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 世纪初，美国工人阶级政治带有明显性别化色彩。在工人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工人，以道德眼光批判妇女从事工资劳动的弊端，谴责资本主义工厂制，以男性气概和家庭地位为依据向资本家提出工资诉求，以对理想性别秩序的期待为标准选择是否与女工合作。他们把女工视为“他者”而非阶级盟友，对“工人阶级”持一种狭隘认识。而在工人运动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女工群体，为争取支持，不得不迎合男工的性别政治，用“家内主义”和道德话语来伸张自身权益。性别矛盾扰乱了工人对资本主义劳资冲突本质的认识，妨碍了工人阶级的团结，体现了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不成熟。

　　关键词：美国工业化；工人阶级；女工；性别政治；资本主义

　　19世纪初，以新英格兰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一些地区，率先开启早期工业化进程。关于这一社会变迁，较早进入学者研究视野的是部分手工行业生产方式的变化，包括商业资本涌入、技术革新、市场与生产规模扩大、家庭与劳动场所分离、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等。到20世纪70—80年代，一批新劳工史家致力于考察工人群体的经历和感受，包括熟练工如何丧失经济独立沦为工资劳动力，传统工匠体制如何遭遇危机，工人共同体如何分化，尤其是工人与雇主关系变化等，并把这些现象与“阶级意识出现”、“工人阶级形成”等经典问题联系起来。这些学者不太重视性别维度，也很少关注女工群体，认为她们与工人阶级政治无直接关联。与此同时，也有少数新劳工史家将性别作为区分不同工人群体的方式，强调女工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独特经历和“女工的自我意识”。新劳工史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男工和女工被割裂为两个独立研究领域，工人阶级研究中没有性别，女工研究中没有阶级。

　　20世纪90年代后，受后结构主义尤其是语言学转向影响，学者频繁将性别分析用于劳工史研究，强调“性别”、“阶级”等社会范畴之间的“互构”（mutual construction）关系，并试图颠覆劳工史研究的基本假设——“经济与社会关系是政治表达的基础”，凸显文化自主性和所谓“文化自身的逻辑”。劳工史家的关注点从“工人阶级形成”转到“工人阶级”词语的内涵演变，从揭露和控诉剥削转到打着阶级意识旗号讨论身份和利益建构。此种取向虽拓展了劳工史研究视野，丰富了研究题材，却大大削弱了阶级分析原有的批判力，损害了劳工史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学术和现实价值，无助于深入认识19世纪早期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状况。本文试图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重审劳工史，在吸纳女工研究成果并借鉴性别分析视角基础上，以工业化早期美国工人的劳资斗争及男女工互动为考察对象，揭示工人阶级政治的性别化特征。

　　一、工资劳动与妇女美德

　　在19世纪初美国工人对资本主义的讨伐浪潮中，谴责工资劳动制度的声音不绝于耳。工人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男工，不仅担忧自己在该制度中的前途命运，对相同处境下的女工也倾注大量心力，热烈讨论妇女从事工资劳动的影响。

　　在美国率先开启工业化的地区，妇女从事工资劳动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分包制（putting-out system），即工厂主或商人把生产资料分配给个人，让其在家里完成部分工序，按件计酬，再收集产品出售。在工业化刚起步、工厂制尚未确立的阶段，分包制广泛存在于纺织、服装等行业，主要劳动者是妇女, 最初主要由同行业男工的女性家庭成员组成，后来范围不断扩展，不少离家自立谋生的年轻未婚女性和独立养活儿女的寡妇也加入其中。第二种是工厂制（factory system）。工厂最早出现在棉纺织业，1815年一群波士顿商人引入英国动力织布机，在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Waltham）建立工厂，第一次实现纺线、漂白、染色、织布等工序一体化，是为棉纺织业建立工厂制的标志。很快，随着棉纺织业中心转移到水力资源更丰富的洛厄尔（Lowell），工厂制在新英格兰地区乃至整个美国东北部广泛确立。在19世纪20—30年代棉纺织厂中，除少数监工、重体力劳动者和技术工人为男性外，90%以上的劳动力系附近地区农妇。即便30年代末40年代初经济萧条时不少女工离厂返乡，到40年代末，该地区棉纺织女工比例仍高达69%。离开家庭庇护的女工，以及领取计件工资的分包制女工，成为当时各阶层热烈讨论的对象。

　　在男工看来，女工问题首先是道德问题。男工对女工的认知大体没有超出“两分领域”、“共和母性”等当时美国主流性别观范畴。他们强调妇女的女性气质、道德优势和家庭责任，以及在培育共和公民、维系共和政体方面的作用，并警告无论哪种形式的工资劳动，都将摧毁妇女的天性和品质，威胁美国共和政体。

