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羚靖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师资博士后

梅雪芹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提要】环境史视野下的英帝国史研究关注英帝国殖民扩张活动的环境基础与生态影响，其问题意识和路径转向与英帝国史学和环境史学的发展脉络紧密相连。该领域学者最初侧重论证全球环境主义的帝国起源，后来转向分析英帝国环境话语、殖民活动的物质前提及其对殖民地环境的影响。其研究主题也从环境观念与殖民科学延伸至资源开发、商品边疆、城市规划、疾病卫生等内容。近来有学者提倡采用“生态—文化网络”视角，从空间网络、物质与文化联系以及能动性三方面重新思考英帝国环境史。既有研究展现了帝国语境下全球环境观念的演变，也揭露了殖民主义深远但隐蔽的环境影响。它们使学界对英帝国的认识从“仁慈帝国”转向“自然帝国”，超越了所谓“帝国文明传播论”或“帝国和平论”。未来学界仍需从帝国权力结构、时空范畴以及历史能动性等方面推进研究。

　　【关键词】英帝国环境史；殖民科学；环境主义；生态—文化网络；生态帝国主义

　　英帝国殖民活动的环境基础与生态影响是环境史视野下英帝国史研究的主题。英帝国虽已终结，但它对全球生态系统影响深远。从17世纪到20世纪中叶，英国从一隅之地发展成拥有诸多海外殖民地的英帝国，鼎盛时其势力范围内的陆地面积和人口数量占世界总量的1/4。英帝国的统治范围和权力形式不断变动，但贯穿于帝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的是殖民的本质。学界已有大量成果从政治、经济、军事等维度详细考察英帝国的历史，近来开始关注英帝国史的生态之维。换言之，英帝国的历史不仅涵盖人与人的关系变迁，还包含人与自然以及非人类要素内部关系的更迭。英国殖民军事占领、资源获取和知识传播等活动会改变殖民地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但也受其影响。

　　从20世纪末至今，全球有众多学者参与研究英帝国环境史，该领域的核心问题与研究路径发生多次转向。目前该领域方兴未艾，学术价值与研究潜力凸显，学界有必要对其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此前有文章介绍过该领域的研究主题和方法，但尚未详细分析该领域的发展脉络、路径转向和相关学术争论。学界谈及的“英帝国”是一种广义的学术分析概念，既包括殖民统治直接建立的殖民地、保护领或托管地，也包括通过贸易等方式建立的半殖民地和经济殖民地等。“英帝国环境史”则指代英帝国殖民活动涉及的资源开发、环境认识、生态改造等方面的历史。这里并不是将英帝国作为一个天然统一的整体，而是要强调不同时段英国与外部世界多元关系的变化。本文将英帝国环境史学置于英帝国史和环境史两大学术研究脉络中，重点梳理该领域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路径的演变过程，并试图阐明未来有可能推进的研究方向。

　　一、从“仁慈帝国”到“自然帝国”：英帝国环境史研究的生成

　　英帝国环境史研究根植于英帝国史学与环境史学两大研究脉络，前者关注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后者侧重思考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在此基础上，英帝国环境史学率先形成了自身特有的问题意识与研究主题，即帝国殖民语境下人与自然其余部分的关系如何变动、如何影响历史进程。

　　英帝国史学的发展为英帝国环境史研究的出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英帝国史研究早期侧重宗主国向殖民地传播经济政治制度和现代文明观念的过程。它起源于殖民地史学和东方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专门研究领域。1883年英国学者约翰·西利出版的《英格兰的扩张》通常被视为该领域的开端。西利将英帝国解释为英格兰国家扩张的必然结果，并倡导建设有共同种族、宗教和利益的“更大不列颠”。20世纪初，英国出现“帝国研究运动”。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和剑桥大学先后设立帝国史或殖民史教席，皇家殖民协会和帝国联合会等机构也积极赞助与帝国议题相关的活动，讨论英帝国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推动社会树立英帝国道德感和荣誉感。1929—1959年出版的八卷本《剑桥英帝国史》（以下简称“剑桥版”）将英帝国视为一个“文明开化”的政治实体，其“仁慈统治”推动了现代政治、自由贸易、先进科学等内容以伦敦为中心向边缘殖民地扩散。这种“文明使命论”与“仁慈帝国论”在很长时间内主导了帝国史学的叙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英帝国瓦解与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高涨，外加区域研究的兴起，英帝国史研究一度式微。

