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史是西方通史演变过程的重要阶段，是在中世纪一神教之下历史学发展形成的一种编史体裁。学者们认为：“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所谓的通史或世界编年史就是一份始于创世纪，或其他一个初始时期，以先行叙述涵盖后续世界历史的文本，通常将当前的君主和团体置于其神意计划的末尾。”那么在基督教世界，这种历史编排方式是怎样形成的，对西方通史观念乃至深层认知有什么影响？

　　西方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即已形成通史编写，学者们大体认同希罗多德、波利比乌斯、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等人开启了西方通史体例。然而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的介入，使原先基于自然和历史经验产生的以“人居世界”为主体对象的通史体例发生了质的改变。

　　重置历史观。在古希腊—罗马人看来，人类历史如同草木枯荣、季节更替，进行周期性循环，个人置身其中，起落生死，走向命运终局，几无抵挡之力。如赫西俄德的《劳作与时日》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黄铜时代、英雄时代、黑铁时代，一代比一代堕落，直到神出面干预，重回黄金时代。罗马人喜欢按照人的生命周期划分历史，如弗洛鲁斯认为王政时代的罗马属于童年期，然后进入青年期，到奥古斯都时代进入壮年，接下来的皇帝统治为老年期。总体而言，古希腊—罗马人撰写历史是为了保存人类功业，抵御时间流逝，从而获得自然宇宙的永恒性质。

　　4—5世纪，皈依基督教的奥古斯丁建构了完全不同的历史认识方式。他认为历史起于创世纪，终于末日审判，历史向着终点不断进步，国家、民族、人物、事件都是体现上帝计划的工具，最终通过上帝拯救引导人类抵达永恒幸福。在古希腊—罗马历史著作当中，个体无法抵抗命运，而奥古斯丁之后，人类将自己置身于表征人类进步历史的拯救事业中，不再在无意义的事件运转中遭遇无情碾压，他可以抓住诺亚方舟划向拯救和永恒的彼岸。总体而言，大国兴替、民族兴亡的解释不能再通过“探究”获得，反要归于上帝的意志，这就开辟了上帝绝对诫命下的“普世”史观。

　　时间设定。古希腊依据奥林匹亚运动会纪年，古罗马根据建城时间和执政官纪年，各民族或地区不外乎如此。突变出现在3世纪，基督徒阿非利加努斯撰写年代志，根据上帝六天创世和上帝眼中“千年如一日”的说法，从上帝造人到世界末日将世界历史划分为六个千年。该年代编排暗含世界同源、人类同祖、世界一体的设定。世界一体并非阿非利加努斯首创，由于希腊文化随着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征服活动迅速拓展到地中海广大范围，如何化解圆融不同文化和民族之间的冲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面临的具体问题，于是斯多葛派提出了自然秩序下的人类一体思想。斯多葛派从自然秩序当中获得合法性，基督教则从一神论里为世界一体找到合法性。如果基督教仅是地方性或民族性教派，这种年代学的方法最多只能应用到犹太民族历史编排上。然而325年基督教史学重要的奠基人攸西比乌斯撰写编年史时，在年表中将新旧约的重要时间与巴比伦、亚述、米底、波斯、埃及、希腊、罗马等地的历史进行年代同步化，将犹太民族史时间推广为普世时间。

　　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写作即将结束时，授命奥罗修斯撰写历史，证明罗马帝国当前的灾难与基督信仰无关，于是诞生了堪称中世纪西欧普世编年史模板的《反异教史七书》。该书讲述了从创世纪到罗马建成第1168年共计5618年的历史，早期基督教史学从一个起点开始向未来延伸并即将终结的历史时间纵轴基本形成。此后基督教史学家如西班牙塞维利亚都主教伊西多尔、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修士比德等人不断校勘优化这份一元世界年表。

