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00年左右，古希腊城邦佛凯亚在法国南部沿岸即今天的法国马赛建立了马萨利亚殖民城邦。马萨利亚城邦地处罗讷河口以东的拉西顿湾天然良港，成为北通高卢腹地、西接伊比利亚半岛、东连意大利北部的水陆交通枢纽。此后，它还在高卢南部沿海建立了尼凯亚、安提波利斯等一系列子城邦，共同构建起一个横跨地中海、罗讷河流域与凯尔特腹地、不列颠群岛的贸易网络。通过这一贸易网络，高卢、不列颠及伊比利亚地区出产的锡、琥珀、木材与奴隶等资源转运至地中海世界，希腊的葡萄酒、橄榄油与黑釉陶器等商品也被输送至高卢内陆，从而使高卢与希腊世界建立起稳定的消费联系。公元前49年，马萨利亚城邦因卷入罗马内战而被并入纳尔榜高卢行省。

　　推动高卢经济技术发展

　　在马萨利亚城邦建立之前，当地原住民主要为利古里亚人。该群体是血缘、语言及风俗松散联结的部落集合体。从地理分布看，利古里亚人的核心活动区域以今意大利利古里亚大区为中心，沿海岸线东西延展，东至阿尔诺河入海口，西达罗讷河流域及西班牙埃布罗河口。利古里亚人的语言如今几乎失传，学者推测其可能属前印欧语或与印欧语系有一定联系。公元前500年左右，凯尔特人（高卢人）开始大规模迁徙，部分高卢部落零星分布于罗讷河下游地区，与原有的利古里亚人融合，逐渐形成了新的凯尔特—利古里亚混合文化圈。

　　希腊人的到来促进了凯尔特—利古里亚人与地中海世界的经济贸易交流，也带动了当地生产技术和交换媒介的发展。农业上，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伴随马萨利亚佛凯亚人对谷物需求的增长，普罗旺斯、朗格多克等内陆地区或受其驱动扩大了谷物生产规模，这些地区的谷仓规模随之扩大，逐渐摒弃沿用数世纪的原始简易仓储形式，转而采用希腊式的储存形式，如大型陶罐与通风良好的仓库。同时，希腊人引入了更为先进的橄榄油压榨技术与酒类酿制工艺。在尼姆近郊的弗洛里安遗址出土的葡萄种植遗迹显示，自公元前2世纪末期，此地已开展有规划的葡萄栽培活动。带有横向小室的规则沟渠布局、方形与矩形的种植坑、系统性施肥以及特定农业器具（如磨盘和榨油机）的使用，都表明当地居民很有可能借鉴了希腊的农业技术。

　　货币流通方面，马萨利亚城邦在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前1世纪中叶发行了大量货币，垄断了东南部土著地区的货币流通，其货币影响力持续到罗马高卢行省建立。以格拉农遗址为例，在公元前27年以前的遗址货币遗存中，马萨利亚发行的货币占比达80.7%。这些出土货币超半数集中在朗格多克埃罗河以东及高卢至不列颠的河流流域，这也充分体现出马萨利亚商业活动深入欧洲腹地，其范围之广超过了传统认知中的地中海商圈。

　　“他者”叙事框架的构建

　　公元前2世纪末，高卢人开始使用希腊文书写契约和希腊字母表。据斯特拉波记载：“所有出身良好的公民都专注于修辞艺术和哲学，以至于他们的城市最近被蛮族人视为一所学校，它使高卢人成为希腊文化的爱好者，他们甚至使用希腊语来起草合同。”罗马历史学家查士丁同样提到，高卢人从马萨利亚人那里学到一种更文明的生活方式，他们之前的粗野习俗或被放弃或已改进。人们甚至会以为，不是希腊被移植到了高卢，而是高卢已经被移植到了希腊。