　　20世纪末全球化进程和国际格局的变动带来了英帝国史学的复兴，也使“自然环境”话题逐渐进入该研究领域。新帝国史研究融合了后殖民史学、文化研究、全球化理论、区域研究等理论视角，大大增加了政治、军事、经济之外的新主题。1998—1999年面世的五卷本《牛津英帝国史》（以下简称“牛津版”）反映了此时英帝国史学的转向。该丛书接受约翰·加拉格尔等人提出的“有形帝国和无形帝国论”，并修正了“帝国天命论”和浪漫化帝国扩张的历史叙事。它不再仅仅叙述帝国中心对殖民地的单向影响，还探讨宗主国与殖民地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的双向互动。而且，它也不再设定英国终将走向英帝国，而是改为展现英帝国缓慢成型的过程，揭露帝国活动对于殖民地的消极影响。此后，英帝国史研究成果逐年上升。尽管如此，“牛津版”仍未彻底反思殖民话语，也未单独分析帝国环境问题，仅在“科学、医学和英帝国”“疾病、饮食和性别”“开发与帝国”等章节稍微提到英帝国土地占用与资源开发的环境影响。所以，作者在尾章“帝国史的未来”中提醒学界要加强英帝国环境史研究，这预示着此后该领域的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环境史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史学研究方向已在美国学界率先兴起，并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强大影响力。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社会环保运动直接推动了环境史学的诞生。环境史学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将历史上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维度覆盖三个层面：自然本身的变迁与作用、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经济生产方式、人类对自然的认知等思想观念。在环境史研究开拓期，除了环境主义观念、资源保护运动、农业史等经典主题，帝国扩张的生态因素也是重要议题之一。20世纪70年代，美国环境史学者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和威廉·麦克尼尔都从生态视角思考近代欧洲“成功”殖民扩张的原因。克罗斯比的代表作《哥伦布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展现了欧洲征服带来的新旧世界农作物、家畜和疾病等要素的不对等传播；他的另一著作《生态帝国主义：900—1900年欧洲的生物扩张》则提出由微生物、杂草和牲畜组成的“生物旅行箱”帮助欧洲殖民者“成功”立足于新世界，并将当地改造为“新欧洲”。同样，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将病菌传播视为欧洲得以征服新世界的重要因素。他们都提供了一种解释欧洲帝国扩张的新视角，展现了殖民主义的生态之维。但是，此时他们主要关注区域是美洲与欧洲，并未涉及其他区域。此后，环境史研究在全球各地陆续发展，非洲、南亚、澳大利亚等前殖民地国家的历史学者也开始从环境史视角考察各自民族国家的历史，为研究英帝国环境史补充了诸多有价值的实证案例和研究视角。

　　英帝国环境史研究在充分吸收上述领域研究视角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可以说，它既更新了新帝国史学对殖民地历史的关注视角，也拓展了环境史学讨论环境主义起源问题的时空范畴。英国学者约翰·麦肯齐和理查德·格罗夫是该领域的开拓者。麦肯齐成长于英属赞比亚和格拉斯哥，专攻英帝国文化史。他从1968年长期任教于兰卡斯特大学，1984年后负责主编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帝国主义研究”系列丛书，这是英帝国文化史领域最重要、规模最大的研究丛书。1988年麦肯齐出版其代表作《自然帝国：狩猎、资源保护和英帝国主义》，该书以英帝国狩猎活动为考察对象，将帝国狩猎活动和技术传播置于更长远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尤其关注19—20世纪英帝国扩张活动如何驱使殖民地土著狩猎方式、狩猎对象、知识技术和社会关系等变化，进而探讨帝国殖民权力运作模式、人与动物的关系以及环境保护思想的形成过程等核心问题。1990年，麦肯齐还主编《帝国主义与自然世界》，书中收入的文章皆围绕自然科学与帝国扩张之间的联系这一主线展开，强调英帝国中心与边缘的相互作用。

　　另一重要开拓者格罗夫研究的问题则有所不同，他大胆挑战当时学界盛行的观点——“环境主义起源于美国”与“科学和环境观念从欧洲中心向殖民地边缘传播”等。格罗夫出生于英属加纳，早年在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学习地理学和生物保育学，1988年剑桥大学博士毕业，1995年基于博士论文出版了其代表作《绿色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热带岛屿伊甸园与环境主义的兴起（1600—1860年）》。他提出，环境主义的源头应追溯至近代早期欧洲人在热带岛屿应对环境退化的殖民经验。那些前往南非、印度、毛里求斯、圣赫勒拿岛、圣文森岛等殖民地活动的欧洲植物学家、林学家、农学家，早已认识到自然潜在的脆弱性以及人类活动会引发环境耗竭的后果。这些群体与其所在殖民地的土著联系紧密，他们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也吸收了地方土著知识和东方自然文化。同年，格罗夫创办《环境与历史》杂志，鼓励撰述世界各个地区的环境史，不遗余力推广全球南方环境史研究。此后，他转为关注历史上气象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研究历史上的厄尔尼诺现象等全球气象史。2002年，他创建了英国苏塞克斯大学世界环境史研究中心，该中心后来成为英帝国环境史研究的学术重镇。

　　麦肯齐与格罗夫的著作体现了早期英帝国环境史研究的特点。首先，他们侧重在帝国语境中关注殖民地上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尤其是环境主义观念起源的帝国背景，这无疑与他们个人成长背景和帝国史学训练经历相关。其次，他们对非洲、印度以及其他热带岛屿等地环境变迁史的关注，大大弥补了此前环境史研究的不足，即过分关注美洲和欧洲而忽视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将殖民主义的内涵延伸至生态的维度。再者，他们挖掘了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生态互动关系，而不是只关注帝国中心对殖民地的单向影响。尽管如此，他们的观点仍有可以商榷之处。第一，他们在强调环境主义起源于帝国活动时，似乎将环境主义的内涵窄化为对气候干旱、土壤退化、森林减少的自然认识，并未区分早期自然认识与环境主义的内涵差异。第二，格罗夫认为基督教和自然科学并不必然孕育破坏环境的态度，因为基督教里伊甸园概念构想了和谐的世界，科学革命培养了人类发现自然规律并在其中生活的欲望。然而，此类观点忽视了隐含其中的人类替上帝掌管其他伊甸园生物的人类中心主义态度，也未考虑到科学知识被用于殖民统治的社会后果。这也激发了后来相关主题的新研究，此后有学者提出相反观点，认为现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正是基督教思想。第三，他们并未深入反思殖民者留下的关于殖民地环境退化的历史记载资料是否真实客观，从而无法判断其中是否存在种族偏见。

