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西方学术界对于“中世纪人文主义”的内涵仍然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观点，但这个概念已经普遍为中世纪史学家们所接受。我们认为，人文主义在西方有着悠久的传统。它源于古希腊，承续于古罗马，经过中世纪初期的短暂衰微之后又在其后的加洛林文化复兴、12世纪文艺复兴与15和16世纪文艺复兴中逐步走向复兴与发展。因而，人文主义在古代与中世纪西方有一个一脉相承的发展历程。它是通过人文学科的学习与研究而获得的一种人性或美德，而人性或美德的获得则有赖于人的思维与智慧能力，因此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是一对孪生子。但由于在中世纪拉丁西方，基督教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所以“中世纪人文主义”就有了一些不同于古典与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特点。

　　人是理性的动物也是最高贵者

　　强调人的高贵与尊严在中世纪盛期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勒芒主教、图尔大主教拉瓦丁的希尔德伯特就认为，“理性是人类特有的，人类凭借理性超越了其他动物并顺从上帝；理性绝不与残忍为伍”。孔彻的威廉（William of Conches，约1090—1115）则直接将人置于宇宙的中心。在他看来，所有的艺术与科学都有一个单一的将人类本性还原到其原本最佳状态的目标。他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这一目标。“高贵的人——其所特有的权利的本性；高贵的人——除了卑鄙的东西，他们不害怕任何人；高贵的人——美德的亮线；高贵的人——神心中的形象。”即是说，人的高贵在于遵循自然的各种法则，在于害怕丢脸，在于产生出一股清澈的善行之流，在于拥有上帝之形象的理性。由此，理性、自由、美德和法则就是人的卓越之处，并且通过哲学的学习而不断得到改进。

　　因而，七艺被这些人文主义者视为破除人类罪孽和消解人类弱点的工具。如孔彻的威廉、沙特尔的蒂埃里就曾指出，“我们头脑的高贵就在于它认识一切事物的能力”，“我们这些天生有才的人必须要通过哲学来寻求我们原初本性所具有的那一高度”，“我们已经将科学与文学结合在了一起，从这种结合中可能会产生出一种自由的哲学家的国度”。

　　著名人文主义者索莱兹伯里的约翰就对人文学科及其效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虽然有许多种人文学科，但是首先对那些从事哲学探讨的人的天赋能力提供帮助的则是各门人文学科。所有的人文学科都被包括在了三艺和四科之中。在勤奋研习人文学科的我们的祖先那里，人文学科被认为是极为有效的，以至于他们能够使自己理解所看到的任何东西，提高他们对所有事物的理解力，并且使他们能够解开所有可能解决的问题的症结。三艺体系向人们解开了所有词汇的意义，而四科之准则向人们揭示了万事万物的奥秘，所以人们不必求助于一位教师去理解书籍的含义，也不必求助于一位教师去发现问题的解决方法。

　　人文主义者竭力赞颂人类的创造力。希尔德伯特作为一位政治家和主教，在骑马去罗马的路上，用诗歌哀悼那些古代的废墟。“你无与伦比啊，罗马，尽管你几近毁灭。残垣断壁诉说着曾经完好无损的你的辉煌灿烂。漫长的岁月销蚀了你的荣耀，凯撒的宫殿和诸神的庙宇仰卧在沼泽之中……在此，诸神自己也惊艳于他们的这些形象，并渴望与其人造的面孔相匹配，大自然不可能创造出有着此类容貌的诸神，这是人类为诸神的奇妙形象而创造的，这些神灵有一张面孔，他们之所以更受崇敬是因工匠们的辛劳而非他们自己所具有的神性。”

　　这首诗歌被视为12世纪古典主义的标志，但是其核心思想则是人及其伟大的创造力，因为大理石神像之所以美丽、值得崇敬，正是由于它们是人类创造出来的艺术，是人的智慧与美感、人的灵魂与技艺的结晶。

　　歌颂人类情感

　　友情与爱是中世纪贵族的社会理想。它是贵族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可以表达对父母、老师和爱人的情感，提升自身的价值，提高社会荣誉和地位。从11世纪晚期开始，女性成为宫廷和修道院里这种独特的爱的参与者。同时，人们对各种形式的爱的探索，其实是探索自我的方式，他们通过认识上帝、朋友或者贵妇人而认识他们自身，而且他们的探索方式是通过爱，而不是别的方式。中世纪广泛流行的“典雅之爱”所反映的正是贵族骑士阶层的情感追求，而“哥利亚德之爱”则反映了城市中的学生群体对爱情的追求。

　　歌颂爱情和美丽的女性是哥利亚德诗歌中的三大主题之一。这类诗歌对爱情的歌颂是露骨的，完全不同于贵族的含蓄与羞羞答答。这类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对肉体之美加以赞誉的爱情诗通常与春天联系在一起。“春天唤醒了萨提尔，还有一班跳着舞的树精。林间宁芙翩翩起舞，带着新生的激情。春天激发了丘比特，让爱焕发新机；春天让我变得焦虑，让我失去了自我控制。无声的欲火在腾起，我陷入爱情，身不由己；就好像，一个人抵御着他的渴望，渴望着那被禁止的。”

　　美丽的大自然和人类美好的肉体之爱就这样融合在了一起，这是一种原始的自然草图的呈现，在这幅草图里，人类的本真是唤醒的主要对象，而且用自由的方式，表达着他们对传统秩序的不屑与嘲笑。宗教中的禁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类本性的追求。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哥利亚德是“追求思想自由的大家族中的一员，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习俗和语言解放延伸到精神自由上”。

　　列日的阿德尔曼用一首韵律诗来颂扬他的老师沙特尔的富尔伯特的名声和美德，其中流露出的真实情感让人唏嘘不已。“卡诺城的荣耀，值得一提的是，教皇，首要的是您，富尔伯特神父，当我试图歌颂您时，言语结结巴巴，情感充斥我的内心，而我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可以说，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拉丁西方走在了文化复兴的大道上，知识分子也充满了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正如沙特尔的伯纳特所言：“我们就像是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我们能够比他们所能看到的更多并且比他们看得更远，这确实不是因为我们的视力比他们的更好，或者我们站得比他们更高，而是因为他们庞大和高耸的身躯将我们高高托举起来并使我们升到了高处。”总而言之，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中世纪盛期的拉丁西方，人文主义不仅是存在的，而且在某些方面，这种人文主义思想已经达到了15、16世纪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的水平。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