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对于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作用

　　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不同，史学研究严重依赖史料，尤其是档案文献等原始资料。从严格意义上讲，没有史料就没有史学研究。世界史研究外国的历史，除了少数经过整理出版，可以购买的史料集外，绝大多数史料都收藏在外国档案馆。在国际交流条件改善、互联网技术出现之前，在中国从事原创性世界史研究几乎不太可能。民国时期学者对此有清醒认识：他们借用西洋史理论和方法，整理国故，进行考据研究；但对于西洋史本身，除了教学，基本不做研究。民国时期出国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绝大多数研究中国史，或中外关系史，因为他们受过良好的国学训练，并熟悉中国历史资料。雷海宗是攻读西洋史的，博士论文题目为《杜尔阁的政治思想》，回国后虽然从事世界史教学，但研究方向转向了中国史。他的代表作是《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探讨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世界史研究受到了重视。北大、南开、武大等高校先后设立了世界史专业，雷海宗回归世界史队伍，曾在哈佛留学攻读中国史的齐思和、周一良、吴于廑也被安排从事世界史教学和研究。在资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人类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如世界历史分期、欧洲封建制度和庄园经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等进行研究，奠定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初步基础。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大多基于二手文献，原始资料使用很少，但有明确的问题导向，有助于培养世界史工作者的理论思维能力。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的决定，周一良和吴于廑共同主编《世界通史》（4册），并于1962年出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外史学界之间联系与交流的加强，获取外国资料的条件越来越便利，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迅速发展，在学科建设和服务国家需要方面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吴于廑提出“整体世界史观”，标志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初步形成；罗荣渠、钱乘旦等人开展比较现代化研究，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大通史相继出版，有助于深入了解外国历史和文化，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与此同时，世界史专业化研究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互联网技术出现之前，我国世界史学界已经产生了一批基于原始资料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如黄洋对希腊土地制度的研究、陈志强对拜占庭军区制和农兵的研究、彭小瑜对教会法的研究、刘城对英国宗教改革的研究、李剑鸣对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研究、徐蓝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外交政策的研究等。由于从小受教育条件好，又赶上了互联网时代，年轻一代学者在使用原始资料、从事原创性研究方面更加自觉。从他们发表的论文和专著中，如许明杰《从1381年剑桥骚乱看中世纪英格兰王权》、吕昭《阿维尼翁兄弟会与中世纪晚期法国基层互助》、李文丹《腓特烈二世时代罗马城的多重治权问题初探》、杜宣莹《女王之死——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权力政治（1568—1590）》等，可以看出他们不仅采用原始资料，而且解读到位。

　　中国人研究外国史首先要克服语言方面的障碍，由于国内外语教学语种比较单一，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还没人研究，或研究薄弱。即使有相关论文或专著发表，也大多基于英文二手文献，很少使用原始资料。因此，笔者在这里聚焦中国学者耕耘最深的欧洲史，具体分析世界史研究中的史料和史料问题。

　　欧洲与中国一样，传世文献极为丰富。不同的是，中国的汉字出现早，并一直延续至今，中国的历史记录也连续不断；欧洲的文字和历史记录经历过断裂或剧变，增加了史料阅读和解释的难度。欧洲古代文献是用古希腊语或拉丁语写成的，虽然现在这些文献绝大多数都有英译本，但对于从事专业研究的人来说，掌握古代语言是必须的。希腊罗马私人修史，风格有异，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他们将历史看作是对人类活动的研究，强调史料的真实性，重视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分析，相信历史研究能够指引当下。

　　罗马帝国灭亡是欧洲历史书写的一次断裂。拉丁语保留了下来，但它是教会语言，也用于法律和政府公文。受民族大迁徙影响，欧洲各地形成了各自的方言。方言成为书面语较晚，不过英格兰是个例外，早在6世纪末、7世纪初，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的法律就是用盎格鲁—撒克逊语写的。诺曼征服后，法国贵族成为英格兰统治者，中古法语越来越多地用在政府公文中。因此，从事中世纪英国史研究，需要掌握拉丁语、古英语、中古法语和中古英语，虽然具体到个人，可以根据研究时段或研究内容做出选择，不一定都要会。

