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和1905年，德国语文学家路德维希·特劳伯在慕尼黑大学举办了两场题为“中世纪拉丁语文学导论”的讲座。他在讲座中指出，拉丁古典传统对中世纪西欧影响至深，中世纪人会以古代拉丁作家的作品为榜样从事创作。由此，当他断定8—9世纪为“维吉尔世纪”，10—11世纪为“贺拉斯世纪”后，提出12—13世纪（尤其是12世纪）为“奥维德世纪”（aetas Ovidiana）。这一说法经常为后世研究奥维德接受史的学者沿用，他们从史料和视角方面入手不断丰富“奥维德世纪”的内涵，但疏于考证此概念的准确性。如果从中世纪这一较长时段来看，12世纪堪称“奥维德世纪”吗？

　　12世纪之前奥维德作品并非无迹可寻

　　从古代晚期至中世纪早期，受蛮族破坏、基督教排斥等因素的影响，古典文化经历了一个衰落的时代，不过还是存在对奥维德作品的接受证据，4世纪的拉丁作家拉克坦提乌斯为奥维德《变形记》编纂的扼要集成《提要》就属此类。他不仅概括了原作内容，还参考其他古典作品对其进行评论。

　　奥维德诗歌的文本证据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早期，现存最早的线索来自5世纪的沃尔芬比特尔3036号抄本，其中包含《黑海书简》的25行诗文。8—9世纪时，“加洛林文艺复兴”有力推动了对古籍的抄写与保存，现存各部奥维德作品的早期文本均可溯至此时。文本研究者们根据早期文本推测出各部作品的传播谱系，认为它们以法国北部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传播。法国北部的重要性与查理曼等统治者对文教事业的支持息息相关，也离不开修道院内修士群体的努力，他们出于学习与劳作的需要，努力誊抄古代经典作品。

　　除以上证据外，后人对奥维德诗歌的引用与模仿也反映出他们对诗文内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奥古斯丁曾向上帝忏悔自己年轻时深陷异教作品不能自拔，类似的经历同样发生在其他教父作家身上。他们一边批判异教文化，一边又援引古典作品的内容。如德尔图良在批判诺斯替主义时称，在异教徒们看来，世上的山川湖泊都源自索菲亚的眼泪，“萨尔玛奇斯那能使男人变得柔弱的水源也源于此”。萨尔玛奇斯的神话出自《变形记》，证明德尔图良知晓其中内容。

　　12世纪时奥维德作品的传播接受存在局限性

　　主张将12世纪称为“奥维德世纪”的学者，往往以文本数量的增长和接受程度的提升为依据。然而，这种看法过于笼统，忽略了不同作品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差别。首先是地域差别。在“12世纪文艺复兴”背景下，法国北部仍是拉丁古典文化的复兴中心，奥维德等古典作家在沙特尔、奥尔良等地备受推崇。当地师生在书信中表达了对古典文化的热爱，他们频繁引用古典神话，表明对奥维德诗歌的熟悉。奥维德作品在德意志、意大利等地的接受也有所进展，一些文本甚至反向影响到了法国，但总体上，这些地区的接受状况仍不及法国北部。因此，各地的接受状况是不平衡的，单纯用“奥维德世纪”这一说法来概括并不恰当。

　　其次是不同作品传播接受程度的差别。尽管12世纪之后，奥维德诗歌传播范围扩大的总体趋势明显，但个别作品的实际状况与此趋势并不相符。从现存的几部12世纪奥维德爱情诗教学本来看，《爱的艺术》《情伤良方》更受重视，《恋歌》等其他诗作则逊色很多，这与来自基督教的阻力和受众的好恶有关。另外，奥尔良的阿尔努夫等教师为奥维德诗歌创作了不少评注，其中有很多错谬和模棱两可的解释，这反映出他们对其中内容的了解并不透彻。

　　对奥维德诗歌的引用、模仿证据也存在局限性。此时，经院学者成为频繁运用奥维德诗歌的群体。他们借助诗文规劝信众，规范他们的行为，所引词句大多源自《变形记》和爱情诗，对《岁时记》等其他诗作的征引要少很多。引用内容也分布不均，如对《岁时记》的征引大多出自卷一，且某几句的被引率很高。

　　12世纪之后奥维德作品的发展更加繁荣

　　从13世纪下半叶起，逻辑的胜利扼杀了古典文化的复兴，对奥维德的接受一度沉寂。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的兴趣才再度高涨，他们将欧洲各地的古籍搜罗至意大利，希望从中汲取养料，建立新的文化类型，城市贵族作为赞助人也支持这种活动。受此影响，奥维德诗歌文本不仅数量增长，质量也有所提升。14—15世纪的相关文本往往字迹清晰、页面整洁，页边处还有纹饰和配图，图案多以金粉等昂贵材料绘制，更增加了文本的价值，反映出奥维德诗歌在实用价值之外亦有收藏价值。

　　此时，奥维德诗歌在欧洲文人群体中也愈发受到欢迎。注者在评注中反映了对诗文的深刻理解，不仅参考了翔实的资料，还寻幽访古，以使观点更贴近原意。创作者对奥维德诗歌的应用也更得心应手，他们不再局限于模仿一词一句，而更希望让诗文服务于表达基督教思想。《教谕版奥维德》就以基督教的道德标准重新评价了《变形记》中的神话内容。如就帕西淮与公牛媾和的丑事，奥维德批判她不应为情欲驱使，《教谕版奥维德》则从原罪论出发，认为这违背自然规律，彰显了人性的低劣。

　　奥维德诗歌还被人文主义者们应用到世俗化的表达中。但丁在致友人的书信中模仿《哀怨集》的开头部分来表达思友之情。《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巴斯妇”的故事更是一反基督教的厌女思想，而模仿《爱的艺术》第三卷以女性视角叙事。但与奥维德教导女性如何取悦男性不同，“巴斯妇”像是性别解放的先驱，反对以男性的标准来苛责女性。总之，在“奥维德世纪”之后，人们对其作品的接受呈现出更多元复杂的特点。

　　综上所述，在12世纪时，奥维德作品的传播与接受状况并非无可挑剔，在12世纪前后，相关作品也并非无迹可寻，甚至出现了比12世纪更繁荣的景象。所以，在中世纪这一较长时段内，“奥维德世纪”的说法并不严谨。我们应从延续性的角度分析古典文化接受史，而非只关注某一时期的状况，在与国际学界交流时，也不可人云亦云，而要构建中国学者自己的话语体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世纪西欧奥维德接受史研究”（24CSS 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