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多样化的历史研究视角和路径在国际史学界层出不穷，跨国史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哈佛大学入江昭教授曾指出，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内，注重跨国角色和跨国主题的全球研究趋向越来越具影响力，他认为，跨国史研究是一种“史学革命”。北京大学教授王立新则强调，跨国史是“继‘文化转向’之后史学研究中出现的最引人瞩目的新变化，大有横扫整个史学领域之势”。跨国史研究至今并没有确定的领域边界，但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一是要尝试跨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间交流对话，二是要包含政府官方外交和非政府、个体、社会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的民间交流，三是要关注包括中国史、世界史、国际关系等跨学科的研究成果交互。

　　科技史在中国的学科体系中是历史学学科门类之外、经常使用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理学门类一级学科。科技史特别是近现代科技史外史研究，关注点在于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之间交互作用和关系，但是这些无形的关系都需要放在真实的年代、地区、国别等场域中来分析，也自然会与政治、经济、文化、战争等历史学研究议题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互动。虽然科技史研究与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有学科方向和关注点的不同，但在很多议题上这三者的研究对象相互交叉、研究方法互有借鉴。

　　跨国科技史或者说跨国视角下的近现代科技史外史研究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跨越中国史、世界史以及科技史三个学科界限的新兴研究领域。不同于全球知识史或全球科学史特别关注民族国家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科学、技术、经验、知识的全球或地区交流，跨国科技史关注在民族国家出现以后，伴随着欧洲工业革命、地理大发现、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全球化进程，现代意义上的系统性科技活动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展，科学技术也成为近现代跨国历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因素和角色。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授大卫·埃杰顿认为，科学技术终将终结传统的民族国家及其历史叙事，民族国家“最终会随着新技术的全球化进步而消失”。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约翰·克里格则认为，民族国家的边界事实上成为了促进或是抵制跨国科技活动的“干预点”。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A. 西科德强调，知识为什么又是如何传播的是“我们领域的中心问题”。虽然跨国科技史学家们对于民族国家的边界作用各有己见，但是他们的目标却是一致的，即要把科学技术作为跨国史的研究对象和主要线索，而不仅仅是背景因素来看待。

　　在涉及中国的跨国科技史研究方面，也涌现了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和作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杰明·艾尔曼曾邀请范发迪、胡大年、王作跃、舒喜乐以及沈德容在国际科学史学期刊ISIS组织了一组名为“重点：科学与现代中国”的笔谈，尝试来探讨中国科技史领域的新观点和新视角。在这组笔谈中，王作跃强调，要通过跨国对比方法来研究中国科技史，将中国经验与俄罗斯、日本、德国以及美国的背景进行比较；范发迪亦提出，要从全球化视角书写20世纪的世界科技史；胡大年、舒喜乐、沈德容则是在跨国语境中对比使用丰富的中外史料，分别从物理学、农学以及地质学角度分析中外跨国科技史案例。

　　由此可见，中国科技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中，有很多议题可能天然就是中外跨国科技史议题，有些虽然讨论的是纯粹中国科技史议题，但是整体上使用了中外对比视角或是较为全面地利用了中外文献资料，即使用了跨国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这类研究成果可能尚未提及跨国史的概念，但实际上已经实践了跨国比较的研究路径。

　　跨国史研究从产生之初就面临各种质疑。跨国史研究其本意是希望在方法论和意识形态上实现对“美国例外论”的突破和超越，然而，美国外交史学家玛丽莲·杨则指出，“美国当然不是例外的，只是例外的强大。在脑袋里去中心化美国是件好事。但是这样并不会自己就在（美国）压倒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之外建立一个自由世界”。一些美国历史学者提出，在美国是第一军事和经济霸主的现实世界中，跨国史观能不能挑战美国中心主义？退一步，假设解构了既有的美国中心主义历史观，那跨国的全球的世界历史又交给谁去建构呢？这个问题不仅反映了一些美国史学家矛盾的心态，同时也给全世界的历史学者提出了直接的使命挑战。同时，英语的全球语言霸权加强了跨国史研究中英语一二手文献资料的优先性和片面性，再加上新兴的线上学术搜索引擎、数字人文数据库多以英语内容为主，既有的建制性学术霸权直接或者间接地忽视了非英语系文献资料的声音和话语权，这些都是跨国史研究中需要直面的困难和问题。

　　跨国史研究在中国也有警醒之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越就指出，对于这些新的西方史学理念，“在未能或正在消化的过程中，当代中国史学就先从方法论入手学习并付诸实践。研究呈‘碎片化’就不可避免了”。事实上，跨国科技史研究的目标和视角本身并不限制宏观还是微观，也不排斥国际交往中的重要历史事件、人物和国家以及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即使关注到具体的微观细节也并不是孤立的人物或事件，相反，它与重大历史事件乃至国际风云人物存在关联的可能性反而更强，某种程度上跨国史研究可以把微观的研究对象与更大的历史背景和议题相结合，实现“碎片”和宏大历史叙事的交互。

　　跨国史的提出距今已有30余年，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实践了跨国史或是全球史的研究范式，然而，这种跨国化全球化的历史书写丝毫没有取代或者压倒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显然这样一种新的历史书写更多是对传统的民族国家历史的有益补充，是一种对于外向性和包容性的民族国家历史书写的期盼和追求。同时，跨国科技史这类新史学方向并不是所谓传统史学向西方史学的完全转向，更不是被西方学界吸收同化或是沦为仅仅提供一二手文献资料和研究对象的从属关系。这些层出不穷的新领域和新方向本质上都有国内国外两个源头，互有案例和理论，反映了国内外史学交流的频繁和深入，关键要产出质量过硬的成果才有最终说服力。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美国保守主义分子积极推行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实行逆全球化，中国作为世界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支持者和维护者，中国的历史书写更应该跨国地“走出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的中美农业合作项目研究”（24FZSB07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