济史和敦煌学研究，在学术界享有盛誉。他考上韩国磐先生的硕士生时，正值敦煌出土文书开始为学术界重视之时，在韩师指导下，他孜孜不倦，逐渐形成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相互印证、完美融合的研究特点。他曾说，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是两条腿走路的关系，有很强的互补性，可以相得益彰。

　　受益于早年文理兼修的教育背景与个人兴趣，杨际平先生形成了极具个人特色的研究风格。他的论文逻辑严密、层层递进，如抽丝剥茧般推导出结论，扎实严谨、富有说服力，体现了多学科融会贯通的特点，文中常涉及数理化知识。他研究生期间写的第一篇社会经济史论文《试考唐代吐鲁番地区“部田”的历史渊源》就把资料里涉及的田块按地理分布进行排列，相当于把每一块田都复原到地图上。因为注意到事物的空间排列关系，进而找到了其中的规律，这篇文章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日本池田温教授曾将其指定为研究生的必读文献。

　　他利用近代水文资料，从河流径流量、年降水量等数据推论出，史料中所说秦汉时期关中郑白渠灌溉四万顷，指的是发大水时的淤灌。而文献中关于唐代灌溉一万顷到六千多顷的记录，指的是春旱、伏旱时的庄稼灌溉，在当时的条件下基本上达到了对水利工程利用的最大化，因而不能认为唐代不重视水利工程。他还根据冶金学中关于生铁、熟铁含碳量及熔点的知识，用数据论证冶炼生铁在技术上其实比熟铁更容易，进而指出，中国古代因青铜冶炼技术成熟，只需将炉温再提高一些，便能炼出生铁。因此，中国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已发展出成熟的冶铁技术，并能制造农具与手工工具，从而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飞跃。

　　杨际平先生晚年倾注心血最多、至为牵挂的，是完成今注本两《唐书》项目。这项由文化部立项的“今注本二十四史”工程，是一场跨越三十年、凝聚数代学人心血的跨世纪文化事业，曾被誉为“中国文化事业中的三峡工程”。项目于1994年立项，其中两部《唐书》于1995年由厦门大学韩国磐先生担任主编。韩先生去世后，作为学生的他义不容辞地接过了主编的重担。从组织讨论《编纂细则》，到复印分发相关文献底本、整理研究成果，再到敦促大家提交样稿，并与每位作者反复商榷注释体例、格式规范等细节，事无巨细，他总是乐在其中。他常说，在职教师不容易，有很多规定的工作任务要完成。而他这个退休教师就尽量多做一些服务工作，但凡他想到能够对大家有所支持的事，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2017年，中华文化促进会与深圳华侨城文化集团的加入，项目第三次全面启动，彼时杨际平先生已年近八旬。距离最初立项已过去20多年，项目组成员也历经变动。团队克服重重困难，在延期数年后，终于于2024年全部完成。我作为核心成员之一，亲历了整个过程，也亲眼看着他为此项目呕心沥血，直至燃尽自己。书稿交付后，他的身体便迅速垮了下来。治疗未见好转，仅仅一年，便看着他在病痛中日渐消瘦，溘然长逝。

　　早在2019年，杨际平先生便查出多发性脊髓瘤，一直定期用药物控制病情。虽然每次用药都会影响到他的状态，但他总是很快调整到位，精神抖擞地坐在电脑前继续工作。他全然忘记了年龄，也刻意忽视身体的病痛。这几年因为两《唐书》具体事务，我常去他家里。聊得晚了，师母还热心留我吃饭。其实，我也常常不把他当作病人看，还由衷夸赞他工作效率比年轻人还高，令我们都自叹不如。这也是他乐见的。

　　记得有一天，得知交稿卷数已近三分之二，我俩在电话里聊了半小时。仿佛第一次真切地看到项目完成的曙光，我们这群“愚公”终于有望移走这座“大山”。几代学人的梦想，不再缥缈，已然照进现实。我们都无比兴奋。今日回想，杨际平先生以垂暮之年、病弱之躯，肯定比任何人都更强烈地希望这个项目能在他有生之年亲手完成，以告慰韩师。

　　杨际平先生晚年为今注本两《唐书》项目可谓是鞠躬尽瘁。其拳拳之心，殷殷之情，诚可歌可泣也！

　　（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