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时代日本宫廷旧历正月举行的元日（正月初一）、白马（正月初七）、踏歌（正月十六日）三个节会都源自中国唐朝，因此，其器物调度、仪式流程、文化内蕴等都含纳着唐风文化的元素。关于正月节会的流程，日本平安时期编纂的《内里式》《北山抄》《江家次第》等勅撰和私撰仪式书（有职故实书）中均有记录。其中，成书于平安后期的《江家次第》以古来先例为据，详细记载了节会程序相关的人物、场所、器物等要素的安排方式。从文献记载来看，日本平安时代正月节会所调配使用的器具、用品以及食物，都有诸多从中国舶载输入或仿自中国的“唐物”。这些具形具象“唐物”，不仅充实了节会物理形式的质感，而且寓存了其人文内核的本义。

　　正月节会器具中的“唐物”

　　古代日本宫廷正月节会中，元日节会最为重要，也称“元日宴会”，是元日朝贺之后在大内南殿（紫宸殿）举办的宴飨活动。白马节会亦称“七日节会”，是日马寮官员引白马于南殿前庭，观览完毕之后，君臣宴饮。踏歌节会源自大唐上元踏歌，其举办场所在南殿南庭和校书殿东庭。

　　论及平安时代日廷正月节会所用“唐物”，首先，见诸相关文献的“唐瓶子”值得关注，根据《江家次第》的相关记载，唐瓶子一般3件成组，置于八足几上，内盛三节御酒，主要用于元日节会（元日宴会）、七日节会（白马节会）。唐瓶子是唐风酒器，鼓腹小口，原为金属器物，之后演变为木胎漆器。这种器物虽然形制简素，日本本土易于仿制，但作为宫廷节会专属器具，一般首选中国舶来的正品。

　　与唐瓶子相对应，正月节会亦用胡瓶。《延喜式》卷四十《造酒司·诸节供御酒器》记有“金铜胡瓶一口”。同卷《造酒司·诸节杂给酒器》则记有“平文胡瓶六口”“金银胡瓶一口”。胡瓶是西域样式的细颈鼓腹酒器，其口部往往做成鸟首状。金铜胡瓶、金银胡瓶分别指鎏金铜胡瓶和鎏金银胡瓶，平文胡瓶则是金银平脱漆胡瓶。日本奈良、平安时代的胡瓶大多是从中国输入的，虽因其造型风格而被冠以“胡器”之名，实际上仍属舶来“唐物”。《江家次第》卷第一《正月·元日宴会》、卷第二《七日节会》的记载显示，胡瓶主要用于元日节会、七日节会，配置数量均为7件，三双一单。日本平安时代节会调度的胡瓶，在成组成对配置、用量较多的情况下，无法拘泥于鎏金铜胡瓶和鎏金银胡瓶，除了上文提及的漆胡瓶之外，还应有陶瓷质地的胡瓶，这类非金属材质的平替之物，则主要是中土的仿品。即便是鎏金铜瓶，若瓶口明确为凤首状，则也是唐样胡式结合的器物。

　　此外，《延喜式》所列“诸节杂给酒器”中的“瓷盏二口”易于令人联想到唐宋外销瓷器，《江家次第》卷第一《正月·元日宴会》亦记曰：“供三节御酒。盛青瓷坏。”事实上，此处字面上的“瓷盏”“青瓷坏（杯）”并非如今所说的瓷器，《江家次第》卷第一《正月·供御药》言及宫廷正月“齿固仪式”以“青瓷”为膳具，注曰：“件青瓷自所度于内膳。尾张百五物内。”研究表明，日廷节会仪式使用的所谓“青瓷”主要是指日本尾张出产的绿釉陶器，这种“尾张青瓷”始烧于9世纪上半叶，在形制风格上模仿中国金银器和瓷器，可谓是“和制唐物”。

　　用于布置正月节会仪式场所的陈设用具中，“大宋屏风”是元日节会、七日节会的必备之物，元日节会、七日节会之际，南殿各处分设5面大宋屏风。大宋屏风发挥着营造礼仪空间的重要功能，日廷举行元旦“四方拜”之际，需在宫内清凉殿东庭置立8面大宋屏风。大宋屏风是“太宗屏风”的讹记，两者日语音读相似、字形相近。这种中国式屏风得名于唐太宗时期，初传日本年代可以追溯到初唐，其标志性特征是屏风上的“唐绘”——唐人打毬图。早期太宗屏风由遣唐使带回日本，平安中晚期的大宋屏风究竟是舶来唐物？还是“和仿唐物”？目前尚不可稽考。

