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国2004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本土非遗自主译介与跨文化传播实践日趋活跃。中国非遗的对外译介是跨文化展示中国形象、跨语境传播中国话语的重要渠道。由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21）曾专门提出“向国际社会宣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我国在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话语权”。通过中国非遗自主译介方法论创新，进一步提升中国非遗在国际场域中的传播力与显著度，亦是新时期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题中应有之义。鉴于此，春节期间记者采访了江苏省“十四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中国世界级非遗文化悦读系列丛书·寻语识遗》（汉英双语对照版）”负责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魏向清与副教授刘润泽，与两位丛书主编就新时期中国非遗自主译介的价值、理念与方法创新进行了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网：众所周知，中国是非遗大国，截至2024年底，我国共有包括“春节”在内的44项非遗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位居世界之首。立足这一事实，如何从世界的眼光看待中国非遗自主译介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魏向清：当前，在世界范围内，文化话语的生产与国际传播已成为彰显各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实践形式。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谱系中类型与内涵极丰富的一脉，承载着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多民族历史文化基因，生动体现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生活智慧与人文精神。中国非遗的自主译介是在文化领域推进我国对外话语体系自塑的重要渠道。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以“昆曲”申遗为开端，拉开了国家层面主导的非遗自主译介与国际传播的序幕。中国非遗知识的世界分享将为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丰富的实践内容。

　　刘润泽：非遗译介在推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回溯历史，中国非遗译介实践由来已久，发轫于中西文明交流之初。中国非遗的当代译介与传播则可视为对中国文化西传这一历史传统的接续，涉及地方性知识的新识解与再表达、民族文化形象的重塑与再认知等新向度，具有广阔的实践创新探索空间。不同于历史上西方人士为主导的他者译介实践，中国非遗的当代自主译介被赋予了中国文化形象重塑的话语实践取向。客观地讲，当前中国非遗的国际影响力同其非遗大国身份并不完全匹配。与此同时，同源或同类他国非遗话语的有意博弈或强势竞争现象也愈发频繁。提炼展示标识性非遗概念，深度表达非遗知识，是中国非遗得以在世界之林中立足与发扬的关键，这亦是新时期中国非遗自主译介的核心旨归。

　　中国社会科学网：从地方性知识的视角认识非遗，能够为非遗自主译介实践带来哪些新思考？

　　魏向清：明晰非遗作为译介对象的本体复杂性是开展非遗创新译介的根本前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与根本是其独具人文特色的地方性知识。文明的演化同特定人群生活实践中的知识进步紧密关联，总是有赖于人类地方性知识的不断生产与积累。同样，非遗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知识实践产物，其知识内涵与精神价值往往独一无二，是特定文明的重要基因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思想理念，比如阴阳观、天人观、中庸观、和合观等，均可从不同类型的中国非遗实践中得到展示。这个意义上，非遗的深层次知识由特定文化群体生存方式与生活智慧凝练而来，是相关物质与制度知识抽象与升华的结果。基于这一非遗知识观，在当前的非遗自主译介实践中，我们首先应提高译者主体的非遗知识自知水平。2020年，时值“非遗进校园”倡议实施10周年之际，我们团队曾做过一项有关端午非遗文化的高校学生群体调研，发现大部分高校学生对于端午民俗的了解较为粗浅，相关非遗知识很是缺乏。这一现状值得重视。试想，如果中国非遗知识不能“传下去”，又怎能“走出去”？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没有对自身文化的充分认知，是谈不上文化自信的。“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新时期中国非遗的自主译介与国际传播首先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培养我们自身的非遗文化自知，形成真正意义上基于文化自知的文化自信，然后才有条件由内而外，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非遗形象。

　　刘润泽：确实，从地方性知识的视角出发有助于形成对非遗的深度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术语的提出与确立是文化遗产概念谱系化发展的显性标识，同时折射出人类文化遗产知识保护理念的拓展与深化。这一术语产生，意味着人们开始注意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知识样态，并尝试厘定其区别于其他文化遗产类型的知识特性。非遗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其知识生产的原生语境具有鲜明的人文性，且非遗知识的塑形往往需经历漫长的谱系演化，具有历史性，最终形成的非遗知识组织结构既涵盖可见的实体及行为，同时统摄不可见的思想观念与精神理念，具有层次性。若追根溯源，可见的非遗实践形式背后往往蕴含着深层次的精神意涵。以刚刚提到的端午为例。古人饮雄黄酒、佩戴香囊以驱赶蛇虫鼠蚁，或悬挂艾草、佩戴五色丝来避毒驱邪，这些有形的文化实践均是我国古代人民卫生防疫理念的具象表达。再如古琴背后的琴道理念、宋锦织造技艺所反映的雅文化、传统戏曲虚实相生的审美取向等，均体现出非遗知识的特殊性。新时期的中国非遗自主译介不应停留于文化实践表象的描摹，而应深入至非遗的文化肌理，传达非遗的深层次知识内容与精神意涵。

　　中国社会科学网：也就是说，非遗的地方性知识内涵恰恰构成了非遗自主译介的基础理据。起而行之，新时期中国非遗自主译介的方法路径应作何创新？ 

　　魏向清：非遗文化的知识属性决定了其对外译介与国际传播的知识理据。在提升译者主体知识素养的前提下，可进一步践行中国非遗对外译介与国际传播的术语知识路径。非遗术语是表征非遗知识实践领域核心概念的语言符号，是非遗知识跨语叙事的重要载体。有效翻译非遗文化术语，发挥其在非遗知识传播、话语构建与文化交流等多方面的独特作用是非遗自主译介的关键所在。我们团队历时5年编译的《中国世界级非遗文化悦读系列丛书·寻语识遗》汉英双语版，便是借助“术语”这一独特的认知线索，将非遗知识融入非遗叙事文本建构中，是为推进中国非遗走向世界所作的一次创新译介尝试。讲好中国非遗术语故事方能助益塑造“可信、可爱和可敬”的中国非遗形象。

　　刘润泽：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将非遗译介视为跨文化语境中的非遗知识组织与传播实践，这一过程离不开非遗术语系统的跨语应用。我们在开展“非遗悦读”系列的编译工作之前，曾专门就每个非遗专题的知识体系展开调研，构建非遗术语系统，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核心术语，以之为知识节点，撰写相关故事脚本，创新非遗知识叙事的文本模式。与此同时，我们还立足新时期大众阅读特点，尝试借助多模态数据优化术语知识的阐释效果。例如，以青少年群体更喜闻乐见的原创手绘形式生动地呈现非遗核心术语知识内容，融入了当代中国青年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热爱。又如，基于非遗知识叙事内容创作英文短视频，通过二维码形式逐步完成该丛书配套的多模态翻译传播内容。这些多模态呈现的内容与活泼的对话叙事文字一起将非遗术语承载的厚重知识内涵以更加鲜活有趣的方式展现在读者面前。正如我们在丛书前言中说的，这一多模态术语知识传播路径既保留了非遗的本“真”知识，也彰显了非遗的至“善”取向，更能体现非遗的大“美”有形，是有助于深度理解中国非遗知识及相关文化的一条新路。立足非遗知识本位，我们希望译界同仁能够携手共同推进新时期中国非遗自主译介的方法论创新，进一步发挥中国作为世界非遗大国在全球文明互鉴方面的引领与示范作用，为全球文明倡议的具体实施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孙美娟/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