　　在不计其数的工匠报刊、演说、小册子和会议决议中，男工绘声绘色地描述工厂生活对女工健康和道德的损害，措辞强烈地谴责工厂劳动繁重、环境恶劣、疾病横行和教育缺失，对共和国的未来充满担忧。东北部各行业男工的联合组织全国行业工会联盟（National Trades’Union），连续三次把女工问题列入年会议程。在1834年第一次年会上，波士顿工会联盟代表痛心疾首地指出：“在洛厄尔一地就有4000名女工处于悲惨境地。看到这些备尝艰辛的妇女走出工厂，脸色苍白，面露悲伤，实在令人心痛。……这些体弱多病、年老色衰的女工结婚以后，能繁育出什么样的下一代？！”这番话立即得到宾夕法尼亚皮革工代表、纽约制衣工和木工代表等多人响应，他们一致认为纺织女工的悲惨处境已成为严峻社会问题，“每一位自由共和国的公民都有责任站出来，遏止罪恶蔓延”。在1836年该联盟第三次年会上，调查女工问题的特别委员会得出结论：工厂制“对年轻妇女的身体造成严重损害，剥夺了女工对养育健康子女来说至关重要的品质”。

　　男工口中所谓“妇女的天性与品质”，不仅体现在“共和母性”层面，更表现为一种家庭责任和道德纯洁。在他们眼中，工资劳动在损害“母性”的同时，也一并摧毁了妇女的家庭责任感和道德感。1844年，发行量最大的劳工刊物《工人倡导者报》（Workingman’s Advocate）刊登一篇女工“访谈”：

　　W小姐在工厂工作17年，积蓄不少。有人问她：“工厂是否让妇女丧失做家务的能力？”她回答说：“我对家务一无所知，甚至不懂如何照顾病人。”接着她讲起有一次去姐姐家做蛋糕失败的糟糕经历。

　　B小姐是一名熟练织布工，20岁不到就在工厂做工。在被问到工厂生活如何时，她说：“越来越差。绝大多数监工口中满是污言秽语，让我非常害怕。……我们每时每刻都害怕遭到虐待。”

　　A小姐在工厂工作多年，在被问到工厂生活是否会让妇女忽略家庭责任时，她沉思片刻后回答说：“还能怎样呢？我们除不断加快速度外，没有时间做任何事。”

　　有人问一位女工的母亲：“工厂生活是否让妇女无法适应家庭生活？”她回答说：“是的，很多女工根本不知家庭生活为何物。我们隔壁的姑娘每天衣着靓丽，但她连如何洗自己的手帕都不知道。”

　　没人追究甚至在乎这些所谓“证词”是否真实，只要能展现工资劳动对妇女德行的破坏，劳工报刊就乐于发表和传播。因此，类似文字俯拾皆是。有文章哀叹，如今妇女“完全无法承担属于她们的家务事。……怪不得很多谨慎的年轻男人选择单身”。还有文章苦口婆心地劝女孩：“你们想嫁个好男人吗？那就不要做傻事，任何有常识的男人都不会娶一个不会做家务的女人。如果把时间花在工资劳动，而不是料理家务上，你就会与所有好男人无缘，他们看都不会看你一眼。”《工人倡导者报》的访谈还特意提到“监工口中满是污言秽语”和“女工害怕遭到虐待”，其目的显然在于引发读者对女工性纯洁问题的担忧。1835年，全国行业工会联盟在女工问题的决议中就隐晦暗示，女工有失去贞操的风险，因为“离开家庭，在工厂独立谋生”的年轻妇女，“被迫与各式各样的男人交往”，“她们身处充满谎言的世界，却得不到教导”，“她们的知识不适合用来抵御周遭环境的诱惑”。

　　与工厂女工相比，在分包制下为鞋厂或服装厂工作的女工不仅劳动时间更长、强度更大，而且工资低得多。据当时著名经济学家、社会改革家马修·凯里统计，19世纪30年代初，费城最熟练的缝衣女工即便不受任何干扰，每天工作13—14小时，一周最多只能缝9件衬衣，按每件衬衣10美分来算，最多只能拿到90美分工资，除房租外，只有40美分可用于购买食物、水、肥皂、蜡烛等生活必需品。波士顿和纽约房租更贵，那里的缝衣女工生活状况更糟糕。

　　在长达十余年里，各大劳工报刊但凡哀叹女工困苦，总会援引凯里的统计数据，然后强调，女工“是这个国家的母亲和女儿，对共和国的道德、繁荣、命运和福祉有最难以估量的影响。妇女被迫劳动，所得报酬却很难满足生活所需，除乞讨和挨饿外没有任何前景。这种情况的可怕结果想必人人都很清楚”。在谈到分包制下的女工时，美国第一份劳工日报《每日哨兵报》（Daily Sentinel）充满同情地说：“女工的遭遇多么可悲啊！……她们中不少人对追求舒适生活彻底失去希望，最终沦落到用最低贱的方式谋生，把自己变成妓女。”另一份长期致力于推进劳工权益的报纸《波士顿调查者报》则把对女工的同情化为对雇主的控诉：“一件衬衫8美分，这就是女工的报酬。这么多妇女被迫成为妓女，有什么奇怪吗？这些可怜的人选择唯一能满足生计所需的谋生方式，有什么奇怪吗？罪过在谁呢？……她们是被迫声名狼藉的，有罪的是压迫她们的人。”

