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铜石并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马先在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地区被驯化为家养动物，随后向西传播至欧洲大陆和大不列颠岛，向东传播至蒙古、黄土高原和中原地区。晚商时期，安阳殷墟遗址出土大量车马坑，标志着马和马车在古代中国核心地域的出现和利用。此后，无论是两周时期鱼丽、雁行的车战阵法，还是汉唐帝王对西域汗血宝马的追求渴望，马因出色的役用功能及其衍生的社会权力、财富和地位等象征意义，成为古代社会文化和礼制体系的重要组成。
甘肃博物馆藏《铜奔马》 图片来源：甘肃省博物馆-数字甘博官方网站
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视野下，考察“舶来品”马和马车如何融入中国古代社会和礼仪制度等问题，能够启发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内涵与特质。
由于马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重要性，家马驯化的时间和地点一直都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
与驯化有关的第一处地点是乌克兰第聂伯河中游的铜石并用时代的德瑞夫卡遗址（4200～3500 BC）。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房址、灰坑、火灶和手工制品生产区等遗迹，还发现了陶器、石器、陶石塑和骨角器等12000余件人工制品以及大量动物骨骼。除了陶器，墓葬中还出土黄铜珠。通过对骨骼形态进行研究，动物考古学家认为这些马骨可能来源于人类饲养的家养动物。特别是在一处祭祀动物坑中出土有一个马头、马前肢和两条狗，由于狗是家养动物，两者共出的现象暗示了马应该也是家养动物。研究人员还在马头的牙齿上发现了磨痕，认为这匹马生前佩戴了马衔，被人类役用。后来，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这匹马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700年至前200年，远远晚于铜石并用时代，德瑞夫卡遗址马的家养动物属性受到极大挑战。
第二处与驯化有关的地点是哈萨克斯坦北部铜石并用时代的博泰遗址（3500～3000 BC）。考古学家在这里的发现主要是房址，以及大量人工制品和数以万计的马骨。有40余件动物的第1节趾骨表面被磨光并刻画了几何纹饰，多数趾骨来源于马。一些动物考古学家依据骨骼形态方面的证据，同时结合马骨的出土背景，认为博泰马已经被人类驯化，而且人类可能已经骑乘这些被驯化的马去捕获遗址周边的野马。而另一些学者则持反对意见，认为博泰马是野马，人类当时尚未对其进行驯化。正当两派学者各抒己见、相持不下时，具有决定意义的证据出现了：博泰遗址陶片的残留物分析中发现了马奶！试想，人类只身接近野马都很困难，何况挤奶？而对于已经被人类饲养的马，获取马奶则相对容易。于是，多数学者接受博泰马是家养动物这一论断。
近年来，随着分子遗传学在考古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博泰马是否为家养动物的争论硝烟再起。
古遗传学的证据显示，现代家马的驯化完成时间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2200年的青铜时代中期（以下称青铜时代家马或家马），驯化地点主要集中在欧洲东部，即欧亚草原西部的伏尔加-顿河下游地区。铜石并用时代博泰马对青铜时代家马的基因贡献微乎其微，因此博泰马不是遗传学意义上的家马。这一遗传学论断看似否定了博泰马，但实际上并未否认古代人类对博泰马进行驯化的行为。
人类驯化动物的行为往往早于家养动物的出现，这是因为只有人类有意或无意地开始尝试驯化动物，目标动物经历数千年的渐变过程才会发生骨骼形态和遗传学上的变化，才能最终被确认为家养动物。因此，博泰马对青铜时代家马基本没有基因贡献的研究结果不但不能说明博泰马没有被人类饲养或驯化，反而揭示了在广阔的欧亚草原地区可能存在多地域、多阶段的家马驯化过程。最近的古基因组研究显示，博泰马和青铜时代家马的繁殖世代周期都明显缩短，而且青铜时代家马存在近亲繁殖的现象，这些都与人类控制马群繁殖的行为相关。可见，骨骼形态学和古基因组学的证据互为补充、互相印证，共同为我们准确理解古代家养动物的驯化过程提供新思路。