　　查士丁的这段关于法国南部地区希腊化的经典记述，一方面证明了希腊物质文化深深地影响了高卢土著人的生活；另一方面“高卢已经被移植到希腊”的修辞，也反映出马萨利亚希腊人已经成功构建起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文化范式，强化了希腊文明的中心地位。马萨利亚的建城传说同样反映了这一模式，据查士丁记载，公元前600年，希腊船长普罗提斯与当地酋长之女吉普提斯联姻，双方共同迁居至拉西顿以北，此地后来发展为马萨利亚城。而阿忒纳乌斯的希腊语文献《宴饮丛谈》援引亚里士多德佚失作品《马萨利亚政制》时，普罗提斯和吉普提斯的名字则为尤克塞诺斯和阿里斯托克塞涅，分别义为“好客的”和“最好的客人/主人”。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阿忒纳乌斯的引述既保留了某种古老的口述传统，也是对这一传说的“二次建构”：婚姻作为文化与政治联盟的象征，体现了希腊殖民者将自身的统治自然化、合法化的策略。“阿里斯托克塞涅”这一典型的希腊名字也体现了土著女性被纳入希腊文化与价值体系，以及对边缘族群的“象征性征服”。这种希腊教化“蛮族”的叙事逻辑在学术传统中得以延续。在这个希腊/罗马作家建构的“他者”叙事框架中，文化影响被过度简化为单向的“希腊→高卢”灌输模式。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双向互动、文化混合以及高卢人自身对新事物的选择性吸收与改造。

　　马萨利亚城邦与

　　高卢的文化互动

　　随着20世纪后半期后殖民理论等的发展，传统研究中“希腊中心主义”的单一叙事框架被打破，为重新审视马萨利亚城邦与高卢本土社群的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后殖民理论解构了“文明希腊”与“野蛮高卢”的二元对立，不再将当地社群视为被动接受者，而是具有主体性的能动者。研究焦点也转向了高卢本土社群是如何有选择地接纳、改造希腊的器物文化，进而创造出兼具双文化特征的新物质文化风格。而新的考古证据准确深刻地揭示出当地本土特色以及两者互动的复杂性。例如，高卢地区本土晚期青铜时代的浮雕石碑起源可能早至公元前7世纪。格拉农、罗克佩尔图斯等遗址的作品虽受到希腊风格的影响，但其对端坐战士的意象描绘仍体现了高卢本土英雄主义理念的核心内涵。手工塑形瓮是高卢南部部落中日常烹饪炊具的一种基本形式，它多由家庭或本地手工作坊通过手工塑形而非轮制而成，是高卢本土鲜明的文化标志之一。公元前6—前4世纪时期，灰陶与亚几何风格陶器是土著部落中流通的两种典型反映希腊与土著文化互动的陶器类型。其中灰陶的生产采用了希腊的轮制与还原烧制技术，但在器形上既有包含希腊风格的泥灰岩碗、三叶颈单耳罐，也有本土传统的高脚杯、瓮、流线型碗等。亚几何风格陶器则在器形上混合了希腊单耳罐、柱状分酒器等与本土的瓮、浅碗、单柄杯。纹饰既受马萨利亚及爱奥尼亚条纹影响，又创造出人字纹、鸟纹等高度个性化图案。由此可见，马萨利亚与高卢腹地之间的区域，正是一个典型的“文化中间地带”。在这里，希腊殖民者与当地土著并非简单的“文明”与“野蛮”的对立，灰陶与亚几何风格陶器是一种新的、混合的文化身份的表达，最终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凯尔特—希腊混合文化风格。

　　马萨利亚城邦的建立不仅开启了希腊人对高卢南部的长期影响，也构成了地中海西部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典范案例。尽管希腊史学传统往往以文明中心主义的视角将希腊文化描绘为“教化者”，但考古材料表明，当地凯尔特—利古里亚人在与希腊人接触过程中展现出显著的主体性与文化韧性。他们既能在经济与技术层面积极采纳希腊因素，又能在物质文化、日常生活中维持本土传统。这种自主选择性采纳的过程，为我们重新理解古希腊与殖民城邦周边本土社群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提供了新的视角。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