　　19世纪初，积极投身劳资斗争的男工十分关注女工问题，他们同情女工时殷切诚恳，谴责工资劳动制度对女工的损害时言辞犀利。然而，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他们有阶级觉悟，认识到自己与女工有共同阶级利益。同样是谴责工资劳动制度，当受害人变成男性工人自己时，他们便立刻转换话语——不是从道德堕落的角度，而是从劳动成果被剥夺、经济独立丧失的角度，指控该制度的罪恶。这便是这一时期北部工人群体中广为流传的“工资奴隶制”（wage slavery）的比喻。也就是说，在控诉工资劳动对个体的伤害时，男工明显持有双重标准。在他们看来，一个“模范男人”应当享有充分经济独立，拥有和掌控自己的劳动成果，凭借有价值的劳动享有公民权利和地位；一个“模范妇女”则应当纯洁、温柔、正直，成为男人的贤内助和孩子的慈母，成为家庭和共和国道德秩序的坚定捍卫者。总之，男工习惯于从家庭领域而非生产领域评判女工，并没有认识到女工和自己一样，也是劳动成果受剥削者和工人阶级的一员。

　　双重标准大大削弱了工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力度，必须靠坚决斗争才能解决的剥削问题，被弱化为可以通过改良和协调得以改善的道德问题。一些资本家抓住这一可乘之机，推出应对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例如，在洛厄尔纺织厂，资本家为女工量身打造一套家长制管理体制，包括建造女工集体宿舍、制定严格作息时间、设立舍监严格监控女工言行、创立黑名单制度鼓励女工相互监督检举、安排宗教和文化活动对女工实施教化等，以化解外界对女工的道德担忧，掩盖资本剥削的本质。资本家还授意女工自己创办期刊并撰写文章，用“现身说法”的方式反驳外界质疑，目的在于“证明洛厄尔女工作为一个阶层是有智慧、有美德的”，“工厂生活非但没有损害她们的美德”，反而“增加了她们的智慧，强化了她们的道德感”，“让她们整个人的品德都得到提升和改进”。经过资本家的精心包装，洛厄尔纺织厂，非但未能成为指控资本主义剥削的罪证，反而被吹嘘为“模范社区”和“工业化的样板”，赢得不少社会改革家、慈善家、宗教人士、政界商界和文化精英的赞誉。这一事实证明，性别政治是扰乱劳资斗争的因素，男工回避女工受剥削这一实质问题而坚持从道德角度批判工厂制，是软弱无力且无法击中要害的。

　　二、“家庭工资”与男性气概

　　在19世纪初投身政治运动的工人眼中，捍卫工资水平无疑是头等大事。各地此起彼伏的劳工请愿、罢工、游行等，大多是由于雇主试图削减或拒绝增加工资而引发的。虽然雇主往往用供需关系法则为自己辩解，但工人并不认同雇主的说法，坚称劳动力价格不应以市场法则为依据，而应与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匹配。正如劳工史家爱丽斯·凯斯勒-哈里斯指出的，在大众观念中，工资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一系列复杂社会关系的建构物，隐含了社会对于正义、公正的理解，界定了不同场合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寄托着个人对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期许。具体来说，当时男性工人中活跃着两种工资诉求：一种可概括为“生产者工资”（producers wage），即要求工资与劳动量成正比，体现自己作为“财富创造者”的社会地位；另一种是“家庭工资”（family wage），要求工资能负担起家庭主要开支，彰显男性在家庭中的支配地位。

　　在男工抗议声中，“家庭工资”的说法屡见不鲜。与雇主谈判时，他们常常以一家之长自居，以“养活家庭”为依据，要求增加工资。1835年5月，纽约市鞋匠工会决定发起罢工，理由是“最近物价上涨，生活成本持续增加，目前工资不足以养活家庭”。同年，纽瓦克鞋匠工会在罢工中要求工资提高12美分，理由也是“为了能够养活家庭”。费城鞋匠工会精心计算后指出，以目前该行业熟练工每周5.64美元的工资看，扣除房租、医疗、工具损耗费等，要维系一个小家庭的全部开支十分困难。在工资标准问题上，波士顿行业工会联盟宣称，男工“有权依据自己的健康、道德以及养活家庭的需要，来决定出售自己劳动力的数量和价格”。费城行业工会联盟给出的工资标准更为翔实——每位工匠的工资要让他有能力“给家庭提供舒适生活；给孩子提供良好教育，使之成为社会中有用和受尊敬的人；抵御淡季和疾病的不利影响，并积蓄一笔钱，以备年老体衰不能劳动时之用”。

　　可以说，“家庭工资”是19世纪初美国男工的一种“道德经济”。在他们看来，劳动报酬从来不是简单的数字，它关乎个人温饱和经济独立，也关乎自己的男性气概和家庭地位，很大程度上承载着自己对理想社会和家庭秩序的期望。然而，工业化进程让他们感到实现理想的机会似乎越来越渺茫，机器的发明正削弱男性工匠在某些行业的技术优势，不仅阻断他们自立门户的机会，而且不断拉低工资，让他们与没有技术的女工一样，沦为随时可被替代的廉价劳动力。

