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思想是一颗顽固的政治毒瘤，对历史和现实均产生了巨大危害，尤其近年来伴随右翼势力抬头膨胀、右倾保守化显著加剧而更趋危险性和极端化。右翼思想流衍百年，伴随着传统右翼、革新右翼、新右翼的代际嬗递，清晰划出一条天皇中心主义、法西斯主义、反美反体制主义的演变轨迹。如果说右翼思想家是推动战前日本走上侵略战争不归路的“思想元凶”，那么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右翼保守势力就是今天日本加速右转的“思想引路人”。鉴于日本右翼思想仍在毒害广大国民并引领日本向军国主义老路回归，因此对其百年流变与危害进行系统分析，有助于警醒世人并从源头上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传统右翼的天皇中心主义

　　１８８１年玄洋社的成立，标志着作为日本右翼谱系源头的传统右翼（１８８１—１９１９年）孳生。传统右翼的核心思想是天皇中心主义。这一思想既内含天皇是“万世一系”统治日本的政治中心之寓意，亦外延至天皇是主宰“八纮一宇”即世界各国的唯一至尊之意涵。尽管传统右翼的思想主张大多散见于右翼团体的纲领中而未成系统，但其天皇中心主义理念，却成为日本右翼势力对内建立天皇独裁政权、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指导思想。从右翼势力将国内与天皇为敌或企图颠覆天皇制者列为“天诛”对象，以及将中国、朝鲜等纳入扩张视野，不难看出天皇中心主义在日本右翼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理解天皇中心主义固化为日本百年右翼运动不曾褪色的指导思想，需要对天皇中心主义的思想源头或心理基石加以研究。这种思想起源于《古事记》《日本书纪》两部典籍所虚构的“国土神创”和“天孙降临”神话。而由这一肇国神话派生出来的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意识，不但蕴含“国体独特”“种族优秀”“使命崇高”等傲慢的思想因子，而且外化出了攻战杀伐、逞凶肆虐、祸国殃邻的行动逻辑，可谓日本战前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和战后复活军国主义的动力源。更大的危害还在于，通过神话的杜撰、史家的穿凿附会，久而久之神话就变成了“历史”，固化为一种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不仅对包括日本右翼在内的整个日本国民产生了深远影响，扭曲其理性认知，将其永远禁锢在皇权思想体系中，导致日本对战争正义性的评判标准与世界的普遍道义产生了巨大的偏离，而且也在现实的政治安排中确立了日本天皇不同于别国的国王或元首的神圣地位，成为政治上具有天然合法性的独裁者。

　　革新右翼的法西斯主义

　　１９１９年犹存社的成立，意味着革新右翼（１９１９—１９４５年）成为战前日本右翼势力的主角。革新右翼除继承了传统右翼的天皇中心主义外，主要从德、意等国拿来既反共又反资、既主张国家改造又力行侵略扩张的法西斯主义作为核心思想。只是与传统右翼思想主要散见于右翼团体的纲领中不同，这些内容集中反映在右翼理论家的著作中。

　　北一辉作为革新右翼的理论旗手和精神领袖，其法西斯思想最具煽动性和迷惑力。他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等著作中，全面阐述了以“国家社会主义”“混血民族论”“强力战争论”“开战权利论”为理论依据，通过军事政变等暴力方式实现国家革新、对外侵略扩张的法西斯理论。尽管在北一辉的笔下不乏“道义”“平等”“革新”“革命”“解放”“社会主义”等辞藻，但从他视社会主义运动为洪水猛兽、视政党议会为财阀走狗、虽未直接参与二二六兵变却被作为思想犯处决等方面，足以看出其思想的反共本质、反资本主义特质以及巨大的破坏性和影响力。

　　大川周明作为革新右翼“知行合一”的思想家和活动家，其法西斯理论的指导性和实效性更强。大川在直接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五一五政变的同时，通过撰写《复兴亚细亚诸问题》等著作系统构建起自己的法西斯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天皇中心论”“东西对抗论”“亚细亚复兴论”“殖民地解放论”等。尽管在大川周明的笔下同样充斥着“文明”“道义”“民族解放”“亚洲复兴”“大东亚共荣”等词句，但他因在煽动法西斯思想传播和法西斯运动方面的极端反动性，最终成为接受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的甲级战犯之一。

　　战后派右翼的反美反体制主义

　　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当局为确保日本不再对自己构成威胁，对其实施了包括审判战犯在内的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改造，致使日本右翼运动受到遏制。然而，随着冷战过早到来，尤其是美国将对日政策由“惩罚”改为“扶植”，不仅右翼思想未被彻底清除，而且右翼势力趁机逃脱惩罚，并比较顺利地从革新右翼过渡到战后派右翼（１９４５—１９８２年），为日本乃至亚太地区埋下了祸根。

　　战后派右翼的思想主张以１９５１年为界，前后呈现迥然不同甚或截然相反的内容。１９５１年之前，战后派右翼以反共、亲美、支持现政权为主要内容，将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思想掩藏起来。他们除继承了战前右翼的天皇中心主义和反共思想外，大多披上了“和平”“民主”“自由”“反战”等华丽的外衣。然而，随着美国占领结束，战后派右翼的思想主张很快从反共、亲美、支持现政权转向反共、反美、反体制上来，即脱下了“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外衣，露出了侵略主义、军国主义的本质。尤其进入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日美贸易摩擦加剧，加之反共反资本主义本质使然，战后派右翼的思想主张出现了向战前革新右翼的“既反共又反美”和“革新国家体制”回归的趋势。

　　新右翼强势抬头膨胀

　　１９８２年底，鹰派政治强人中曾根康弘出任日本首相，标志着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启动，也意味着日本国内暴力的国家主义抬头。在此背景下，日本右翼势力迅速崛起，并完成了由战后派右翼向新右翼（１９８２年到现在）的代际传承。新右翼以右翼知识精英和新生代右翼政客为主力军，以否认并美化侵略战争、修宪强军、突破战后体制和国际秩序、追求政治军事大国为核心思想，旨在引领日本向战前回归。尤其作为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高市早苗上台后不仅依托极右翼政党维新会组成“自维战后最保守执政联盟”，还积极推动修宪和解禁集体自卫权，谋求引入“核共享”机制，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特别是近期发表涉台极端错误言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加剧地区紧张。高市诸般言行也充分暴露了其浓厚的军国主义情结和错误历史观。然而，无论日本右翼势力如何抛出种种战争翻案谬论，均无可信资料可资证明；相反，日本对外战争和外交讹诈均系精心策划和蓄意为之，却有大量确凿史料可资佐证。因此，无论其如何鼓噪、篡改都掩盖不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罪责。

　　历史昭示，战后派右翼势力顽固继承战前右翼思想理念，在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全面加速国家右转，把国家复兴的希望寄托于军事大国和对外扩张，再一次打开“潘多拉魔盒”，其巨大危害性和潜在危险性应引起世人高度警惕！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