　　麦肯齐与格罗夫之后，英帝国环境史研究快速发展，不断有新著问世，主题涉及殖民科学知识形成、传播或资源开发与管理制度等。美国学者哈丽特·里特沃在1987、1997年分别出版了《动物庄园：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与其他生物》和《鸭嘴兽、美人鱼以及其他分类学想象的虚构》。前者从进化论、阶级结构、大众科学和博物学等语境考察了维多利亚时期人与动物的互动关系；后者则关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探险家、士兵和水手对于收集与分类新奇动物标本的热情，并深入剖析帝国分类学背后的运行逻辑。1997年，澳大利亚学者汤姆·格里菲斯和莉比·罗宾的《生态与帝国：移民社会的环境史》从生态帝国主义视角考察白人在澳大利亚定居的环境经验。1999年，美国学者托马斯·邓拉普在《自然与英语离散社群：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环境史》中探讨了欧洲移民在开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殖民地时，如何利用博物学和生物学等知识理解和开发陌生之地的自然资源。2000年，出生于巴巴多斯的学者理查德·德雷顿在《自然的统治：科学、帝国和世界的“改良”》中以英国皇家植物园为主线，探究英国殖民进程与植物学知识的联系。与格罗夫不同，德雷顿将“最大化利用自然”“统治自然”的思想归咎于基督教思想对人类特殊地位的界定，提出植物园既是服务于英帝国农业经济改革的重要机构，也是西方现代自然观念和帝国殖民政治的生成空间。2001年，佩德·安科尔在《帝国生态学：英帝国的环境秩序，1895—1945年》中探讨了生态学如何从研究动植物关系的自然科学变为用于强化帝国统治的政治话语，尤其是解决殖民地土地开发、人口安置和社会控制等问题。2002年，格里高利·巴顿的《帝国林业与环境主义的起源》追踪了英属印度林业管理制度的成形过程及在其他英帝国殖民地的传播轨迹。他提出美国环境主义并非来源于梭罗的“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而是根植于英帝国林业管理传统。

　　由此可见，该领域早期研究中的英帝国是以“自然帝国”面貌呈现，已大大不同于传统帝国史学中的“仁慈帝国”。上述研究成果清晰地揭示了英帝国殖民活动与生成特定环境认知和科学知识之间的关联，并注意到这些认知和知识并非完全是从中心向边缘传播，而是诞生于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双向互动之中。尽管如此，此时大部分研究侧重将殖民地的环境视为生产自然知识的场所，很少触及帝国开发殖民地资源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支撑英国殖民扩张的物质基础因素。

　　二、“生态分水岭”与“环境话语”：英帝国环境史研究的转向

　　如果说英帝国环境史研究的早期重心尚在证明环境主义的帝国起源，那么随着研究队伍的壮大与研究视角的转换，该领域开始涉及殖民地的资源开发、商品贸易、城市规划、疾病卫生等新主题。帝国殖民活动的环境影响、殖民环境话语生成以及社会环境正义这三大争论问题也随之显现。

　　2007年，英国学者威廉·贝纳特与洛特·休斯出版《环境与帝国》，这标志着英帝国环境史研究的成熟，也预示着新转向的出现。《环境与帝国》甫一出版，便迅速跻身环境史与帝国史研究必读书目之列。作为《牛津英帝国史》“指南系列丛书”之一，该书补充了此前五卷本正文未予重视的环境主题。该书并没有面面俱到地梳理英帝国内部所有殖民地环境的历时性变化，而是紧紧围绕帝国活动驱动殖民地环境与社会变迁这一主线。正如作者所言，英帝国各殖民地情况迥异，很难被视为一个完整统一的分析单位，但是为英国殖民统治、军事占领以及贸易往来提供了相似的框架与主题。全书18章，大致涉及六大研究主题：奴隶与毛皮贸易、狩猎与帝国旅行、帝国农林业与灌溉技术、殖民城市与疾病健康、殖民科学与资源开发、资源保护与地方抵抗等。其研究时段为1850—1950年，研究空间集中于北美、澳大利亚、印度、南非、马来半岛、中东等地，较少涉及西非、新西兰和斯里兰卡，也不涉及爱尔兰。

　　首先，该书最大的特点是重视分析英帝国运行的物质基础，这与此前研究侧重科学知识和环境认知等文化层面有很大不同。这意味着殖民地不仅是帝国积累自然知识的地方，更是为帝国发展贡献了大量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场所。作者列举加勒比的蔗糖、北美的毛皮与鳕鱼、非洲的象牙与可可、澳大利亚的羊、印度的香料与木材、东南亚的橡胶、南非的金矿以及中东的石油等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详细地分析了帝国种植园文化的成型过程，帝国资源边疆与殖民地环境变迁的关系，商品贸易、资源统治和技术设施的自然基础，殖民扩张活动对殖民地气候、微生物、土壤等自然生态的影响等重要问题。此外，它还涉及殖民地灌溉工程与饥荒贫困、殖民港口选址与帝国贸易、殖民城市空间规划与热带疾病应对措施之间的联系等新议题。

　　其次，反思殖民开发中环境保护的话语权是此书的另一特点。在此前的“帝国文明论”叙事中，殖民地通常被视为“亟待开发”和“驯化改良”的“无主”荒地，这无疑抹杀了殖民地土著群体原本的历史。贝纳特和休斯注意到此类荒地改良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与种族观念。他们提出，帝国科学家与殖民官员将英国土地产权和最大化利用资源的观念带到殖民地，借此驱逐并隔离殖民地土著，其实加剧了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也催生了种族歧视的观念。尤其当帝国殖民经济加速发展之时，环境衰退叙事和强制性保护策略愈发强烈，合理有效利用自然资源也成为殖民者确立统治合法性与确定文明等级的工具。例如，19世纪上半叶成型的造林能够涵养水源、抵抗干燥和疾病之类的环境观念，到了19世纪晚期被应用于制定种族隔离政策和限制土著群体刀耕火种和“肆意”游牧。在开发北美殖民地、发展毛皮等商品贸易时，印第安人对土地的自然权利被白人宣扬的民事权利所取代，北美大陆被视为可以被白人瓜分和占用的无人荒野。

