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王广禄）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被称为“二十四史”的纪传体史书最为重要，号称“正史”，而其中的前四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最受后人推崇，被称为“前四史”。“前四史”是纪传体史书的卓越代表，也是史学家研究先秦、两汉至三国时期历史的重要史料依据。把二十四史通读过至少两遍的“学霸”吕思勉先生，主张普通读者不必通览二十四史，但推荐读一读“前四史”：“正史卷帙大繁，又无系统，非专门治史的人，依我说，不读也罢。但四史是例外。此四书关涉的范围极广，并非专门治史的人也有用，读了绝不冤枉。……四史者，正史中为用最广，且文字优美，读之极饶兴趣……”

《前四史解读》书影

　　近期，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历史学博士王保顶的新著《前四史解读》出版。在书中，他对“前四史”作者生平、成书过程、体例特点、内容特征、注释评价、文献价值、流传过程等进行了详细解读，为准确、全面研究“前四史”提供了帮助。

　　按照“前四史”的成书先后顺序，王保顶在书中将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这四位史家的家世生平娓娓道来，对成书背景和撰述经过备述其详，对结构体例和内容细致介绍，并对“前四史”各自的特点、史学思想和成就进行探讨和评述并加以比较。

　　《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史学价值、思想深度、文学水平等方面的贡献及地位均属一骑绝尘。司马迁创立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体裁，其发凡起例之功不仅仅限于历史编纂学上的意义，而且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性的意义。

　　《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组成，其中本纪、世家、列传记载帝王、诸侯卿相及各色人等的事迹，构成了《史记》的主体，在130卷中占了112卷。可以说，《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学的同时也开创了传记文学。

　　《史记》传记文学的突出特点是不拘泥于固定程式，而是根据人物的身份组织材料，抒发议论。或侧重于人物的经历，曲折生动；或侧重于人物的言论，意味深长；或借人物抒情言志， 议论风生，真切动人。因此，《史记》记述各阶层的人物，方式不一，皆能各尽其妙。就此而言，后世正史的传记只得其形未得其神，的确难望其项背。

　　刘邦和项羽是其中两位著名人物，司马迁选取典型事例写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在这种描述中又可见其不同的人生归宿。沛里痛饮、击筑高唱《大风歌》、鸿门宴、垓下被围、乌江自刎……这些精彩情节如珠玉相串，美不胜收，贯串而成《高祖本纪》《项羽本纪》，展示了司马迁极高的文学技巧。

　　《史记》面世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在流传过程中影响深远。不仅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乃至现当代影响甚巨，而且“文化输出”到了日本、欧洲等地。

　　取材于《史记·赵世家》的杂剧《赵氏孤儿》在法、英等国的影响颇具代表性。传教士马若瑟将《赵氏孤儿》传入法国，伦敦出版商竞相抢译。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将其改编为《中国孤儿》剧本，在巴黎上演后引起轰动，把中国文化热推向了新高潮。他把从《史记》、从东方文明中汲取的理性、智慧、道德等人文主义因素，用作启蒙的理论工具，用作了对中世纪神学进行斗争的武器。

　　《汉书》——断代为史，正史典范

　　《汉书》作为第二部正史，在史学文献中具有重要的影响。《汉书》的主要特点是：体例上，创立断代纪传体，对《史记》体例加以改造，被后世正史奉为圭臬；材料上，《汉书》以“多载有用之文”的特点，成为西汉史料的渊薮；思想上，反映汉代思想领域儒学政治化的现实，体现出理性、民本思想及正统观念等特征，当然也带有时代的印记。

　　因其正统观念，《汉书》在封建社会中一直享有优越的政治地位；文学上，无论是文坛高手班固的辞赋还是《汉书》中载录的西汉文章，都深刻地影响着后世文人学士。

　　三国鼎立时期，军事、政治竞争激烈，江东孙权非常重视对太子孙登的调教，就以《汉书》作为基本素材来教习孙登，使其 “习知近代之事”。建立后赵政权的羯族首领石勒凶狠强悍， 戎马倥偬之中对《汉书》却是情有独钟，时常让人为他读此书，显然他看重《汉书》并非附庸风雅，怡情冶性，而是从中汲取历史教训。柳宗元对《汉书》在文学上的贡献大加赞赏。黄庭坚极为推崇《汉书》的文采和精神旨趣，一有闲暇即研读，友人相聚也以读《汉书》为乐趣，简直到了须臾不可或缺的地步。朱熹不仅要求弟子读《汉书》，而且要求对其重点内容心记口诵。

　　《汉书》文字洗练简洁、明净典雅，备受后人青睐，但过分追求文字简洁，不免影响其形象性和生动性。如有关鸿门宴的记载，项羽不听范增安排，让刘邦得以逃脱，坐失良机，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说：“亚父(范增)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人物形神兼备，生动自然。而班固在《汉书·高帝纪》中记述这一情节云:“〔范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属今为沛公虏矣！’”文字气氛明显不如前者。