　　实际上，妇女从事有报酬的劳动并不是工业化带来的新事物。在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很长时间，不少妇女都在家接零活，用劳动报酬补贴家用。当时之所以没有被男工视为威胁，重要因素在于，男工凭借技术垄断享有稳定且相对丰厚的收入，能在家庭经济中占据绝对支配地位。技术是男工领取“家庭工资”的底气，与他们的独立、自尊、地位、荣耀、男性气概和身份认同息息相关。各行各业的男工用学徒制维持技术工人准入门槛，用象征性物品（如特殊服装、工具等）彰显自己与非技术劳动者的差别，用建立行业协会和互助团体的方式，强化自己作为技术劳动者的集体身份认同。而在当时，技术和非技术的差异，与性别差异大体重合——男性垄断技术，领取高工资，在社会和家庭中扮演支配性角色；妇女由于没有技术，工资低廉，在家庭经济中只能起非必需的辅助性作用。因此，对有着深厚手工传统的行业来说，捍卫以技术为基础的性别分工，便成为维护男工收入和身份的关键。哪些工序可以由妇女做，哪些工序由男性做，必须泾渭分明。例如，在制鞋业中，初步工序（鞋面和鞋底成型）及最后工序（把鞋面、鞋跟、内鞋底和外鞋底固定在一起）是技术难度最高的，由男工在制鞋作坊完成；而缝制鞋面的中间工序，则被分包给附近地区的妇女，由她们在家完成。在印刷业中，最需要技术的排字工作主要由男工在印刷作坊完成，他们的妻子有时会在旁辅助；最不需要技术的折纸、裁纸与装订工序，则基本由妇女承担。缝纫业情况类似，马裤、背心等需要量身定制或外套、披风等缝制难度较大的男士服装，由男裁缝在手工作坊完成；缝制女士衬衫、裙子、儿童服装等低技术劳动则被分包给妇女。

　　工业化进程开启之后，随着新机器的不断发明，以往以技术为基础的传统性别分工遭到严重挑战。在一些机械化程度较高、工业化发展较快的行业，男性工人失去技术优势，沦为和女工一样的低工资劳动力甚至被女工所替代。1829年，纽约市工人团体表示，该市工人普遍陷入困境，只有奢侈品行业例外。1836年，全国行业工会联盟第三次年会的女工问题报告，除历数工资劳动对女工道德的摧毁外，另一个重点便是控诉分包制下女工带来的毁灭性经济竞争。报告指出，在机器辅助下，“妇女在短时间内便能成为熟练工，能够完全取代对男工的需求”。报告列举多个地区和行业的数据：

　　仅在新英格兰各州，女工制度的危害就已充分显现——印刷业、制刷业、裁缝业、制鞭业以及很多其他行业，已在某种程度上为女工所垄断；有理由相信，这一制度一定会拓展到全国。有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对男性工匠构成竞争的女工数量超过140000人。……从费城一地来说，有58个劳工团体，其中24个受到女工严重影响，工人家庭陷入贫困，除雇主外，没人从中获益。……有理由相信，各种不同的操作工部门总有一天会被女工替代，把男性工匠完全排除出去。

　　来自女工的经济竞争，威胁到长久以来男工以技术为基础建立的工资优势。男工纷纷哀叹应该怎么办，“他们把人生最美好的少年时光，用于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并热切期盼长大成人后凭借技能享受丰裕生活。然而，女工的引入，让他们的希望化为泡影”。“那些从小就在某个行业做学徒学习技术的人，如今发现自己突然失去赖以生存的手段”。有人愤怒控诉：“这合理吗？最好的工人失业在家，而妇女仅仅工作几个月，就因工资低廉而受到雇主青睐和支持。”对于男工来说，失业意味着“家庭工资”理想的破灭，意味着丧失作为一家之长的男性气概和家庭地位。“毁了男人”是全国行业工会联盟痛诉女工问题时的关键词：

　　女工制度对男性劳动力构成毁灭性竞争。……因为当雇主发现女工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和目标，就会解雇男工，或者把男工工资降低到和女工一样的水平。这样一来，父亲、丈夫或兄长便无力养活自己和整个家庭，而以前在没有家中女性成员帮助的情况下，他们仅凭自己的劳动便足以给家人提供舒适得体的生活，妻子和女性家庭成员只需待在家里做家务。

　　对从事工资劳动的妇女，该联盟警告，“养活自己和家庭”永远只能是一种男性特权：

　　妇女的生理特征、天然责任和道德感确凿无疑地证明，她们的劳动只应限定在家庭内部。……妇女必须明白如下事实：她们的劳动无法养活自己；她们劳动力价格逐年降低，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男性工匠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她们试图养活自己和家庭，实际结果却是给她们的天然保护者——男人套上锁链；她们越想帮助男人就越是毁了男人。这就是妇女劳动一旦超出家庭需要之后所带来的真实、自然的结果。