　　此外，该书也关注殖民地环境和地方知识的差异与作用。作者承认英帝国的发展过程并非平衡均质化，因为不同殖民地自然环境各异，它们与宗主国的互动方式也不尽相同，既有激烈抵抗，也有讨价还价，甚至还有合作。他们倡导在讨论帝国商品边疆、种植园经济和环境变迁的复杂关系时，要将地方特性纳入考虑范围。例如，作者在论及大西洋奴隶贸易体系时，追问为何17世纪后半叶英国殖民群体向冈比亚移种棉花和靛青，在英属黄金海岸种植蔗糖、棉花、靛青和生姜等计划相继失败。作者从疾病、土壤和社会三方面展开分析。第一，非洲人在此前与地中海欧洲人贸易中获得对天花等疾病的免疫力，而此时英国人还不具备有效应对昏睡病等热带疾病的能力，所以欧洲人无法彻底征服西非；第二，西非降水分布不均，土壤肥力低、酸性高，在土壤科学技术不成熟时，这里并不适合诸多农作物生长；第三，西非许多地方统治者并不拥有控制土地和大规模密集生产的权力，所以偏向参与大西洋奴隶贸易而不是发展自身农业。在论述地方知识的作用时，该书展现了殖民科技人员如何吸收和借鉴地方土著经验。书中以英属印度工程师威廉·威尔科克斯为例，说明英帝国技术人员大量借助了土著地方灌溉技术和水文知识发展帝国灌溉工程。

　　即便如此，两位作者对殖民科学的态度表现得相对模糊，他们既肯定殖民科学知识对现代科学的贡献，但也不否认它有时会被不当利用，导致殖民地资源枯竭，破坏地方社会关系，损害生态多样性。另外，他们在评价帝国灌溉项目时，认为该项目旨在“惠及地方土著，而非欧洲殖民者”，并未从长时段考察这些帝国项目后续的社会与生态影响。实际上，19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在印度修建的大型灌溉系统反而加剧了当地土地盐碱化。与此类似，埃及阿斯旺大坝的修建也与尼罗河下游水质恶化与土壤肥力下降等问题相关。这说明帝国殖民活动并未完全适应殖民地的环境，而是使当地生态处于变动、不稳定的状态，这种状态又往往引发新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贝纳特和休斯在写作《环境与帝国》时吸收了诸多非洲、南亚、澳大利亚等地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但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显然，该时期全球研究队伍的壮大和视角的转换引发了相关学者对一些核心问题的激烈讨论，尤其集中于殖民主义的环境影响、帝国殖民知识的生成与效用、环境保护话语与权力关系这三大问题。

　　第一，殖民主义的环境影响，尤其是英国殖民活动是否为殖民地生态变迁的分水岭。此争论常常出现于英国史学者与前殖民地国家民族史学者之间，尤其是讨论印度环境史时表现得尤为明显。不少印度史研究者认为帝国时代的殖民活动与环境衰退之间关系密切。如印度史学者拉马钱德拉·古哈和生态史学者马德哈夫·加吉尔在《这片开裂的土地：印度生态史》中直言，英属印度的历史印证了殖民主义正是生态分水岭，因为帝国活动破坏了印度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结构，英帝国殖民贸易与资源开发使印度“生态系统被扰乱，这种干涉不仅在事实上重塑了他们入侵之地的社会、生态和人口特征，也确保随之发生的变化从根本上有益于欧洲”。他们认为，英帝国森林管理与资源利用制度引发了最严重的生态冲突，这种畸形的生态关系延续到后殖民时代，最终演变为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的资源剥削。印度史学者万达南·希瓦也同意此观点。她认为，19世纪下半叶英属印度林业科学的目标是通过提取有商业价值的物种，最大化市场交换价值，帝国林业管理侵蚀了印度的森林和当地人民森林生产权利，使印度复杂的森林生态系统沦为木材资源地，而且这种政策在印度独立后并未消失，而是继续以“荒地管理”计划的形式存在。但是，格罗夫则从历史连续性角度予以反驳。他提醒道，前殖民时期印度等地也存在开发资源和砍伐森林的情况，而且不能忽略帝国殖民官员对殖民地土壤侵蚀与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其实也促进了近代环境保护观念的诞生。此后，其他学者大多呼吁避免两极化叙事，倡导根据具体地区案例来分析。如印度环境史学者马赫什·兰加拉詹在《圈围森林：印度中央诸省的资源保护与生态变迁》中强调殖民群体和殖民地的差异性，认为不能以偏概全，要理解不同地方如何适应殖民冲击的环境压力。与此类似的争论，还有关于北美殖民地印第安人生态伦理价值的争论。目前学界大致认为，前殖民社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虽并非完全和谐，但相对稳定，有其合理性，同时也需要辩证地看待殖民统治时期的环境变迁，因为环境变迁并不完全等于环境破坏，需要具体解析不同时代环境变动的形式与程度。

