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与地缘有着极大的关系。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对海洋的探察、拓殖和对海上势力的认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海洋意识，对于近代海洋意识的形成、“地理大发现”时期西欧诸国的殖民扩张，都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影响。

　　海洋拓殖与地中海诸文明的起源

　　公元前2000年代早期，在克里特岛上产生了欧洲最古老的文明，克里特人与爱琴诸岛、希腊大陆、小亚细亚以及埃及等地居民的交往日益增多。在克里特文明的全盛时期（前1600—前1450年），克里特人已经能够制造出桨船和帆船了。古典时代希腊史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皆称米诺斯王为“thalassocracy”，认为他是第一位组建海军并建立海上霸权者。

　　迈锡尼文明时代的希腊诸国大都拥有一定数量的海军。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卷二所记参加远征诸邦船只清单可以为证。希腊人世代相传的远征特洛伊的故事，所反映的史实原型，很可能正是地中海历史上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海上劫掠。战争、殖民、劫掠、贸易——这是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常态。在古代世界各民族由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中，劫掠行为曾经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正常的谋生手段。其残迹遗风在早期阶级社会中普遍长期沿存。因此，在古代世界文明史上，战争、殖民、劫掠、贸易往往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

　　公元前8—前6世纪是希腊历史上的大殖民时代，一批又一批希腊人下海谋生，成为海盗、殖民者或经商者。希腊大殖民运动对于古希腊文明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作为城邦产生的方式之一，它一方面扩大了希腊奴隶制文明的范围；另一方面，大大开阔了希腊人的视野，为他们汲取当时处于领先地位的古代东方诸国（包括小亚细亚及其附近的希腊诸邦）的文明成果打开方便之门，进而为后来希腊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雅典帝国与海洋意识形成

　　雅典是希腊诸邦中极少数自迈锡尼时代历史文化连续发展而未曾中断的国家。公元前5世纪中期形成的雅典帝国，是具有浓重海洋文化传统的雅典人不断实施海外扩张的结果。据估计，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雅典统治下的200多个属邦总人口已达数百万人，爱琴海已成为雅典帝国的“内海”，从雅典到帝国边陲海疆，通常需七八日的航程。其间，雅典连续数十年大兴土木和对外战争的浩大军费开支，主要来自原提洛同盟的公共基金和海外臣属诸邦的贡赋，雅典的财政收入中，属邦的贡赋约占70%以上。

　　奴隶制是古希腊文明发展、繁荣的基础。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已成为一个政治民主、经济繁荣、兵源充足、文化昌盛的奴隶制强国。这一切主要是基于雅典人对广大海外臣民的奴役、压迫和剥削，而这本身也是雅典奴隶制发展的具体体现。

　　必须承认，雅典海上霸权的存在，客观上为维护本地区的海上秩序，增进本地区诸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促进本地区奴隶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更高阶段的发展，作出过重大的历史性贡献。但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在论及雅典帝国和罗马帝国的海上政策时，总是较多地强调它们的商业利益，甚至把海外武力扩张理解为一种商业性扩张，把海上臣民所缴纳的贡赋与海外商业贸易的收入混同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差。

　　“海洋意识”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其内涵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有所变化。古代海洋意识主要有三层含义：其一是海洋领土意识，即把海洋（自然也包括海岛）视为领土的一部分，对海域的所有权是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雅典人认为，他们的领土大部分是在海外的岛屿和亚洲大陆上；雅典人把本土以外的国土划分为带有地方行政区划性质的5个纳贡区。因此，在雅典人的心目中，“海外”和“国外”不可混为一谈。罗马帝国是海陆霸国，地中海的航运本身就是其国内的水上交通的组成部分。显然，没有制海权，雅典帝国和罗马帝国的统治是难以维持的。

　　其二是海洋经济意识，即把海洋视为可以经略谋利、视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领域。希腊神话传说中就不乏海上探险、寻求黄金宝藏的故事；克里特人、迈锡尼人都知道海外劫掠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希腊人在与地中海惊涛骇浪的搏击中，已逐步意识到某些海域的战略价值，如由爱琴海进出黑海的咽喉——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意识到了控制这些地域的军事意义和经济价值。一些粮食不能自给的城邦，每年都需要进口大量粮食等必需品，海上交通的安全问题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色诺芬还力图把发展海上贸易、引进海外侨民客商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

　　其三是海洋国防意识。这一点与前两点密切相关。雅典人为了维护其权益，不但有一支舰队常年游弋于海上（海上常备军），而且在雅典帝国的边防前沿的一些属邦还破例保有一定的海上力量。如爱琴海东部靠近波斯帝国的三大岛列斯堡、开俄斯、萨摩斯就是如此。罗马人在同迦太基人、同海盗的生死大搏斗中深刻体会到掌握制海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帝国时代罗马人在地中海及其他重要海域都派驻了海军，从而有效地保护了罗马统治阶级的海外利益。

　　罗马：从农业小邦到海上帝国

　　罗马是兴起于台伯河畔的农业小邦。经过一系列胜利的征服战争，罗马人成为意大利的主人；接着，通过布匿战争，击败迦太基人，向海外扩张，征服西西里、撒丁、科西嘉诸岛及地中海沿岸诸国。罗马人大量吸收希腊文化，也继承并发扬了希腊人、腓尼基人、迦太基人的海洋意识，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一跃成为囊括地中海，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地中海遂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海”，海上交通空前发达，海上贸易日趋兴盛。地中海周边各被征服地区人民所缴纳的贡赋（粮食、牲畜、木材、黄金、宝石、奴隶等）源源不断地通过海路运抵意大利和首都罗马。

　　罗马帝国在海外扩张及与海盗的搏斗中，海洋意识得以巩固和强化。罗马统治者深知，海上通道是罗马的生命线。由罗马附近的奥斯提亚港向外辐射的7条海上通道将其与地中海各地联系起来。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地区海盗势力一度相当强大，大批武装海盗控制大片海域，劫掠运往罗马的粮食和财物，严重威胁罗马海上交通大动脉和首都粮食供应，成为罗马的心腹大患。罗马当政者经过与海盗的殊死较量，最终获胜。罗马人依靠强大的海军，牢牢控制着地中海地区的制海权，直至帝国衰亡。

　　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第一，人类探索、认识和利用海洋的过程，实际上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历史内容。地理环境是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因素之一。古代东西方人民生存的地理环境有所不同，他们的社会生产实践和思想文化自古就存在一定的差异。

　　第二，在古代希腊罗马国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发展海上势力，向海外扩张，主要是为了占领更多的财富（首先是土地）和人口，而不是为了发展工商业；随着国家机构不断强化，海军成为一些国家暴力机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统治者利益的主要工具和支柱。

　　第三，古代地中海世界文明发展史表明，任何国家要想成为一个“世界级”霸国，或者维持其“世界级”霸国地位，除具有强大的陆军以外，拥有强大的海上势力也是一个必要条件。古希腊人曾经形象地称那些陆军强海军弱、或海军强陆军弱的霸主为“跛霸”。

　　总之，奴隶制时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长期艰难曲折的海上拓殖和生产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古典文明的开放意识和勇于探索的冒险精神，使他们具有较强的海洋意识，其核心内容是他们明确认识到海洋在国家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重大作用，而社会对海上拓殖、探险也具有较高的认可度。

　　（作者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希文明互鉴中心特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