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斯是9—13世纪位于东欧平原、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建立的早期国家。古罗斯处于中世纪西欧的边缘位置，传统中世纪研究对古罗斯的关注度较低。以英美国家为例，古罗斯研究仅属于“苏联学”（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研究或乌克兰研究）中非常小众的一个学术领域。

　　一战与十月革命后移民史学家的贡献

　　英美学界在20世纪以前几乎没有对古罗斯的专题研究。虽然英国对俄国的研究随着英俄关系的建立早已开始，但16—18世纪大多数探险家、旅行者和外交官只是描述当时的俄国，很少研究其更早的历史。同样，19世纪美国的俄国研究亦方起步。

　　历经一战、俄国革命爆发，20世纪20年代大批斯拉夫裔学者移民到英美国家，推动了古罗斯研究在英美史学中兴起。两位俄裔史学家卡尔波维奇（哈佛大学）和维尔纳茨基（耶鲁大学）计划联合出版十卷本英文版《俄罗斯史》。卡尔波维奇未完成，但维尔纳茨基在20世纪40—50年代出版了前五卷（共六册），书写从远古时代到1682年的俄国历史。作为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维尔纳茨基对俄国历史进行了极为“欧亚化”的诠释，试图将俄国历史置于从太平洋到草原地带的广阔背景之下。前三卷《古代罗斯》《基辅罗斯》《蒙古与罗斯》首次为英语世界展现了一部详尽的古罗斯史。不过这一时期英美的俄国史著作更重视俄国扩张史、外交史、1917年革命以及内战。

　　冷战时期史学研究与政治意识的交织

　　二战结束不久冷战开始，“苏联学”成为国际问题研究中的显学，古罗斯史亦随之得到更为深入的研究。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学术界不仅编译多部史料集，还出版了英美学者的古罗斯专题研究。一些与古罗斯历史密切相关的通论性著作和比较研究成果对古罗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俄裔英国学者奥博伦斯基的名著《拜占庭共同体》奠定了将古罗斯归于拜占庭影响之下研究的经典范式；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从西欧而非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在比较视野下研究了古罗斯国家形成的初始阶段。

　　冷战爆发亦为“苏联学”中的独立分支——乌克兰研究提供了契机，古罗斯史作为乌克兰研究的一个重点而备受关注。20世纪50年代，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许多大学开始关注乌克兰研究。1968年乌克兰裔学者普里察克成为哈佛大学第一任乌克兰史讲席教授，1973年他筹建了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普里察克不仅创办了《哈佛乌克兰研究》英文期刊，还出版了一系列古罗斯专著。1976年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文学院创办了乌克兰研究所，并出版了《东/西：乌克兰研究》英文期刊。乌裔移民史学家积极在国外奔走呼号，在当代英美史学与乌克兰传统史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苏联解体后学术研究的多维拓展

　　苏联解体后，俄白乌三国独立发展的现实促使英美学者对古罗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拓展。

　　其一，大部头学术专著问世。21世纪初出版的三卷本《剑桥俄国史》至今仍是英语世界俄罗斯研究领域的权威著作，其中第一卷《从古罗斯到1689年》由英国伯明翰大学佩里主编，参编者均是古罗斯研究领域的专家。如剑桥大学谢泼德与西蒙·富兰克林合著有朗文俄国史系列第一卷《罗斯的出现（750—1200）》、富兰克林的《古罗斯的写作、社会与文化（950—1300）》等。

　　其二，多学科研究成果丰硕。专著《斯拉夫人的形成：多瑙河下游地区的历史学和考古学》重新审视斯拉夫语欧洲部分地区的考古证据；《罗斯的启蒙者：弗拉基米尔的跨世纪形象》梳理了从11—18世纪初弗拉基米尔政治形象的演变；《多布罗夫斯基与〈伊戈尔远征记〉的起源》，从《伊戈尔远征记》版本史出发考证其是18世纪的伪作；《罗斯国家神话的兴起与消亡》追溯10—17世纪“罗斯土地”的概念史，解构从“罗斯土地”到“俄罗斯国家”的现代俄罗斯民族主义历史神话。

　　此外，既有对拜占庭研究范式的传承，也有欧亚世界更广阔视域的拓展。如富兰克林的学生们撰写的《拜占庭与维京世界》《拜占庭与罗斯的军事圣徒（900—1200）》《拜占庭与早期罗斯礼仪史》继续关注拜占庭与罗斯的主题；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史前至蒙古帝国时期的内欧亚大陆史》，则在大历史视野下展现了俄国、中亚和蒙古从人类定居到1260年蒙古帝国分裂时的历史。

　　英美古罗斯研究的“全球转向”

　　在去殖民化、全球史研究的浪潮下，英美学界的古罗斯研究呈现出“全球转向”的学术转型。近十年来著述颇丰、备受英美学界甚至俄罗斯学界关注的是美国威腾堡大学拉芬斯伯格。其代表作《重构欧洲：中世纪世界的基辅罗斯（988—1146）》旨在挑战奥博伦斯基的经典范式，从政治联姻、经济贸易和宗教关系等方面论述中世纪罗斯与欧洲的联系，强调古罗斯是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的系列专著着力揭示古罗斯及整个东欧世界与西欧的联系与互动。

　　与拉芬斯伯格一样致力于在“更广阔的欧洲”研究古罗斯的还有新墨西哥理工学院米哈伊洛娃等，她的专著《1000—1236年罗斯与拉丁欧洲的财产、权力与权威》将罗斯纳入拉丁欧洲世界进行比较研究。这批青年学者积极将前沿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运用到古罗斯研究中，在理论上，将古罗斯置于“全球中世纪”的研究视野，使罗斯与更广泛的中世纪世界联系起来；在内容上，重视罗斯在中世纪世界的物质交换与文化互动；在方法上，积极运用数字人文研究，开发罗斯家谱数据库；在阐释上，尝试“反事实”分析，利用历史建模，展现古罗斯历史另一种发展的可能性。

　　如果说十月革命后移民英美的斯拉夫裔学者成功激发了英美学界对俄国早期历史的兴趣，那么从20世纪50年代冷战开启到90年代苏联解体的一系列事件，则为英美学者深入研究古罗斯史提供了持续动力。一方面，英美的古罗斯研究深受帝俄史学传统的影响，形成了将古罗斯纳入拜占庭世界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乌裔移民学者积极发展19世纪乌克兰地方史书写传统，为英美世界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帝俄史学和苏联史学的古罗斯叙事。21世纪以来，在全球史视野下边缘成为了另一种中心，古罗斯研究成为全球中世纪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如何打破帝俄史学和苏联史学的叙事，如何批判性吸收不同族裔移民史学家对古罗斯的构建，以及如何摆脱当下政治局势和政治意识的影响，是亟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