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岳麓书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知名专家郑大华领衔撰著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1840——1949）》。该书3卷6册，315万余字，第一、二卷为郑大华独著，第三卷为郑大华和俞祖华合著。该书是作者几十年来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集大成之作。全书表现出“四力”：提纲挈领的驾驭力、刨根究底的分析力、守正创新的突破力、娓娓道来的亲和力，系体大思精之作，有精雕细刻之功。

　　一、提时代主题之纲，挈历史课题之领

　　该书首先明确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由中国近代的时代主题决定的。中国近代（1840—1949）的时代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完成两大历史任务：一是反对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独立；二是反对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大众的解放。这两大历史任务是由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决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就是不同时期的人们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主题及其两大历史任务所提出的思想、观念和主张，以及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这样的定位，使该书成为主题鲜明、特色鲜明的近代思想通史，它合理框定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科边界，避免了易与哲学史、学术史、文化史等学科混淆不清而成为拼盘式的大杂烩。

　　该书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主题”之纲，再现了先驱者面对1840年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劫难所进行的思考、探索与追求，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牺牲和创造。围绕复兴目标，太平天国提出了建立地上“天国”以“与番人并雄”的愿景，洋务思想家提出了“求富”“求强”的目标，维新派提出了“新中国”“少年中国”的梦想，革命派表达了“振兴中华”、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社会的夙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了建立英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围绕救国目标，有识之士提出过诸如“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变法图存”“革命救亡”“启蒙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各种方案。在各种救国方案破产、复兴梦想破灭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景目标和新民主主义的近期目标，通过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

　　该书挈“反对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解放社会进步”这两大历史任务之领，再现了先驱者为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所进行的不懈努力。先驱者阐述了“以战制夷”“以夷制夷”“以民制夷”“师夷制夷”等各种反侵略思想，提出了“自强”“灭洋”“兵战”“商战”“学战”“抵制日货”“改订新约”“反对帝国主义”等各种主张，并为之前赴后继，使中华民族恢复了民族独立，获得了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地位；先驱者从向西方学习到接受马克思主义，相继提出制器、变法、新民的救国方案，相继提出各种体制内改革主张、新旧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地主阶级的封建王朝到资产阶级的中华民国、再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中华民国到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性跨越。

　　二、刨思潮变动之根，究思想价值之底

　　该书因主题鲜明而避免了碎片化，也没有失之于泛泛而谈的蹈空之论。该书注重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分析，并注意处理好思想家思想与大众思想、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思潮史研究与思想家研究三对关系，刨近代思潮变动之根；注重特定思潮、思想家、文本、概念或命题、流派、事件的个案分析，并注重从历史、现实、恒久三个维度，究近代思想价值之底。

　　该书认为，某一种思想或思潮为什么会产生于某一历史时代，而不是另一历史时代；某一性质的思想家为什么会出现于某一时期，而不是另一时期，其原因可能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存在，这既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也包括思想家的生命历程、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

　　该书注重个案分析，除了对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旧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等重要主义和思潮逐一分析外，还对《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校邠庐抗议》《新政真诠》《天演论》《新民说》《大同书》、严译“名著”、《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重要文本，对包世臣、魏源、冯桂芬、郭嵩焘、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梁漱溟、张君劢、毛泽东等重要思想家，对“科学”“民主”“中华民族”“民族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等重要概念或命题，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东西文化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新启蒙运动、宪政运动、整风运动等思想史事件，对经世派、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立宪派、孔教派、学衡派、国家主义派、现代评论派、甲寅派、西山会议派、人权派、马克思主义学派、现代新儒家等思想流派，一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近代思想、思潮、思想家、思想文本等的价值评判，既注重考察其在当年的历史价值，又注重评估其在当下的现实意义，还放眼长远审视其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及对域外的贡献。以《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为例，作者沉痛地指出，这两部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得到国人应有的关注，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但它们却漂洋过海，传到日本，大受欢迎，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三、守唯物史观之正，创学术范式之新

　　该书坚持政治性与学术性相统一，遵循“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要求，将立场、观点、原则、道路等根本问题上的守正与学术体系、观点、方法、话语上的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学理属性统一起来，从而做到了既有政治理论高度，又有学术学理深度。

　　守唯物史观之正。该书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考察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用历史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考察问题，整体地进行研究，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该书坚持贯彻正确党史观，坚持按照三个历史决议与《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等权威党史著作的相关表述，正确评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重要文献。