　　第二，殖民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与社会效用也是争论的焦点。殖民科学源于帝国殖民者对殖民地自然环境的考察，也最终服务于帝国殖民统治和资源管理。研究者发现，随着帝国殖民扩张进程的推进，诸多热带环境知识从殖民地反向传回宗主国或在殖民地之间散播，而不是传统帝国史研究认为的从帝国中心向殖民地的单向传播。不仅如此，从早期殖民地植物园兴起到19世纪晚期各类殖民地科研机构涌现，科学发展与帝国意识的关系愈发紧密。农学家、昆虫学家、水文学家、森林学家、畜牧专家、土壤科学家、自然资源保护者等群体积极参与帝国政治，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专家的胜利”。然而，早期大部分英帝国史学者并未充分反思殖民科学中的实际社会效果。相较而言，研究非洲、南亚和澳大利亚等殖民地时期环境史的学者则更批判地认识此问题。在此意义上，非洲学界对现代发展学的批判、南亚学界对庶民群体历史的强调与澳大利亚学界对多元史学的重构不谋而合。他们都反对美化殖民科学知识，要求解构殖民档案中环境衰败话语，重视地方知识的作用。例如，美国的非洲史学者南希·雅各布斯在《环境、权力与不公：一部南部非洲的历史》中研究了南非库鲁曼地区社会与环境的历史变迁。她发现，19世纪英国殖民者将干旱气候归咎于非洲土著不可持续的砍伐方式，土著刀耕火种被贬低为毫无作用的落后生产方式，农业改良和引进灌溉成为帝国文明教化和殖民统治的核心。类似情况也在英国殖民时期的澳大利亚出现。中国学者乔瑜曾分析殖民地自然条件、灌溉种植、环境管理、道德规训等因素交织成殖民统治的话语，气候干旱特征成为英国殖民者在澳洲发展农业灌溉项目、改造殖民地环境、驱逐地方土著的依据。

　　第三，环境保护与社会正义的矛盾是又一个学术分歧点。英国殖民时期各类禁猎区、野生动植物保护地和国家公园在印度次大陆、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大洋洲诸岛等地设立。如前文提及，麦肯齐等学者曾高度赞扬此类自然生物保护区与殖民科学改良措施的出现，并将其视为帝国环境保护思想的具体表现。然而，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他们提出这些保护区设立的前提是西方财产权观念，并未考虑土著社会资源分配传统，从而使大量原本生活在该地区的土著流离失所。而且，为了保护环境和野生动植物，地方土著赖以为生的狩猎生计被认定为非法活动，他们也无权驱赶不断侵扰自家田地的野生动物。例如，在英属印度时期，山中土著部落被驱逐出自然保护区，其赖以生存的土地空间不断被压缩，于是他们不得不激烈地反抗林业管理和环境保护等措施。同样，在南部非洲，社会底层群体或者拒绝配合欧洲殖民者的土著部落，往往被排除在环境保护区计划或国家公园安置项目之外，造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种族隔离制度。在澳大利亚，不同地区土著对待和利用自然环境的方式有所差异，尤其是对于火的使用方法并不相同，但这些都曾成为殖民者剥夺土著环境权利的借口。

　　总体来看，21世纪之后英帝国环境史研究进入成熟期，主题日益丰富，成果逐渐增多，研究视角也发生了转向。与此前不同，该阶段研究成果更具批判性，尤其注重从环境变迁、资源开发、自然知识等维度切入不公平的帝国权力关系。其中，殖民主义的环境影响、殖民科学的效用和环境话语权等问题引发了学界争论，这也是该领域与其他研究方向对话的产物。尽管如此，此时该领域的大部分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英国与印度、澳大利亚和南非等殖民地的联系，很少涉及各殖民地之间横向的生态联系，也很少讨论英国殖民活动对半殖民地或无形帝国的环境影响。而且，学者很少深入分析自然力量在帝国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容易使帝国殖民环境改造计划看起来“畅通无阻”，这与实际历史事实相违背。为此，学界需要一种新的空间视角和理论框架，方能展现自然环境与帝国进程共同演化的过程。

　　三、“生态—文化网络”：英帝国环境史研究的新动向

　　近十年来，为了补充此前研究遗留的问题，并与英帝国史学重新思考空间网络和环境史研究再审视自然与文化关系的最新成果产生对话，有学者提出采用“生态—文化网络”框架来重新思考英帝国环境史。

　　提出“生态—文化网络”概念的背景之一是英帝国史研究的“全球转向”。自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进程加速以来，社会科学的全球化研究领域率先采用“网络”概念，随后又影响了历史学界，全球史研究蓬勃发展。受此影响，英帝国史研究近来愈发强调用“网络”重构英帝国所联结的历史空间。研究者意识到不能机械地区分英国本土和殖民地，要充分考察帝国殖民地之间横向联系或者帝国内外部多元空间的互动关系，提出将“帝国网络”作为新的叙事框架，以弥补民族国家分析模式的局限性，并超越对英帝国内部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简单概括。正如新西兰学者托尼·巴兰坦所言，英帝国不是“以伦敦为中心的辐条轮”，而是由各殖民地组成的复杂网络。“网络”视角旨在去中心化，“帝国网络”并不完全以宗主国为中心，而是根据具体要素来确定中心，不同殖民地的人与环境构成了网络中相连的节点。换言之，金融资本、生物交换、移民迁徙不仅存在于宗主国和单个殖民地之间，也存在于不同殖民地之间，更存在于帝国内外部的互动之中。英国学者阿兰·莱斯特也从人文地理学角度点明帝国空间结构的复杂性。他将“帝国网络”比喻为“万花筒”，虽然有时短暂、偶然甚至会流逝，但不变的是其连通的本质。可以说，“帝国网络”概念是帝国史研究“全球转向”的表现，也反映了全球化时代英帝国史学者的新思考。

