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认为英国史学“发展迟缓”，这种印象遮蔽了英国史学变迁的复杂面相。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史学流派不断产生，史学分支学科呈现“井喷式”增长，历史书写宏阔而丰富，如何理解此类史学现象，“普拉姆学派”可视为探测英国社会文化变迁的晴雨表。

　　史学叙事类型及其挑战

　　从学派传承来看，“普拉姆学派”脱胎于辉格派史家乔治·M.屈维廉，形成于约翰·普拉姆，转型于罗伊·波特、琳达·科利、大卫·坎纳丁和西蒙·沙玛，他们大多数自诩为“68年一代”，部分受到新左翼思想的影响。其研究历经了政治史到社会文化史、国别史向全球史的演化轨迹，重视自下而上的民众日常生活史，他们倡导的历史知识大众化助推了英国公共史学的发展。实用主义、经验主义与消费主义等思潮交织发展，呈现为守旧创新的共存态势。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史的叙事演变展示了一幅相互缠结且理路各异的知识图景。首先是“史学危机论”。英国史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指出，随着新型社会和知识模式的形成、欧洲地位的下降，以及自由主义体系的解体，新一代史家不得不对“历史思想的基础及其基本观点”进行新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衍生了史学危机的论题。其次是“史学共存论”。美国史家恩斯特·布赖萨赫认为，新社会史并未完全取代政治史，冷战大背景下的传统史学议题并未被舍弃，新的解释框架赋予其新的生命。再次是“史学现代性”。英国史家迈克尔·本特利则认为，英国辉格史学传统并未终结，而是转向了科学方法论，民族国家内涵被重新赋义，“他者”因素受到观照。最后是“史学全球性”。加拿大史家丹尼尔·沃尔夫尝试将欧洲经验地方化，建构跨地域、跨国别与跨主题的全球史学史叙事，诠释文化比较的多元史学故事。上述史学史演变不仅呈现了史家将过去民族化，而且全球化时空尺度挑战了地方性知识，突破了“中心—边缘”二元对峙的话语边界。不止如此，全球史学史因突破地域、国别、性别与阶级等视角限制，史学史知识的生产、分享、传播与占有将呈现新的知识景观。尤其考虑到数字时代史学史书写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史学史图谱中的认知维度和物质维度将获得扩展，未来的史家不仅要面对像社交媒体网站、博客、电子邮件、视频与微信等浩如烟海的数字资料，而且需利用这些原生数字文化产品撰述历史，文档的保存、归档与释读等研究工序将挑战史学研究的传统范式。

　　“普拉姆学派”的发展、转型与比较

　　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学扩张造成历史教育的大众化趋势，英国史学由社会结构史走向政治叙事史，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受到重视，“普拉姆学派”成员日渐形成了兼容并蓄的研究风格。不过，学派成员之间亦凸显了思想的关联性和差异性，内部形成了合作竞争的学术生态。在继承乔治·M.屈维廉的社会史研究理念之上，约翰·普拉姆挑战了“高端政治”的精英人物研究和传统政治史叙事模式，不断吸收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在历史学的“文化转向”之后，普拉姆更重视儿童、阅读和物质消费等论题，奠定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范式，促进了学派的研究转型，全球视野受到重视。此外，该学派史学研究亦拓展到医疗社会史、史学史与帝国史等新领域。由此，“普拉姆学派”挖掘了18世纪英国社会生活中吃、穿、住、行各类论题，涉足史学研究的诸多门类，包括政治史、社会史、环境史、帝国史、记忆史、医学史、公众史学、传记史、城市史、性别史、日常生活史、国史编纂、全球史与史学史等知识门类。

　　在史学理论与方法方面，琳达·科利的《俘虏危机》将宏观的全球性背景和微观的个体故事进行了有机结合，重新审视了大英帝国崛起背后的脆弱性和暴力性，得以窥见其阴暗、混杂和多元的面相。大卫·坎纳丁的《时而创造历史》不仅建构了百年英国史学发展谱系，而且考察了文化遗产、帝国记忆与民族认同等论题。该学派推崇图像分析方法，普拉姆利用英王室的画像、建筑和器物等考察了王室遗产的文化意义，展现了英王室的历史变迁。西蒙·沙玛充分利用肖像画、风景画和摄影等视觉资料，重视“图像证史”和“图文互释”的研究方法，既撰写了多部艺术史著作，也拓展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为了重建荷兰文化的道德气质，以及塑造17世纪荷兰民族身份，沙玛利用了314幅插图来解释荷兰的社会和历史，涉及艺术、食物、社会礼仪和日常习惯等论题，这些视觉证据既超越了文字证据的局限，又建构了图文并茂的历史叙事。罗伊·波特则撰写了大量医疗史著作，将视觉资料融入广阔的文化语境中，践行医疗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不仅恪守了该学派的政治史书写传统，而且创新地讲述了英国启蒙运动的故事，挖掘了启蒙运动存在医学知识的思想根源。

　　与欧洲其他史学流派相较，“普拉姆学派”既有史学发展的共性，亦呈现出该学派的独特性。像法国年鉴学派一样，该学派亦走了一条由区域国别到全球、社会史到文化史的发展之路，尤注重微观史视域下政治叙事的文化象征意义，建立了彰显集体心态和国家记忆的“表象史”。此外，该学派与本土的“彼得豪斯学派”形成合作竞争之势，批评后者贬低了辉格史学的理论贡献，也对纳米尔倡导的集体传记方法提出批评，达成了历史叙事的方法论共识。

　　“普拉姆学派”的史学贡献及评价

　　显然，“普拉姆学派”契合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历史学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研究的特征，呈现了英国史学知识演化的如下趋势。其一，传统的政治制度史被赋予新的内涵，政治传记成为探询政治家和时代状况的重要体例，性别视角和全球视角受到史家青睐，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将不断渗透史学研究过程，话语分析和文化仪式的阐释方法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其二，公共史学成为可能的趋势，文学性的叙事方式和专业性的历史研究将继续融合，书评、文化遗产和电视节目等媒介策略将深化记忆史和数字人文史的研究，但需规避史学产业化过分追求经济效益的陷阱。其三，在史学论题、理论和方法等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思想对话继续加深，诸如“阶级”那般经典概念将被修正和重新赋义，从而促成学术研究新的增长点；随着新史料和新技术的发展，像数字史学、物质文化史等新兴学科门类会继续出现。其四，史学研究的极性化思维仍不可避免，宏观与微观、物质与文化、结构与主体、普遍性与特殊性等认知范畴仍将支配着史学研究，史家对自身使用的理论和方法将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反思性，经验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裂隙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弥合。

　　综上所述，“普拉姆学派”笃信历史学归结到底是对人的研究，主张用通俗晓畅的叙事方式向大众传播历史知识，沟通专业史学与公共史学之间的联系，追求国家传统和现实需求相结合的历史教育。在通史编纂方面，该学派建构了囊括性别、种族、经济与文化等维度的非线性模式，嵌入身份认同的内容，维系国家的统一。在学派传承方面，史学研究的跨国界文化交流，丰富了战后英国史学研究的内涵，亦挑战了学派紧密的师承关系，全球性流动淡化了学派的认同感。该学派提出了诸如“政治稳定性”“病患主体论”和“英国性”等新论断，促成了英国史学走向深入且多元的发展道路。不过，该学派因过分追求历史知识的现实效应，往往缺乏宏大长时段的历史眼光，趋新求异易导致史学研究的碎片化，亦难以建立一套成体系化的理论框架，英国史学的现代性问题仍悬而未决。作为域外史学流派，反思“普拉姆学派”的治史经验及其教训，有助于理解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成机制，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