　　“家庭工资”的说法在19世纪初美国男工中十分流行。当男工以男性气概和家庭地位为由向资本家提出工资诉求时，实际上是把女工视为“他者”甚至威胁。“工人阶级”被他们狭隘理解为仅由男性技术工人构成的排他性群体，从来就不包括女工。男工把自己的困境归咎于女工带来的经济竞争，是找错了斗争对象，忘却了劳资斗争的实质，真相是资本家以“自由劳动”为名断然拒绝工人的工资诉求，以“利益和谐”为借口否认阶级差异的存在，还费尽心机用各种手段瓦解工人的斗争力量。资本家的一些惯用手段包括否认工会的合法性、起诉工会“破坏”市场秩序、威胁解雇参加工会的男工、利诱拉拢未参加工会的男工，以及刻意制造男女工之间的经济竞争，以便转移阶级矛盾。

　　三、性别政治与阶级合作

　　男工视女工为“他者”而非真正的阶级盟友，不仅表现为他们批判资本主义时持双重标准，以及重视男性气概和家庭地位，而且更直白地表现为在组织上排斥、在行动上不支持女工。

　　19世纪初期美国男工组织的主要类型是行业工会（trade union），在原工匠互助团体基础上演变而来。后者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存在，并且一开始就是只接纳男技术工匠的排他性组织，其宗旨一是帮助生活困难的同行业工匠；二是为维持工资水平同工厂主抗争。18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商业资本家出现和市场竞争加剧，一些行业的工厂主开始尝试细化劳动分工，用廉价女工、童工、学徒取代男技术工匠。于是，更名为“行业工会”的男工组织，首要目标便是阻止工厂主雇用妇女、儿童、学徒等所有非技术劳动者，维持男性技术工人在本行业的垄断地位。1819年，纽约裁缝工会罢工，抗议工厂主雇用女工，声称即便是水平一般的男裁缝做出的马甲和马裤，都比女工做的更牢固，“因此我们断定，女工（的技术）是不完备的，她们应该放弃裁缝这个职业的所有权利和称谓”。

　　早期行业工会只是某单一行业的内部组织，大多仅关注地方事务，彼此缺乏联络。到1827年秋，费城15个行业工会率先联合组建技工行业协会（Mechanics’ Union of Trade Associations），是为美国第一个跨行业工会联盟。1833—1837年，行业工会联盟迎来发展高峰。先是纽约、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奥尔巴尼、匹兹堡、辛辛那提等13个城市纷纷建立跨行业总工会（General Trades’Union）。接着，这些城市总工会之间再建立更大范围的联盟，即1834年8月成立的全国行业工会（National Trades’Union）。到1837年鼎盛时期，行业工会的参与人数达到史无前例的30万人。然而，无论行业工会发展规模和速度如何，其作为男性技术工人组织的底色没有变，维护男工技术优势和主导地位的宗旨没有变，不接纳女工的基本政策也没有变。

　　此时，男工依然幻想有朝一日把女工全赶出工资劳动领域。纽约裁缝工会由1600名男技术工人组成，男工对同样从事缝纫业的妇女说：“你们的身体构造……和道德情感最适合从事家庭琐事。”同一时间，诸如“让女工回归家庭”、“回到妇女应属的领域”、“履行属于妇女的义务”之类的呼吁不时见诸报端，理由是：女工总有一天会结婚生育，必然会辞掉工作、回归家庭，那么又何必现在跟男工抢工作、惹麻烦呢？女工回归家庭后，男工就有更多工作机会，“家庭工资”、社会道德等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被行业工会排斥在外的女工只能自己建立组织，展开斗争。19世纪30年代，多个北部城市出现女工请愿和罢工。纽约、费城两地的缝衣女工分别于1831年、1835年成立自己的组织，投身工资斗争，但她们的行动都没有得到同行业男工支持。时任《每日哨兵报》和《工人倡导者报》两份劳工报主编的乔治·亨利·伊文斯很同情女工，在自己报纸上多次撰文，呼吁纽约工会成员集体抵制拒绝女工诉求的雇主，以配合她们抗争，但始终没得到回应。纽约缝衣女工孤立无援之下，只能放弃斗争。在1835年费城缝衣女工组织成立大会上，不少慈善人士和社会改革家都派代表列席，唯独男工团体没有派任何代表。

　　为什么在缝纫业中男工敌视和排斥女工的现象格外突出？这是因为，虽然各行业都存在以技术为基础的性别分工，但相对来说，男裁缝拥有的技术优势不够大。一直以来，因为入行门槛低、技术难度小，缝纫业在众多手工行业中都位居最底层。与铁匠、银匠、木匠等行业不同，学裁缝既不需要文化，也不需要体力，短期内就能学成出师，且只要有针、线、布、卷尺，就很容易自立门户开裁缝作坊。因此，裁缝的收入也是各手工行业中最低的。随着制衣业最先引入机器缝纫，男裁缝技术优势流失速度更快，危机感更重，对本行业女裁缝的容忍度自然更低。“缝纫机”是19世纪30—40年代的热门词汇，来自巴黎、里昂、曼彻斯特、波士顿、费城、纽约等地缝纫机技术革新的消息，第一时间便会在各地报刊广为传播，如“1分钟能缝250—300针”、“能在45秒内缝一码长的纱线”、“能在30分钟内缝完一条男士裤子”，“这个机器能胜任缝纫业任何一种工序，且比手工缝纫快10倍、精细10倍、牢固10倍”。可见，缝纫业中机械化快速推进和性别分工模糊，是男裁缝对本行业女工格外敌视和冷漠的主要原因。