　　创学术范式之新。该书致力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科体系、研究方法、学术观点与学术话语的全方位创新，努力推进中国近代思想史“三大体系”建设。在学科体系上，该书不赞成以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分期代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认为近代思想史的分期应该与思想史特点一致，反映思想史的演变及其发展历程，并据此将近代思想史划分为三个大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亦即第一卷）是从鸦片战争前后的嘉道年间到 1915 年《新青年》创刊前；第二个时期 （亦即第二卷）从 1915 年《新青年》创刊到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前；第三个时期（亦即第三卷）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研究方法上，该书坚持唯物史观，同时注意动态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社会史研究法、话语分析法等多种方法的综合使用，尤其是注重对思想和思想家的前后（纵向）左右（横向）的比较，如第一章在研究嘉道年间的包世臣、龚自珍、魏源的思想时，就对三人做了比较。作者认为龚自珍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尖锐而辛辣，尤其是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魏源和包世臣远不能相比的。魏源和包世臣虽然也揭露和批判过清王朝的政治黑暗和吏治腐败，但不仅言辞要缓和得多，而且内容也不如龚自珍那样广泛。然而论社会改革思想，龚自珍又在魏源和包世臣之下，他虽然提出过“更法”“改图”“变功令”的主张，但他不像魏源和包世臣那样对当时严重存在的社会经济问题做过多方面的研究，并就漕运、盐政、河工、币制等问题提出过具体的改革主张和方案。将魏源和包世臣相比较，他们的社会改革思想难分伯仲，但由于包世臣比魏源年长19 岁，出道较早，因而有首倡漕运、盐法改革之功。论学术贡献，魏源助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开一代新风，其地位在龚自珍、包世臣之上，尤其是他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成为近代中国先进分子了解和学习西方的先声，开启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就历史地位而言，龚自珍和包世臣无法与其相提并论。在研究范式上，主张超越偏重外因论的“冲击—反应”模式与立足中国内部发展的“中国中心观”，提出以“合力论”考察近代思想的发展动力或生成机制，指出这其中的因素是复杂的，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是内因和外因共同决定的，是来自传统社会、传统思想的内部因素和来自西方国家文明冲击的外部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共同推动的。但“合力论”不等于“均力论”，对不同时期内因和外因所起的作用，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学术观点上，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或存在争论的问题，都做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比如该书不同意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并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因为“五四运动”指的是发生于1919年5月4日的学生游行示威活动以及后来的发展（如“六三运动”），到 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签和约告一段落，其性质是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要求“收回山东利权”“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为主要诉求的反帝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指的是发生于1915年9 月15日《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创刊到1924年国民革命兴起前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为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二者虽然有联系，有交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而五四运动的发生，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但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两个历史事件，不能把它们合在一起统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该书在《结语》部分提炼出近代思想史给今人留下的五个方面的启示：第一，适应时代变迁，通古今而“主宜今，不主宜古”，不忘本来而着眼未来，传承、转换中华思想的丰富元素，回答时代给出的课题，回应时代提出的挑战；第二，顺乎世界潮流，通中外而破闭关，“步武泰西”，摄取异域而立足本土，使外来先进思想理论在中华大地、中国社会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第三，通新旧而“主启新，不主仍旧”，在会通中西、会通古今的基础上创造现代中国新思想、新文化、新理论、新思潮、新流派；第四，兼顾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主观世界改造与客观世界改造，以“小我”成就“大我”，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第五，实践是理论之源，不管是传承的、外来的还是创新的，都必须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符合中国国情，才能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进而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如此提炼，新意迭出，颇有深度。

　　四、显娓娓而谈之风，呈生动活泼之态

　　古语说“文史不分家”，好的史学著作既要扎实严谨，又要文雅流畅。该书文笔清新，尽显娓娓而谈之风；叙事如临其境，不乏生动活泼之态。

　　该书多处使用比喻的方法，使所论述的问题生动直观。例如：该书谈到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并取得成功，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革命派、立宪派、汉族官僚以及开明的满族亲贵的作用，但在这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中，革命派的作用最大，影响和左右着辛亥革命的进程。这就好像一个乐队，有大提琴手、小提琴手、打击乐手、小号手等演奏者，他们虽然都不可或缺，是演奏的参与者，但指挥乐队演奏并决定演奏成功与否的是乐队指挥。辛亥革命就好似一个乐队的演奏，有很多力量参与，然而指挥乐队演奏并决定演奏成功的则是革命派。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该书是大部头，因其基本上是个人著作，从而避免了多人合作难免出现的作者水平不一、观点不一、文字表述不一、行文风格不一等问题的发生。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同任何大部头著作都有不足之处一样，该书亦不例外。比如，该书提出研究思想史应注意处理好思想家思想与人民大众思想之间的关系，要重视人民大众思想，尤其要重视人民大众思想对思想家思想的影响。然而在实际写作中，该书（尤其是第一卷）虽然涉及到了人民大众思想，但主要论述的还是思想家思想，对人民大众思想的反映并不多、不充分。当然，不足之处可在今后修改完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原党委书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