　　乔尔·T.罗森塔尔将欧洲中世纪史料分为三大类，即传记和编年史、政府档案、私人记录。传记和编年史是从罗马继承下来的，但作者不再是世俗人等，而是修士或修道院集体。起初传主是帝王或圣徒，后来扩大到贵族和骑士。中世纪传记对于研究政治史和宗教史很重要，但由于它们带有宣传性质，其中有些史料的真实性值得怀疑。12世纪及其以后，随着大学兴起、识字率提高，欧洲政府档案和私人记录大幅度增加。教俗两界统治者力图通过文书加强治理，使得政府公文产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内容涉及立法、司法和行政管理等诸多方面。在教会和王室政府影响下，文书制作逐渐渗透到基层社会。12世纪末，英格兰还没有书面的庄园记录，但到1270年左右，几乎所有庄园都保留了庄园档案。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历史书写又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在此期间，欧洲各国民族语言取代了中世纪的拉丁语，虽然有些文献如法律文献中还保留部分拉丁语词汇，但已不再构成研究的障碍。与此同时，印刷术的出现大大推动了历史记录的制作、保存和传播。人文主义者对欧洲史学的转变有重要影响，他们将史学研究重新纳入对人和人事的研究；为了恢复古典文化和《圣经》的纯洁性，他们对中世纪文献进行批判性阅读，奠定了近代史料考证的初步基础。

　　从文艺复兴时起，欧洲历史进入“现代”或“近现代”（modern，国内译为“近现代”）。语言不再是障碍，古人与今人之间的文化隔膜也逐渐消失。从专业技术角度，欧洲史研究变得容易了，但也产生了新问题。比如近代早期的手稿很难辨读，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现代史料种类繁多，浩如烟海，使人无从下手。

　　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史工作者是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与其他专业不同，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原始资料保存在外国档案馆。尽管档案资料数字化的国家有先有后，也不是所有档案资料都实现了数字化，但总体上说，现阶段在中国从事世界史研究，史料本身已经不是大问题。但是，与史料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问题仍然存在，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首先，要重视世界史专业基础和专业技能训练。中国世界史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原本没有基础；加之多年来专注研究，尤其是对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专业培养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古代语言、手稿学和史料学等基本训练严重缺位。不过，世界史学界并非没有意识到这方面问题，事实上，他们已经做出了不少改进的努力。1984年，在教育部大力支持下，东北师范大学成立古典文明研究所。古典所重视语言和专业训练，聘请外国专家任教，强调做基于原始文献的一手研究，为我国古典学和世界古代史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2000年，武汉大学开办世界史试验班，改革课程设置，强化外语教学，增加外国史专业课程，聘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教学；随后，北京大学设立“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首都师范大学开设“世界史双学位”班，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也进行了专业化教学改革。在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中，已有相当一批在所研究国家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在国内读博的青年学者阅读原始史料如古代语言文献、手稿的能力也大大提高，他们即将挑起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大梁。尽管如此，我们仍要充分认识世界史研究的难度，重视语言和专业技能训练。在笔者看来，世界史人才培养应该从“娃娃”抓起，大学本科就应该开设一些语言学、手稿学和史料学课程，供有志于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生选修。

　　其次，要处理好史料与问题之间的关系。史料与问题是辩证关系，一方面史料是研究的基础，史料缺乏不仅影响研究质量，还会使研究局限在有限的主题和范围，不能提出新问题，开拓新领域；另一方面，新问题有助于突破已有研究的窠臼，促使研究者去发掘新史料，或对旧史料进行重新解释。从欧洲史学发展来看，新问题对新史料的开发和利用影响很大。欧洲传统史学关注伟大人物，重视政治制度，是典型的政治史；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世界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历史家越来越多地转向经济史研究。为了从发生学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的病灶，英国著名史学家R. H.托尼于1912年出版《16世纪的土地问题》，在该书中，他使用了118个庄园的土地清丈册和租金收入记录。事实上，托尼是最早系统利用庄园档案的历史学家。法国年鉴学派从对人和人事的研究，转向长时段环境因素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大大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和史料的种类，除了有关人口、气候、疫病、饥荒等方面的文字记录外，田地名称、居民点地图、航拍照片等也被纳入史料的范畴。近年来，物质文化更是被广泛地运用到历史研究之中。在世界史研究领域，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关心的问题不同，在史料相对充分的今天，我们应该向前辈学者学习，多做一些具有中国特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

　　最后，注重史料和实证研究。史学研究是一种实践活动，需要理论的指导，但理论不能代替具体研究。过去，由于史料严重缺乏，中国世界史研究讨论理论问题的比较多；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二手资料比一手资料引进来更快，西方史学的理论化风气率先登录中国。20世纪60、70年以来，西方史学界几乎将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都试用过，最初是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然后是人类学，最后是文学批评理论。虽然这些理论范式有助于开阔视野，拓宽史学研究领域，并产出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但频繁的史学转向和越来越理论化的倾向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对此，近年来西方史学界已经开始反思。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受西方新史学的影响，频繁关注理论和方法的范式转向，而缺乏更多扎扎实实的具体研究方面的努力。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中国史学界学习，他们不仅受过德国兰克史学等国外理论方法的影响，也保留了中国古代史学朴学等优良传统。

　　总之，随着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的迅速发展，困扰中国世界史研究多年的史料问题已基本解决，但是阅读原始史料的能力还需要提高。如何抓住史料条件改善的机遇，在提高学术质量的同时，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时代课题。

　　（作者：向 荣，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