　　“生态—文化网络”概念诞生的另一背景是环境史学界对自然和文化的关系有了新的思考。新一代环境史学者不再像此前学者那样热衷于探讨土地利用方式、资源保护运动以及农业生产环境的环境史，而是强调环境问题与话语、阶级、种族和性别等社会性议题的关联，例如，转向揭示荒野如何被不同时期的宗教文化、浪漫主义思想和边疆传统所影响，展现城市环境如何被不同价值观和社会阶级关系所塑造等。这意味着研究重点从讨论环境变迁转向研究不同社会群体在环境变迁中的作用和体验。这被称为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或“杂糅转向”，促进了环境史与其他领域的对话，也引发了环境史学内部对自然与文化关系的反思，同时激发了学界对环境正义问题的关注。但是，也有学者担心“环境史学创立40年后，在这场转换的冲击下，很有可能转回到‘人类事务’是史学唯一主题的老路上”。换言之，当这种转向走向另一种极端时，研究者便脱离自然环境来争论社会文化问题，而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影响、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会被抹去，出现“只剩文化、不见自然”的尴尬局面，这显然背离了环境史研究的初衷。为此，相关学者呼吁不应将自然与文化视为对立隔绝的两极，而是要考察自然和文化共同演化的历史过程，尤其重视飓风、洪水、杂草、微生物等自然力量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这些思考反映了环境史学者如何在历史叙述中展现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学者对环境史研究未来方向的担心，促使他们寻找一种既能积极参与讨论其他社会性议题也能保持对自然环境作用关注的叙事。

　　为此，詹姆斯·毕以迪、爱德华·梅利洛以及艾米莉·奥戈曼三位学者共同构建“生态—文化网络”，积极回应并融合了英帝国史和环境史学界最新的研究动态。新西兰学者毕以迪主要从事英帝国环境史研究，尤其侧重殖民地之间横向的生态联系；美国学者梅利洛则从农业和移民问题切入全球环境史；澳大利亚学者奥戈曼关注环境人文学和澳大利亚生态史。2014年，他们发表《通过生态—文化网络重思英帝国》一文提出理论构想。2015年，三人编撰的论文集《生态—文化网络与英帝国：环境史新视野》出版。在书中，全球多地英帝国环境史研究者贡献了多样化的视角与案例，主题覆盖气候与帝国、中国农业发展、英国茶叶消费、斯里兰卡种植园、殖民地狩猎文化、澳大利亚水稻试验、加拿大城市动物管理等，但皆围绕19—20世纪英帝国殖民活动如何重塑全球生态面貌这一主题。在“生态—文化网络”中，“生态”指代生态进程或有生命与无生命之物的连接；“文化”则用于界定人类塑造自然或受自然塑造的过程；“生态—文化”意指帝国时代自然环境、资源开发、知识生产、劳工制度和生物迁徙等人与环境的关系；“网络”则旨在超越帝国内部简单化的殖民与被殖民关系，挖掘多空间互动关系。可见，“生态—文化网络”框架旨在将英帝国视为一种联结不同地区文化变迁、物质交换与自然环境的空间媒介。

　　“生态—文化网络”被认为能从三方面推进英帝国环境史研究：重申英帝国网络的生态关联、弥合物质与文化的分离、思考多元能动性问题。首先，它有助于揭示英帝国殖民地之间横向的生态联系，展现英帝国的环境影响并不局限于有形殖民地，如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部、新西兰、南部非洲与印度沿海等地，还会波及那些常被忽视但同样深受帝国影响的半殖民地或无形帝国的地区，如太平洋岛屿、西澳大利亚、印度内陆土邦、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委任统治地等。毕以迪在书中揭示了19世纪新西兰与中国南方的生态—文化联系。在英帝国殖民资本的驱动下，大量中国移民前往新西兰并带去蔬菜种植技术，这些技术在新西兰乃至其他地区的传播带动了生物与文化的迁移，后来中国市场对木耳等海外商品的需求也间接地引发英属新西兰殖民地的环境变化。此外，南希·雅各布斯展示了鸟类在非洲和欧洲之间的季节性迁徙，认为此类流动既跨越了帝国和国家边界，也创造了新的科学知识形式，但这种关系随着非洲独立而更加复杂化。这些案例展现了英帝国对全球环境造成的广泛影响。

　　其次，它试图修正此前研究中存在的物质与文化分离倾向。三位作者认为，不应过分割裂人为与非人为原因，而是要关注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特定的历史联系。因为无论是过度追求社会文化而轻视自然力量，还是单纯考察自然环境景观变迁，都无益于学界全面理解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反而会造成物质与文化的分野。所以，他们提出“生态—文化网络”分析框架,试图将自然与文化共同演化的关系作为考察核心。例如，关注帝国殖民者如何利用环境条件来解释殖民地疾病起源与种族文明优劣；如何用自然环境话语来辅助执行殖民种族隔离政策；如何用景观认知来合理化殖民开发活动等。梅利洛考察了19世纪英国茶商立顿公司的市场营销策略，发现立顿公司一边利用斯里兰卡殖民地乡村景观推销茶叶，一边却极力掩盖开辟茶园带来的森林退化、土壤肥力下降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后果。他还分析了该地区中部高地丘陵的地形条件以及周边梯田遍布的自然环境如何有利于种植园主管理泰米尔移民并压制工人暴动。同样是讲述斯里兰卡茶叶种植园的环境史，美国学者尤金妮亚·兰伯特则呈现了另一种叙事，她说明了殖民地时期斯里兰卡在走向茶叶生产巨头的路上面临着社会和环境的重重阻碍，包括无法控制经济作物人工培育技术、不稳定且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单一栽培引发咖啡枯萎病等。两个案例虽然切入角度不同，但都从中展现了自然环境如何介入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与日常活动，揭示了物质与文化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过程。