　　除性别关系最紧张的缝纫业外，在同时期其他一些行业里，男女工不乏合作之举。1834年1月，当时美国制鞋业中心马萨诸塞州林恩市的缝鞋女工，举行一次超过1000人参加的集会，决定以罢工方式要求提高工资。在罢工的两个月，女工得到该市鞋匠工会支持，后者作出决议，拒绝为不满足女工诉求的雇主干活。1836年3月，费城约500名缝鞋女工成立自己的组织，并发起罢工抗议雇主削减工资。同样，她们几乎立刻得到该市鞋匠工会全力支持。工会呼吁成员参与到罢工中，并表示若女工的诉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不返回工厂工作。鞋匠工会还组织专门委员会筹集资金，帮女工渡过难关。在19世纪40年代马萨诸塞州争取10小时工时的运动中，也能看到男女工并肩作战的情形。1845年，洛厄尔向州议会递交的请愿书有1150个签名，3/4是女工，1/4是男工。在随后举行的州议会听证会中，6名女工和2名男工共同出席作证。1845年2月，以实现10小时工时为目标的组织——新英格兰工人协会（New England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在20名男工和10名女工见证下成立，其官方刊物《工业之声》（Voice of Industry ）由当地女工领袖莎拉·巴格利（Sarah Bagley ）和2名男工共同担任编辑。除制鞋业、纺织业外，印刷业男工也支持该行业女装订工的罢工活动，声称要“使用所有手段支持她们渡过难关”。一些工匠或工匠团体也建议和鼓励女工建立组织。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男工虽然与女工有合作，但很难说男工认清了阶级利益，具备成熟阶级觉悟。首先，愿意与女工合作的男工主要来自制鞋业、印刷业、纺织业，而在19世纪初，前两个行业中的性别分工危机尚未到来，男工的优势地位仍然牢固。在60年代中叶戈登·麦凯（Gordon McKay）改革缝纫技术前，把鞋面、鞋跟、内鞋底和外鞋底固定在一起的关键工序一直由男工垄断。男工在地位暂无大患的前提下才愿意与女工合作。印刷业情况类似，在1885年莱诺铸排机（linotype machine）发明之前，城市印刷业中男工的技术优势和特权地位基本无虞。纽约、费城一些报纸印刷厂主尝试雇用妇女排字，以取代桀骜不驯的男工，但都不太成功。正因为如此，这些男工不仅在30年代愿意与女工合作，而且直至60年代还主动把男女同工同酬作为斗争目标。

　　其次，从动机上看，很多男工选择与女工合作并非源于内心关怀，恰恰相反，他们把女工视作对手，认为女工低廉的工资和超长劳动时间破坏了行业规则。在他们看来，女工抗争的意义不在于能多大程度改善自身生存境况，而在于有助于缓解男工面临的经济竞争。他们表面上虽支持女工建立组织，实际却想让女工组织作为男工组织的附属而存在，且必须以后者的利益要求为准绳。在1836年全国行业工会联盟年会上，来自新泽西的代表呼吁各工会支持女工成立组织，以便“消除目前女工对男工形成的毁灭性竞争”。该呼吁得到大会响应，大会在最终决议中提出，解决男工和女工生活困境的途径之一是“所有受女工制度影响的行业规范自己的制度，以便承认妇女在其团体内部的存在，这样一来，在困难时刻女工将受到行业规则制约，并得到男工支持——建立女工团体，让其成为男工组织的附属机构”。

　　男工从来没有放弃“家庭工资”的理想，期待的从来不是为女工争取经济权益，而是让女工失去经济竞争力回归家庭，从而确保自己的高工资以及在家庭和劳动力市场的支配地位。1835年，费城行业协会（Philadelphia Trades’Assembly）鼓励该市女工成立工会组织，以争取更高工资和更短工时，并进而畅想道：

　　这样的话，留给男人的工作就更多了，男人的工资也会更高。最终，你们会变成应有的样子，再也不需要从事那些只适合男人的劳动。然后，作为妻子的你们就能把时间都奉献给家庭；就能好好修身养性，把美德的训诫灌输给孩子；就能欣赏自身价值，实现婚姻幸福。你们当中的未婚者也能享受单纯消遣时光，这对身体健康至关重要，以后也能更好地胜任作为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的责任。

　　与此同时，该协会还向所有男工倡议：“必须争取足够劳动报酬，以便让我们的妻子、女儿和姐妹待在家里。”1846年，投身10小时工时运动的男工由衷表示：“已婚妇女最好在家做家务，而不是跟随机器永不疲倦地运动。我们希望这一天不太远：丈夫能养活妻子和家庭，不需要让前者忍受棉纺织厂劳动之苦。”