　　正月节会所用唐锦

　　平安时代元日节会和七日节会，日廷大内南殿“次撤寻常御倚子，铺唐锦毯代，立平文御倚子，铺唐锦褥”，另于殿中东部“设皇太子座，东西行铺紫绫毯代，立平文小倚子，其上铺唐锦茵”（《江家次第》卷第一《正月·元日宴会》、卷第二《七日节会》）。“唐锦褥”是御座上的铺品，“唐锦茵”则为太子座上的铺品，两者形制与质地大体相同，都是正方形丝质坐垫，中部主料用和绫、和绢，边缘为唐锦材质。根据平安晚期《类聚杂要抄》卷四所载“唐锦茵”的样式简图来看，“唐锦茵”边长三尺五寸，五寸宽的边缘部位以唐锦制成。“唐锦毯代”是御椅之下的铺垫，“毯代”意为毛织毯的代用品，唐锦毯代以染色布帛嵌中，以唐锦镶边。太子座下以“紫绫毯代”为铺垫，亲王公卿座下则铺“绀布蛮绘毯代”，无疑，唐锦毯代属于至尊等级。

　　奈良时代日本极力吸收唐朝技术，一度制出了质量上乘的和绫、和锦，然而进入平安时代之后，随着日本官营工坊的衰落，中日之间丝绸制作水平差距再度扩大，唐宋丝绸工艺登峰造极，制品精美绝伦，成为日本上层贵族竞相觅求的珍物。据《宇治拾遗物语》卷第十四《珠价无量事》可知，平安晚期至镰仓初期，即便是如美浓绢之类本土上品也仅相当于唐绫五分之一的价格。由于唐锦珍贵，“唐锦褥”“唐锦毯代”和“唐锦茵”都是日廷节会上御座和太子座专配的铺设之物。

　　《延喜式》卷四十《造酒司·诸节杂给酒器》中列有“八尺毯二领”“布画毯代”“四尺毯四领”，反映出平安早中期“毯”与“毯代”混用的情况。事实上，初见于《延喜式》的“毯”，也是从中国舶来的唐物，当时日本还未掌握毛织物的制作技术。

　　正月节会所备唐食

　　平安时代日廷元日节会、七日节会以及踏歌节会置备的肴馔、点心中，都有相当比例的唐食。根据《江家次第》记载，元日宴会和七日节会行宴之前，需在亲王公卿座前立朱漆台盘，备置各种点心和干果，其中包括餲餬、黏脐两种唐菓子，合装一盘。平安中期成书的《和名类聚抄》卷十六《饭饼类》记曰：“梅枝、桃枝、餲餬、桂心、黏脐、饆饠、子、团喜，谓之八种唐菓子。”由此可知，餲餬、黏脐都在平安时代“八种唐菓子”之列，餲餬是一种用小麦粉做成的虫蝎形状的油炸点心，黏脐则是以糯米粉制成的脐形油炸圆饼。

　　元日节会、七日节会以及踏歌节会的飨宴上，第一轮前供御膳是馄饨、索饼、餲餬、桂心，第二轮是子、黏脐、饆饠、团喜。“八种唐菓子”中的6种——“餲餬、桂心、子、黏脐、饆饠、团喜”列于御膳配撰组合之内，其中，餲餬和黏脐上文已有介绍。桂心是一种呈冠帽状的糯饼，表面撒有肉桂粉；子则是以粳米或小麦粉制成的山芋形蒸饼；饆饠以小麦粉或糯米粉煎制而成，为包有馅料的薄饼；团喜又称“欢喜团”“团子”，是一种圆形带馅的点心，以米粉或小麦粉制成。索饼虽不在八种唐菓子之列，但亦为唐朝传入日本的面制食品，是日本“素面”之祖。列于首轮前供御膳配撰之首的馄饨，是最具正月节庆意味的唐食。平安时代的馄饨采用中国做法，以小麦面皮包裹肉馅制成，水煮之后供馔。由此可见，日廷元月节会的前供御膳为全唐食组合。

　　平安时代日廷元日节会上备置的馄饨、索饼以及各种唐菓子，并不是从中国舶载而来的即时输入食品，它们主要来自平安京（今京都）当地，属于“和仿唐食”。不过，为了确保唐食口感的地道，一些重要添辅料需从中国舶来，《高野杂笔集》下卷所收《唐人书简》中就有晚唐舶商将砂糖、蜜、茶带入日本的相关记载。

　　日本平安时代宫廷元月节会源自中国唐朝正月庆礼，通过“唐物”的调度与备置来维续礼仪空间和节会流程自古承载的唐文化能量。从节会的所备器物、陈设用具、坐具铺品到宴会供馔，唐物均不可或缺，而且具有鲜明的等秩象征意义。在林林总总的唐物之中，既有唐宋中国制的“正品唐物”，也有唐宋舶来的“胡风唐物”，还有日域本土以唐技宋法、中国辅料制作的“和仿唐物”，凡此种种，从“物”的维度传承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共有的新年正月节庆礼俗。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宋元海上丝绸之路输日佛画研究”（24AZJ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国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