　　再者，它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历史能动性的方式。在后殖民史学和民族史学的影响下，英帝国史学已关注到殖民地土著和其他多元群体的作用，但依旧忽视非人类要素的作用。奥戈曼在书中讲述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水稻试验的故事，旨在说明帝国内部多元群体和自然环境的历史能动性。20世纪早期新南威尔士灌溉计划失败，地方政府曾试图种植水稻来保证粮食供应，于是推动了国际水稻知识技术和遗传基因培育等交流。此时澳大利亚正在推行白澳政策，大量驱逐华人与日本人，而日本移民高须贺伊三郎却能利用自身掌握的水稻种植技术免被驱逐。在此案例中，奥戈曼将水稻试验过程与当地不规律的河流洪水环境以及更为广阔的帝国意识形态政治相联系，充分展现了多元群体与自然要素的历史作用。可见，“生态—文化网络”强调的是“将历史看作动态的、相关联的，而不是简单地限定人与非人类、物质与文化的划分。历史变化不应被单纯地看作由人引起，还应包含多种关联的要素。”这里言及的能动性，并不是要讨论自然是否有独立自主意识，或走向极端的生物中心主义或地理环境决定论，而是强调影响人类活动的自然环境之作用。正如美国环境史学者林达·纳什所言，“人类目的性行为并非处于真空，意识离不开其所处的自然环境。”

　　“生态—文化网络”概念提出后，很快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与跟进。欧洲科技史学者乌特·哈泽内尔称其为“当今殖民环境史上最热门、最有前途的研究方法之一”，并呼吁学界推进实证研究，加强研究“帝国之间和帝国内部基础设施建设的物质基础”。中国学者费晟和乔瑜也采用此视角，分别考察了华人移民在南太平洋地区的生态印迹和英帝国灌溉知识交流网络的流变过程。费晟关注的是华人在南太平洋的开发活动造成的生态变迁与社会影响；他提及不同移民环境改造的策略与其自身的文化观念相关，是他们对故乡环境文化的认识与挪移，比如欧洲移民改造新环境时通常照应欧洲田园牧歌式景观，而华人移民则讲究风水和朝向；乔瑜则以灌溉知识为切入点，追踪印度、澳大利亚乃至美国加州等地科学群体与技术文化的流动。

　　综上所述，“生态—文化网络”框架有利于从分析空间和研究视角等方面推进英帝国环境史研究。它提倡挖掘此前较少被关注的帝国空间与多元群体的历史，并展现不熟悉的气候、疾病、地理、生物以及不同地方社会群体的抵抗等因素如何推进或破坏帝国殖民统治进程。然而，该理论框架仍有一定的限度：第一，去中心化的网络视角虽拓宽了帝国史研究的视角，但也有可能导致帝国殖民结构扁平化，使得殖民统治造成的不平等政治权力和经济剥削关系渐趋模糊；第二，此理论框架为了强调自然与文化密不可分的联系，将“生态”与“文化”并列，冠以“生态—文化”之名，但这似乎反而隔绝了“生态”与人类社会，忽视了生态变迁其实也受文化的影响；第三，目前相关研究局限于陆地生态系统，较少涉及帝国殖民进程与海洋生态系统的历史联系；第四，已有成果缺乏讨论殖民时期环境改造与后殖民时代新兴民族国家环境政治的连续性与差异性，从而无法批判地认识英帝国环境遗产或新型生态殖民主义的破坏力。

　　四、结论与展望

　　从过去30余年学术演变历程可知，英帝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脉络既体现了英帝国史学的主题拓展以及从“中心—边缘”向“帝国网络”的叙事变化，也彰显了环境史学对自然与文化关系的持续反思在英帝国史研究中的投射。由此，英帝国的历史形象已不是向殖民地传播现代社会文明的“仁慈帝国”，而是造成殖民地生态系统变迁的“自然帝国”。英帝国殖民扩张不但带来了政治不平等和军事暴力，还引发了资源剥削、环境变迁、生物交换、种族生态隔离等问题。英国殖民者将高效利用和改良殖民地土地视为“进步”的象征，但这些帝国环境话语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生态代价。

　　英帝国环境史研究具有鲜明的批判意识，它是英帝国史学和环境史学研究视角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的结果，也更新了学界对帝国史和环境史的认识。一方面，从英帝国史视角研究环境史，将亚非拉地区纳入研究范畴，首先使环境史研究不只关注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等问题，挖掘了驱动近代全球生态系统演变的帝国因素；其次是呈现了近代环境知识生产的过程，批判地认识帝国殖民活动如何强化并传播人类征服自然的观念；最后展现了帝国环境话语与当代国际环境政治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加入环境史视角对于推动英帝国史研究颇有助益。除了大大拓展研究主题外，最大贡献在于理论视角的转换有助于学界超越“仁慈统治论”或“帝国进步论”，摆脱传统的“进步主义单线史观”，揭露“自然帝国”形成对殖民地自然生态、人与自然环境关系变迁的影响，丰富了“生态帝国主义”的研究内涵；而且，它还揭示了英帝国殖民扩张进程受到殖民地土著群体和自然环境的“双重抵抗”，帝国殖民活动征服自然与被自然限制是同一进程中的两面，这其实也解构了“帝国胜利论”，使学者能够超越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重新评判近代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历史。