　　再次，很多男工以居高临下的保护者身份声援女工。1835年12月，《波士顿调查者报》发文支持费城女裁缝的工资诉求，强调女性是“较弱的性别”，“她们的虚弱是自然使然，本应得到男人保护”，“男人能凭借男性气概和品格寻求自我保护，能调控工资、申诉权利，但虚弱、孤立无援、习惯依附的妇女该怎么办？她们能向谁寻求帮助或保护？”1836年3月，费城鞋匠在全力支持女缝鞋工罢工时“庄严”表示：“虽然雇主忘记他们有母亲，但我们决定把妇女置于保护之下，与她们共沉浮！”为动员更多男性加入声援行列，《全国劳动者报》也不出预料地使用男性气概话语，呼吁“工会成员像男人一样自告奋勇站出来提供援助”。

　　显然，19世纪初美国男工对于什么是阶级利益、谁是阶级盟友、什么是合适的斗争方式等并无清醒认识。他们醉心于性别政治，极为看重自己在性别优势基础上建立的技术垄断，以及在家庭、劳动力市场和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地位，不仅据此在组织上坚决排斥女工，而且以此为标准决定是否与同样投身劳资斗争的女工合作。当女工不能动摇男工的主导地位时，后者往往倾向于合作；反之，便持冷漠甚至反对态度。正因为如此，19世纪初的男女工始终没能建立起稳固的阶级团结。

　　四、女工斗争与阶级政治

　　在男工占绝对主导且敌视和排斥女工的情况下，缺乏组织经验且力量分散的女工在劳资斗争中面临极大困难。从现实角度考虑，一些女工选择的策略是迎合男工对“工人阶级”的狭隘认知，把自己放在“他者”的位置，用“家内主义”和道德话语伸张自身权益，以便尽力争取男工同情和合作。

　　洛厄尔女性劳工改革协会（Lowell Female Labor Reform Association）是工厂女工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旨在争取10小时工时。协会主席莎拉·巴格利特别强调女工的母亲身份，以及在培育共和国公民方面无可取代的作用：“自由制度的基础是美国人民的美德和智慧，母亲的影响塑造了一个人，但共和国下一代公民的母亲现在被禁锢在棉纺织厂砖墙内，每天被迫工作12.5—13.5小时。智慧和美德从何而来？”协会在其舆论阵地发表多篇谴责工厂制的文章，口吻如出一辙：

　　13小时的辛苦劳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还有多少精力能用于培育美德和提升道德？女工被禁锢在狭小拥挤的厂房，不会比机器更有活力。让我们再想得长远一些。这些女工在社会里还有另外的责任——妻子和母亲！关于这些神圣的名字，她们一无所知。……母亲能成就一个人，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新英格兰的下一代会拥有什么样的精神和智力？

　　在强调女工母亲身份上，她们与前文谴责工厂制的男工并无二致，与当时主流的性别规范高度契合。

　　1833年底，约1000名林恩地区的缝鞋女工集会，抗议计件工资削减。她们以妻子或女儿的身份，提出工资诉求，主张已婚女工的工资应当以牺牲家庭责任的多少衡量，“雇一个妇女料理家务每天付1.25美元，雇一个妇女做针线活每天付50美分，雇一个妇女洗衣每天付75美分或1美元，雇一个妇女护理病患每周付2—3美元。因此，我们有理由提出要求：那些为鞋厂工作而牺牲家庭责任的工匠妻子，她们的工资至少应当能够支付以上开销”。她们认为，未婚女工的工资也应当提高到足以支付她在家庭的所有花销，以便不给其父增加经济负担，“工匠给女儿付住宿费每周花1美元……此外，他还要给女儿添置衣物，这样一来，工匠的收入持续减少。……只要合理地提高女工工资，让她们能够支付住宿费和花销，所有这些问题都能轻而易举地解决”。在从“家内”角度衡量女工的劳动价值，把女工工资视为对丈夫或父亲的补充上，她们与前文把“家庭工资”挂在嘴边的男工桴鼓相应。

　　还有一些投身劳资斗争的女工不甘心做“他者”，不愿从家庭或道德角度伸张自身价值。她们试图摒弃性别政治，通过竭力淡化女性身份，强调与男工共有的阶级属性，挑战男工对于“工人阶级”的狭隘认识。

　　在这些女工的政治话语中，最常被援引的共性要素便是美国革命传统。在1834年首次大规模罢工游行中，洛厄尔女工把自己视作1776年精神的继承者，把工厂主视作当年意图实施暴政的托利派，认为罢工游行与美国革命性质一致，都是为了捍卫自由与独立，以及反抗奴役。她们在决议中宣称：“试图降低我们工资的行为，是不同制造行业的业主妄图将雇佣女工降至依附地位总计划的一部分，他们现在隐秘地羞辱我们，以后便能公开称我们为‘奴隶’了。”1836年，洛厄尔女工再次组织大规模罢工游行，抗议资本家削减工资，1500名女工走上街头，庄严宣称：“正如我们的先辈抵抗英国政府的贪婪一样，我们作为他们的女儿，也绝不会背负枷锁。”