自公元前第三千纪末，家马向亚欧大陆东西两端快速传播。
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它们首先抵达了波希米亚、多瑙河下游和安纳托利亚中部。青铜时代家马已经具备一些“良驹”基因，能够帮助它们减轻背部疼痛，使其性格更加温顺，体质更适合长跑、负重和作战，这些性状可能是家马得以快速传播的重要原因。公元前2000年后，家马传播到大不列颠岛、地中海沿岸和北非，向东传播至乌拉尔山南部、哈萨克斯坦等地。值得一提的是，乌拉尔山南部青铜时代辛塔什塔遗址出土有世界上最早的带有辐条的轻便式马拉战车（2000～1800 BC），最近的古基因组学证据显示与战车同葬的马的遗传世系就属于家马。公元前第二千纪早期，家马先在哈萨克斯坦中部出现。随后，家马继续向东传播，并于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期在阿尔泰山、新疆博尔塔拉河流域、内蒙古鄂尔多斯和赤峰等地陆续出现，最后于晚商时期到达中原地区殷墟、前掌大等遗址。家马在中原地区的出现时间提示家马极有可能是从北方传入的，可能的传播路线有多条。其中一条主干由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或阿尔泰山经蒙古中部和东部后，南下通过内蒙古东南部和华北平原到达，另一条主干由新疆博尔塔拉河流域经甘青地区和黄土高原到达。这两条主干并不排他，如家马到达阿尔泰山后向东也可经甘青地区向中原传播。由于目前缺少详细的马骨遗址点做支撑，上述勾勒的传播路径仍需进一步验证。
青铜时代家马的传入大大丰富了商周时期的社会历史，用马制度成为贵族生活和社会礼制的重要内容。
两周时期，考古材料所见马和马车常出土于殉葬或祭祀的考古背景中。例如，河南郑韩故城郑国贵族墓三号陪葬车马坑埋葬124匹马，山西曲村－天马遗址晋侯陪葬车马坑埋葬105匹马和48辆车。这些车马坑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是墓主社会地位、财富和权力的体现。车马用于随葬，可供墓主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用，而在葬礼举行期间，车和马也参与其中。《周礼·校人》载“大丧饰遣车之马，及葬，埋之”，意指有重大丧事时装饰遣车马匹，待葬礼举行时将这些马匹埋葬。可见，车和马在商周时期的仪式性活动中必不可少。挑选殉葬和祭祀的仪式性用马已形成一定的制度和观念。
第一，尚幼。《礼记·郊特牲》载“用犊，贵诚也”，周人认为幼犊谨悫，无牝牡之情，可体诚敬之心，故祭祀用牲崇尚幼犊。中原地区考古遗址出土仪式性用马的年龄结构显示，五岁以下幼年马的比例接近一半，反映了文献记载的“尚幼”观念。
第二，毛色。甲骨卜辞中贞人在涉及获取或购买马匹时，曾提到白马、赤牡和黑马等毛色信息。陕西枣树沟脑遗址西周中晚期殉马坑中的四匹马有三匹能够准确复原毛色，均为枣色，说明毛色统一的挑选策略。而在北方地区，蒙古鹿石－赫列克苏尔文化中祭祀用马的年龄既有一定数量的幼年个体，也有一定数量的中年和老年马。萨彦-阿尔泰和新疆地区贵族墓葬的殉马年龄则以中老年为主，金黄色、栗色和黑色马在石人子沟和平顶山墓地中均有发现，显示出较中原地区更为多样，也更为灵活的年龄和毛色的挑选策略。虽然中原地区的家马由北部草原地区传入，但前者在吸收北方新事物的过程中，通过规定年龄、毛色等内容，建立起本土化的仪式性用马制度，形成中原地区特有的马文化，并向周边地区辐射其影响力。
总之，在文明交流互鉴跨地域比较的视野下，舶来品“马”在融入商周时期社会文化和礼仪制度的过程中被赋予古代中国核心地域特有的文化内涵，用马制度成为礼制文明的华美乐章，彰显华夏文明海纳百川的非凡气度与特质。历代能工巧匠为了表现对宝马良驹的美好寓意，创造出马踏飞燕、昭陵六骏等艺术珍品，成为中华民族古代艺术之林中的瑰宝，影响至今。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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