　　日后该领域学者或许还需从研究视角、空间范畴、时间维度、历史主体等方面进一步拓展研究。第一，不应放弃对殖民扩张活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要关注生态殖民主义的延续性，强调发现不公平的结构仍是帝国史研究的应有之义。正如英帝国史学者西蒙·波特和乔纳森·萨哈所言，“帝国史研究要保持自己的传统，尤其要理解现代帝国史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其中展现了历史的机遇、障碍、不公平与暴力。”英帝国殖民扩张活动重组了不同地区的生态关系，催生了以种植园为代表的殖民地经济，创造了单一化、高度集权的自然环境。英帝国殖民统治本质上也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生态体系”的重要驱动力，它将不同殖民地的社会与环境不公平地裹挟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而帝国强权体系得益于对海外廉价自然资源持续开发，并不断改造殖民地自然环境以符合其需求。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杰森·摩尔认为，“帝国主义、家庭性别关系转向、商品化、金融扩张等现代世界重大历史运动都涉及人类与人类之外的自然的关系。”显然，这种涉及开发殖民地资源和经济利益再分配的物质性过程并未随着帝国终结而消失，而是继续存在于独立后的民族国家。不仅如此，全球化时代生态殖民主义的形式变得更加隐蔽，帝国时代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在跨国资本的掩护下进一步侵蚀弱小国家，这些国家的自然环境依旧被牺牲。如果无法充分展现这些带有掠夺资源或剥削生态性质的帝国行为，无疑将消解帝国殖民活动的破坏力。

　　第二，补充研究此前相对忽视的生态区域。英帝国覆盖了各式各样的自然环境，有山地的、平原的、河流的，也有内陆的、沿海的、岛屿的、海洋的，更有热带的、温带的、冰川的。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热带或温带的内陆、农村、林地等，很少涉及海洋生态系统。海洋环境是英国向海外殖民扩张并确立海洋霸权的重要基础。自然风险与灾害伴随着英帝国海外殖民扩张过程。充满不确定性的海洋既是英帝国获取殖民财富和权力荣耀的通道，也是其民族认同、帝国政治、殖民资本和海洋观念成型的场所。而且，英帝国在殖民地的统治大部分从沿海港口向内陆地区逐渐深入，那些沿海港口和城市聚居地通常被改造成适合帝国贸易和聚居的模式，这种介于海洋生态和人工环境之间的帝国港口的环境变迁过程值得关注。除此之外，不能将英帝国的历史等同于海外殖民地史，还需加强研究英伦三岛与帝国的生态联系，深入探究殖民地自然资源如何缓解英伦三岛的生态压力、宗主国的物种构成和环境面貌如何受帝国影响等问题。

　　第三，要批判地认识英帝国环境改造活动和自然观念成型的共时性和延续性。就共时性而言，不应将英帝国看作孤立的个案，而是要对比它与同时段其他欧洲帝国、地方土著政权之间的异同。近代以来英荷、英法的长期对抗虽然影响它们各自海外帝国的扩张，但并未阻碍商品贸易、环境知识和自然生物的跨帝国流动。欧洲帝国都先后采取了各种措施来保证高效开发和管理殖民地资源，例如，英国皇家植物园、法属阿尔及利亚哈马科学实验园、荷属爪哇茂物植物园、英属印度德拉敦研究所等殖民科学机构之间联系紧密；又如，一战前后，欧洲国家在非洲殖民地共同出台了一系列野生动物保护举措。采用跨帝国维度开展研究，将使英帝国环境史学更具延展性和参考性。就延展性而言，大量帝国殖民地科学家在二战后进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向新成立的亚非拉国家积极推动各种农业发展项目，所以学者们需挖掘在殖民时代被强化的人类征服自然的观念如何在后殖民时代继续传播，以及为何新兴独立国家仍旧难以摆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生态剥削。这方面显然需要考虑二战后发达国家利用资本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生态系统等方面的全面介入与控制。另外，像澳大利亚和南非等移民殖民地在独立后十分强调要热爱本土动植物、地方知识和土著环境文化，以此鼓励切断或轻视与英帝国的联系，但讽刺的是，这些地方的生态现状本身就是帝国的产物。所以，日后学界需要进一步讨论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环境正义和土著赋权之间微妙的关系。

　　第四，从环境正义视角重视挖掘多元社群与自然环境的能动性。为了脱离殖民史学的桎梏，后殖民史学和新帝国史学强调挖掘地方底层群体“细小声音”，将少数族裔、劳工、农民和女性等边缘群体纳入历史书写，考察他们对帝国殖民统治的应对。同样，他们也提醒关注殖民环境话语的生产机制，质疑殖民者记录的“环境衰退论”。这种话语分析视角固然具有重要价值，但仍未充分关注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历史。要知道，帝国进程并非整齐划一，它由不同土著社群文化和自然环境共同造就。就环境正义视角而言，帝国殖民地群体的抗争和抵抗行为应该成为研究全球环境政治问题的重要内容，尤其要注意这些抗争之所以出现往往是由于帝国活动导致了环境权利被剥夺、失地社群被驱逐以及出现种族歧视等。所以，要考察这些基层抗争与环境正义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要关注北美印第安人、印度山中土著、非洲黑人等群体遭受的各类环境不公。此外，还需考虑特定生物的特性及其所处的土壤、地形、气候等环境条件，它们时刻影响着帝国殖民活动的进程。进而言之，研究者不能将殖民地自然等于静止的资源腹地，也不能把帝国内部与自然互动的人群当作无差别的整体，而要考量具体的自然环境要素对殖民进程的影响，尤其要留意病虫害、洪水、风暴等自然要素的作用，同时考察不同人类群体在适应由帝国活动引发的环境变动时所积累的历史经验。

　　总之，英帝国殖民扩张活动曾对全球生态系统造成深远影响，从环境史视角研究英帝国史能为解释全球环境危机和不平等关系的形成原因提供一种新的历史认识，它不仅展现了全球环境观念和知识生产的殖民语境，也揭露了帝国殖民活动深远且隐蔽的环境影响。梳理英帝国史研究的生态之维，有助于中国学者以更加开阔的视野观察和思考世界历史进程，凸显维护全球环境正义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重要性。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