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代经济史领域的传统观点认为，现代经济理论或模式不适宜对古代罗马经济的分析。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趋势表明，完全排斥理论模型将限制研究者的视野，使他们在构建古代经济图景和解释经济发展时，仅能依赖有限的历史数据。英国剑桥大学摩西·芬利提出的单一“社会嵌入地位驱动型”模式虽已被证明存在偏颇，但他的理论首次揭示了数据建模在罗马经济研究中的巨大潜力。其后，英国历史学家基斯·霍普金斯倡导凯恩斯主义的“税收与贸易”模式，使得社会科学的演绎方法得到了极大发挥，但对解释罗马经济的量值增长和制度框架间的关系仍显不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简称NIE）与计量史学结合，塑造了古罗马“新经济史”。特别是对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强调，将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置于罗马经济研究的中心。随着NIE的发展，现代经济理论和模式在古代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正极大地被开发。

　　罗马经济史研究现有模式存在局限。以模式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存在演绎偏差的风险，芬利模式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尽管这一模式连贯且精巧，试图构建一个总结古代地中海经济的单一框架，但其广泛适用性导致了对大量铭文、纸草和考古数据的忽视。近年来，NIE模式的应用也出现类似问题，一些学者倾向于将古代罗马社会的数据资料机械地套用于该模式框架，而缺乏必要的调整与批判。此外，详尽地探讨所有影响古代罗马经济表现的制度因素几乎是不现实的。制度的非持久性和变化性决定了分析过程的高度动态化，同时也增加了全面说明制度发展影响的难度。因此，若要对古罗马经济形成更深入的认识，仅依赖熟悉的主流经济学框架——无论是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芬利模式，还是当前主导的新制度经济学是远远不够的。

　　理论永远不会提供历史的最终解释，它们作为某种启发工具，帮助筛选相关信息并从现有数据中生成新的见解。近年来，一些新研究为罗马经济史的发展提供了多种激进的跨学科方法论。随着发展经济学、复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视域的引入，NIE的理论框架也不断得到修正。这不仅为未来古罗马社会经济研究提供了多样化的可能性，也为弥合宏观理论与细致数据分析之间的鸿沟提供了新的解决途径。

　　跨学科方法的应用突破。比利时根特大学孔哈德·威尔博旺提出，以复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系统评估罗马经济的考古数据（如土壤、气候、冰芯样本、牙釉质同位素、河流沉积等），并将这些数据与政府投入、人口流动性、农业方法变革及健康状况等社会结构和文化动态层面关联起来。复杂经济学将经济视为一个高度动态、不断演变且难以预测的系统，超越了传统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并强调行为主体的能动性及其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环境影响主体行为，主体行为又反作用于环境。因此，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符合总体模式的个体行为不同，复杂经济学研究个体行为如何共同形成结果及其反作用于个体的机制。通过网络分析和基于主体的建模，复杂经济学能够多维度解析罗马经济系统。这种方法将帮助克服NIE因假设固有模式而限制分析的局限性。

　　受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的启发，约翰·威斯威尔等学者将古代罗马世界的债务视为可量化的经济现实与不可估值的社会义务的双重产物。通过研究古代社会关系量化的不同方式，研究者尝试构建一种新的古代交换系统的书写模式，这种模式在对罗马的货币体系、信用系统以及市场互惠与非互惠运作的理解上与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相异。通过该模式，对古罗马市场高度复杂的形成条件与社会机制，连同货币的变革作用将得到充分探讨，揭示了以人类学方法辅助研究古代造币史的巨大潜力。

　　发展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同样为古罗马经济史研究带来新的视角，补充了新制度经济学未能涵盖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发展经济学关注权利与能力，研究不同经济制度下的禀赋结构，而非NIE所强调的效用偏好。该理论虽未提供单一分析模型解释社会、经济与文化因素的交互作用，但通过聚焦个体交换权利与资源分配结构的变化，开辟了研究古罗马经济的新路径。发展经济学的一大贡献是引入了人类发展指数（HDI），即将GDP、预期寿命及教育水平结合的综合指数，替代了仅以GDP衡量经济表现的传统方法。这对于理解晚期罗马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生活与健康状况提供了全新视域。

　　行为经济学植根于认知心理学，它与NIE一样采用美国学者赫伯特·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概念，但两者的侧重点不同。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类在经济活动中追求“满意最大化”，而非NIE的“效用最大化”。此外，NIE聚焦约束经济规则的制度，行为经济学则关注经济参与者本身，其目标是识别经济行为的规律，并将其与理性选择模式相联系。通过分析古代罗马人在有限理性下的经济决策及其影响，行为经济学能够模拟经济行为的规律，揭示特定经济行为中的合作与代理模式，较少受制于以往套用研究模式的危险。

　　对微观经济学的新应用从本质上讲发展了比较方法。比较方法的核心在于与其他古代或近现代社会的数据进行类比。由于古罗马经济史定量证据的匮乏，自霍普金斯以来，比较方法便被用于辅助主流经济模式的推导。布鲁塞尔大学教授保罗·埃德坎普进一步拓展了这一方法，但一些学者对此存疑，认为“外部”理论被强加于古罗马社会的数据之上。对此，埃德坎普强调，比较的真正目的并非直接复制模式，而在于通过调整潜在假设来适应证据，从而理解历史数据的因果关系。奥地利历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是另一位采用全球比较视角的学者，他通过对古代罗马与中国在社会网络、地方税收和消费市场政策等方面的对比，指出比较的价值不在于相似性，而在于揭示经济发展背后驱动因素的能力。

　　罗马史学者塔科·特波斯特拉采用微观经济学的视角，考察了有助于古罗马贸易发展的团体。他尝试在NIE的现有框架内阐明古罗马长途贸易制度的关键要素，特别是通过对中小城市的微观比较，探索私人网络、信息获取及商业执行机制等问题，从而弥补了NIE在宏观框架下对古罗马日常贸易如何运作的忽视。然而，需谨慎对待这种微观经济学视角，其分析难以全面覆盖古罗马经济的各方面，尤其在帝国制造业和商业研究中易陷入“见木不见林”的困境。

　　超越新制度经济学的未来研究。上述理论与模式展现的对古罗马经济历史的新兴描述，标志着对当前主流NIE框架解释的进步。在继续基于原始文本分析和传统历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当前研究趋势倾向于跨学科建模与跨文化研究。NIE与近期的研究修正了芬利的单一经济模型，转向关注古罗马社会的经济差异，但也可能忽略对古代世界经济的总体性考察。同时，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大量古罗马经济的经验数据，但数据处理与量化本身对理解古罗马社会的价值有限。用古代资料验证现代经济学模式的风险也因此增加。因此，古罗马经济史研究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找到弥合宏大理论与细致数据之间的差距，并将数据与理论模型中的假设相结合，以验证或修订这些假设。

　　目前，古罗马经济史学不乏超越古今、横跨帝国境内的宏观解释架构，也有细密精深的微观数据分析与推演术，但缺乏连接两者的中观路径。未来研究的着力点应在于突破现有方法的两极化困境，从“中层”找出一条可资运用的路径加以衔接。这要求研究者既能驾驭抽象理论，又能细致入微地捕捉具体数据。当然，这种中层路径并非万能，但对其的建构将有助于发现协调古代世界经济分析中“表现”与“结构”两个极端趋向的可行性方案。这个方案应该是灵活和开放的，具有迅速吸收最新理论并使之“罗马化”的能力。当前研究所焕发的多元跨学科新模式表明，对新制度经济学解释框架的超越将是必然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