　　空间架构。希腊化时代已经出现超越本民族的历史写作，比如埃弗鲁斯的历史，每卷标题与地理区域相连，共计30卷。罗马史家波利比乌斯为了探讨综合性和普遍性事件的起因及其导向的结果，记录范围也超越了罗马本土，还比较了罗马扩张以前更古老的跨域国家。这意味着基督教诞生以前，人们已经关注到地中海周边大国及其兴衰。那么基督教框架又是如何认识这些地区和国家的？

　　与时间一样，《圣经》也为历史空间提供了脚本。《但以理书》说，犹太智者但以理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解释其梦见的巨像，说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了尼布甲尼撒，他就是那巨像的金头，在他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尼布甲尼撒，又有铜的第三国，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则坚壮如铁，打碎压制列国，半铁半泥的脚趾头象征着那国也必半强半弱。拉丁教父哲罗姆吸收古罗马史家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注疏《但以理书》，将金、银、铜、铁分别对应了地中海地区先后兴起的四大帝国：亚述—巴比伦、米底—波斯、希腊—马其顿和罗马，并指出了罗马帝国正在走向衰亡。与哲罗姆碰过面的奥罗修斯在《反异教史七书》里认为这四大帝国分别是巴比伦、马其顿、迦太基和罗马。经此阐释，原本在罗马史家笔下只具历史偶然性的地中海地区大国兴衰，转变为上帝权威指定“普世”治权在四个帝国之间转移的“世界历史”进程。由于一神教的专断性质，所有时空、民族、国家及其历史都被纳入这条单行道，造就了“对于作为秩序来源、超越于世界之上的神的经验，由他带来的秩序对所有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普世性”，也形成了影响西方历史思想至深的线性史观。

　　普世编年史的发展。中世纪西欧普世编年史的编纂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的作品包括大约创作于741—755年的《至741年的普世编年史》、出自9世纪法国南部地区的《穆瓦萨克编年史》、维也纳的阿多的编年史、利雪主教弗雷库尔夫献给虔诚路易的皇后的编年史等。它们有多种抄本，分散于欧洲各地，往往充当教堂或修道院学校的教材。这些书的古代部分大都取自攸西庇乌斯、奥罗修斯等人的作品，采用六个时代和帝国视角认识普世历史，不过笔触逐渐转向西部欧洲，完成了从罗马属地到后罗马时代的转变。

　　第二阶段是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经济活动加剧推动了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十字军东征和贸易圈扩张促使“世界”延展，普世史编纂有所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弗赖辛主教奥托的《双城史》，该书在时间和空间方面都进行了拓展，在“四帝国”框架下将罗马帝国的历史推进到腓特烈的德意志帝国，重塑了西欧一度消失的历史进程感。

　　第三阶段是13—14世纪，这时普世史编写出现两个特征。其一，大部头著作的出现。如英国圣阿尔班修道院的罗杰的《历史之花》，讲述了从创世纪到作者当代的历史，记载了英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大宪章事件，罗杰去世后，巴黎的马修、托马斯·沃兴翰等相继续写。此外还有文森特共计31卷3793章的《历史通鉴》，以及英国修士冉努夫·希格登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世界全史》等。其二，则是俗语普世史的出现，如埃姆斯的鲁道夫用德语撰写的世界编年史，迪南的沃歇为法兰德斯伯爵罗杰四世写的编年史等。早期普世史单一的时空框架得到进一步拓展，包容了多样性。

　　为什么在从创世纪或亚当开始的古代史编年都是代代沿袭、陈陈相因的情况下，中世纪人们依然坚持普世史书写呢？在今人看来，似乎只有作者记录其当代的部分才具备一些史料价值。然而对于这些尘封已久的普世编年史，我们不仅应当审视“文本的社会逻辑”，还需要看到其文本的开放性，人们在撰写、传播、阅读、抄写、修订、缩写、摘录、重编文本的过程中，“通过一系列充满情节的故事定位自身，从而建构身份认同……本体叙事被用来定义我们是谁；反过来可能成为知晓该做什么的先决条件”。因此，上述普世史对于当时的编史者而言，毋宁说是其寻找、确认、创造当时生活的母体，而所有关于过去的知识应当被“现在人”珍视为某种创生机制。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