　　历代有关马、班《史记》、 《汉书》短长优劣的评论很多，见仁见智，未有定论。明代学者徐中行“二氏皆良史之才，而其得失靡定”的论评颇有见地。《史记》和《汉书》的不同特点决定了其各自不同的文化地位：在正统文化层面，《汉书》一直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而在非正统文化层面，《史记》在士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尤其在宋以后的通俗文化中，《史记》的影响得到扩大和深化。对待二者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具体分析。

　　《后汉书》——正一代之得失

　　《后汉书》作为“前四史”之一，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学价值，在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发展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后汉书》虽然是记述东汉历史的基本材料，然而从史料学角度言之存在明显的不足。其一，只有纪、传，不作表，使后人对后汉许多纷繁复杂历史内容的了解加大了难度，不能不影响到史书的价值。其二，范晔过多地着眼于东汉“士”阶层，许多内容围绕士群体而展开，而对下层民众的记载显得过于薄弱，这点与《史记》比较尤为相形见绌。其三，《后汉书》中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相对匮乏。在这一点上，班固、范晔与司马迁相较均大为逊色。

　　与马、班的史、汉不同，范晔明确地以“正一代得失”为写作主旨；以总结一代存亡兴衰的历史教训为著史出发点，使史书的功能明确化，反映了“史的自觉”。范晔这个写作主旨的产生，自然有主客观方面的因素。从主观方面来说，范晔不是史官，且所处的南朝刘宋与东汉相隔数代，忌讳较少，著史时身处远离政治漩涡的宣城，能潜心以新的视角审视历史。客观方面而言，是史书功能的明确化及史学自身发展的结果。经过司马迁、班固两位史学大家的努力，史家及史书大量涌现，史学从经学分离出来，地位日益上升，成为仅次于经学的重要门类。

　　《后汉书》在思想上有两个显著特点：贵德义与薄公卿。这既是东汉历史的特点，又是范晔及其所处时代思想特征的体现。比如《党锢列传》是节义人物的画廊，通篇浸润着悲壮的凛然节气，范晔饱蘸笔墨，以历史的、文化的视角，记述了李膺、范滂、张俭等人的言行。他在《后汉书》体例中不设专记公卿事迹的表，列传中有关公卿事迹的记载也惜墨如金，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记载了大量鄙薄公卿乃至皇帝的事例，反映了他的价值取向。比如《酷吏列传》中记载了不畏权贵的董宣，因为坚持惩办行凶杀人的公主家奴，誓不向皇帝低头，因而获得了“强项令”美名。

　　史书是撰述者思想、品格及意志相当程度上的体现。《史记》愤世嫉俗，激情四溢，无疑与太史公惨酷的人生遭遇有关；《汉书》的正统、缜密也与班固兰台令史、皇帝高级侍从的身份密切关联；范晔率性任诞，不拘礼法，鄙视权贵，重节尚义，在《后汉书》中体现出贵德义、薄公卿的特点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国志》——广受非议的最火“顶流”

　　在《二十四史》中，就影响中国文化的广度而言，《三国志》 首屈一指。形成这种局面，至少有如下两方面的原因：其一，三国历史错综复杂，角力斗智扣人心弦，英雄人物众多，使三国历史富于趣味性，尤其符合俗文化的趣味。其二，三国之中蜀汉帝胄正统与曹魏“奸相”、孙吴豪主间的对立，为后世尤其宋以后正统观念的教化及其普及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在文学上，《三国志》不如《史记》自然生动，也不如《汉书》周到缜密，其突出特点是简洁，着墨不多却能勾勒出事件的情节及人物神态，脍炙人口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的许多场景就直接从《三国志》演化而来，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

　　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是三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众多三国英雄人物登场亮相。陈寿继承了《左传》以来记叙战争的优良传统，重在战前双方运筹帷幄、斗智斗谋的描写。孙、刘联盟是整个战争过程的关键环节，也就成为陈寿着力点所在。他写诸葛亮出使江东，巧妙说服孙权抗曹，文笔甚为精练。

　　《三国志》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取材严谨、考证严密；二是对敏感问题曲笔回护。封建正统史家对《三国志》总体上持贬斥态度，根本原因在于陈寿以曹魏为正统，对司马氏代魏颇多回护之词，“曲笔”也就成为《三国志》的最大罪状。

　　其实，“曲笔” 与“正统”一样，都是为当世统治服务的工具。司马氏固然篡魏自立，但陈寿为司马氏之臣，《三国志》对司马氏的回护是符合名教君臣大义的，是《春秋》式“笔法”。

　　陈寿由于所处的环境，出于维护名教的需要回护司马氏，但在其他方面尚能做到实事求是、公平客观。体例上，虽以曹魏为正统，又将魏、蜀、吴三国同等看待，书名即定为《三国志》; 内容上，对三国历史如实记述，评价人物能越出政治集团的畛域，主要以才能和功绩作为衡量标准。从这些方面说，陈寿的心术（即史德）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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