　　除共同继承美国革命精神外，女工证明自己与男工志同道合的另一重要依据是：她们与后者一样，通过辛勤劳动创造财富，却被剥夺大部分劳动成果。她们熟练运用当时深入人心的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者”话语，谴责财富和权利的不平等分配。

　　这些女工以“生产者”名义向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发出控诉，“我们能允许暴政和残酷压迫把身心奴役的锁链钉在我国千百万人民身上吗？他们才是一切进步和财富的真正创造者”，“男工女工们，你们是否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真正价值和尊严？……作为社会中最有用、创造最多财富的人，你们是否获得应有地位？”她们自称是“劳工改革和人权进步事业中的姐妹”，说自己的伟大目标是“推进所有劳工阶级的共同利益”，呼吁“所有辛勤劳动者和纺织工人”携起手来，结束“把大多数人贬低为旧世界奴隶同等地位的社会状态”，“为共和国开启一个新的更光明的时代，给予所有人平等权利和真正自由”。

　　在这些言论中，女工强调的是与男工有共同文化传统、社会境遇和利益诉求。她们不再从“家内”角度判断自己的劳动价值，而是试图争取与男工平等的工人阶级身份。此点在女工工资抗争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全国通讯者报》1829年刊发文章指出：

　　妇女和男人平等劳动，她们的生命不比男人长，痛苦不比男人少，需求和男人一样，而且她们还比男人更有美德、更勤奋。……男人与妇女工资不成比例的重要原因是，有人声称男人要养活家庭。难道妇女、寡妇不需要养活家庭吗？她把一天24小时中的2/3用于劳动，难道还没资格获得足以养活自己和孩子的工资吗？

　　1831年，纽约市缝衣女工要求提高工资，遭雇主拒绝，而雇主压制女工诉求的依据正是男工用来维护自身利益和权势的“家庭工资”话语——“要求女工工资与男工一样高是荒谬的，因为男人需养家糊口而妇女不需要”。对此，缝衣女工义正辞严地指出，自己与男工一样，也是家庭经济支柱，也需获得经济独立：“有很多女工都需养家糊口，而很多单身男工却不需要，他们像孩子一般把工资挥霍一空，而辛劳的、有年幼子女需要养育的母亲却发现劳动报酬远不能自给自足！”

　　与“共和母性”、“家庭工资”等相比，摒弃性别政治的文字虽然零星少见，却十分醒目，表达出女工希望与男工并肩站立，全心投身阶级政治的意愿。然而，她们过于势单力薄，发出的呼声没有引起广泛回响，注定无法成为改变现实的力量。

　　结 语

　　19世纪初美国的工人运动为何带有明显性别政治的特征？汤普森考察工业化早期英国的平民反抗时，特别强调生存伦理、互惠观念、家长制式社会控制、闲散劳动节奏等传统“习惯”的塑造作用。赫伯特·古德曼研究美国工人运动时，强调工人利用前工业时代的文化价值来应对工业化时代的意识形态和劳动纪律。可以说，性别观念和性别想象在美国是一种根植于前工业时代的传统“习惯”。当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开始之后，妇女走出家门，用自己的劳动赚取工资，并对男工长期以来的技术优势、工资待遇、家庭地位乃至社会地位构成威胁时，传统“习惯”便展现出强大反冲力，扰乱工人斗争视线，妨碍阶级团结。而彼时以新英格兰为代表的美国东北部仍处于工业化早期阶段，虽然整体呈现从工厂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趋势，但各行业发展步调并不一致，不同行业的工人在理解社会变迁、衡量个人得失时往往存在差异，难以凝聚起牢固共同利益，再加上缺乏先进政党指导，无论对自身还是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都不成熟，没有能力排除性别矛盾干扰。

　　性别矛盾对工人运动的阻碍作用，不仅体现在它作为一种传统“习惯”的反冲力上，更体现为它很容易为资本家利用，成为分化工人阶级的工具。劳动的性别分工存在已久，几乎伴随整部人类历史，但只有在遭遇资本主义之后才呈现不断强化的趋势，这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资本家刻意挑拨利用的结果。马克思详细阐述了从家内劳动到工厂制转型过程中，资本家是如何利用机器把妇女驱赶进劳动市场，又如何通过强化劳动的性别分工来制造阶级分裂的，继而一针见血地指出，此举在“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20世纪70—8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尤其是一些经济学家和女性主义学者深刻揭示了资本家在性别政治上的如意算盘——他们希望用廉价女工取代有经验的男工；即便不能取代，也有机会压低男工工资；如果失败，还能利用性别地位差异给男工心理补偿，让他们更忠心。本文提及的多个案例揭示了资本家如何把女工当作替罪羊来转移阶级矛盾，又如何利用男工的“家庭工资”观念来压制女工诉求。可见，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工人阶级中的性别政治不过是劳资矛盾的产物。工人阶级如果不能看清自己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不能正确认识阶级利益和阶级使命，其劳资斗争便难以排除干扰、克服局限。

　　（作者蔡萌，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