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七十七团的团场职工丁银忠处征集到一件“车轮式陶壶”，该壶现收藏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以下简称“伊犁州博物馆”）。由于该壶形制殊为奇特，故经常作为伊犁州博物馆汉代陶器之代表，到全国各大博物馆展出。然而遗憾的是，虽然该壶声名远播，影响较大，但因其极具个性色彩的造型，且在陶器定名上无先例可循，故考古文博界至今仍未给出一个准确恰适的名称。本文根据该壶最显著的外观特征，将其定名为“双轮筒形壶”，以求教于方家。

　　“双轮筒形壶”的名与实

　　伊犁州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双轮筒形壶”长21.5厘米，高22.7厘米，重2.855千克。质地为夹砂红陶，器表敷红色陶衣。壶腹呈横向展开的长圆筒状，壶腹两侧各附有一个形似“车轮”的足。腹身的正中部位竖立一个柱状壶口，壶口直径4.3厘米，圆唇。征集时，壶口的口沿部稍残。口沿下方施一圈宽片凸棱，凸棱边缘略微上翘。在壶口附近，堆贴一列锯齿形陶片，似为陶壶的鋬耳。

　　从正面观察，这件陶壶的腹部形态呈横向展开的圆筒形状（或圆柱形），本文将其称为“横筒形壶”，简称为“筒形壶”。实际上，如果放眼战国秦汉时期中国及中亚地区的陶壶材料，这种壶身呈横向展开的筒形（或类筒形）陶壶，按照其腹部形态的差异，至少有三类形制。

　　第一类为“横筒形壶”。此类陶壶的腹身呈横卧式圆筒造型，直颈、小敞口。2023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察汗乌苏蒙古族乡胡土乎尔墓群考古发掘出土的汉代长“横筒形壶”和短“横筒形壶”，现藏于昭苏县天马博物馆。山东省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横筒形壶”，器身呈横卧式圆柱形，小侈口，短颈，下附四个矩形矮足。综合来看，此类陶壶的特征为：横卧圆筒腹，短直颈、小口。

　　第二类为茧形壶。茧形壶是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一种盛贮水、酒等液体的容器，多为陶质，少数为青铜质。典型的茧形壶多为短颈，圈足或圜底，其形制的独特之处在于腹部特征。从正面观察，茧形壶的腹部两端呈圆鼓凸出状，其长边的横截面呈横向展开的长椭圆形。由于这种腹部造型与人们熟悉的“蚕茧”（横向放置）的外形较为相似，故中国考古学界通常将其称为“茧形壶”（亦有“卵形壶”或“鸭蛋壶”的别称）。一般认为，茧形壶是秦文化的典型器物，考古学界也是将茧形壶作为判断秦文化的标型器。在战国秦汉时期，茧形壶主要分布于陕、豫、晋、甘、川、鄂、苏、鲁等省区。

　　茧形壶的形制与“横筒形壶”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即二者的腹部中段都呈横向展开的圆筒状，口颈都位于横腹的正中部位。二者最明显的差异表现在腹部两侧的形态，茧形壶的腹部两侧圆鼓凸出，整体呈横向的长椭圆状；而“横筒形壶”的腹部两侧则是直立的圆形平面，整体呈横置的圆柱体状。在中国考古学界，最先将茧形壶与横筒形壶区别开来的是李零先生和裘锡圭先生。李零先生提出，这种小口大腹、正面横宽、侧面竖窄的圆体壶，按照壶腹的形状差别，实际上可以分为“卵形”和“圆筒形”两种，其中，卵形壶就是通常所谓的“茧形壶”。裘锡圭先生进而认为，这种腹部呈“卧式圆柱形”或“横卧圆筒形”的陶壶与流行于秦文化中的茧形壶在外观上有同有异，二者不能一概而论，很有可能就是先秦文献中的酒器——椑榼。

　　第三类为“两端不对称形横筒腹陶壶”。此类陶壶多为小侈口，短束颈，半圆筒腹，圜底。有的肩部还附有穿系，可穿绳挎背在身上。有趣的是，其壶身两侧并不对称：横筒腹的一侧（端）为平的立面，颇似中国陕北地区的腰鼓；另一侧（端）则圆鼓凸出。如果联系前两类横腹陶壶来看，这种两端不对称形横筒腹陶壶实际上是兼用了横筒形壶与茧形壶的腹部两侧特征：其平的立面端借鉴的是筒形壶的腹部侧面样态，圆鼓凸出端则模仿的是茧形壶的腹部侧面样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亚五国的考古术语中，以上三类横筒腹陶壶被统称为“扁壶”。然而，本文并未将新疆伊犁河谷发现的“横筒形壶”称为“扁壶”，原因是，在中国考古学惯用的器物名称术语中，扁壶有其特指。扁壶之“扁”，主要强调的是陶（铜）壶腹部的侧面宽度比较窄（侧视的效果）。扁壶的腹壁正、背两面较平，而两侧圆曲，就侧视效果而言，壶身显得比较窄薄。

　　不唯横置的圆筒形腹身，该陶壶造型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制作者用陶泥在壶腹两侧各附加贴塑了一圈宽边陶沿。由于宽边陶沿环绕了圆筒形腹身一周，故其呈现出圆轮形状。从整体上看，陶壶左右两侧的圆形宽边陶沿，形似给横向展开的壶腹加上了两个左右对称的车轮，故根据其主要造型特点，本文将此件陶壶命名为“双轮筒形壶”。

　　“双轮筒形壶”的时代

　　由于缺乏明确的出土信息，双轮筒形壶的年代只能根据本地区业已建立起来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中的陶器风格来进行类比推定。根据既往的发掘资料，在新疆伊犁河谷西南部的昭苏盆地（“双轮筒形壶”的征集地），夹砂红陶壶（罐）的主要流行时代为两汉时期。就具体腹部形态而言，中国和中亚考古学界对于“横筒形壶”“茧形壶”和“两端不对称形横筒腹陶壶”的年代已经有相对比较成熟的认识。2023年，昭苏县察汗乌苏蒙古族乡胡土乎尔墓群出土的长“横筒形壶”和短“横筒形壶”，时代为西汉。1969年，昭苏县夏特乡土墩墓M38出土的茧形壶，时代为秦汉时期。而两端不对称形横筒腹陶壶（中亚称为“背水扁壶”）是中亚哈萨克斯坦南部、乌兹别克斯坦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康居文化中富有特色的代表性器物，康居文化的主体年代为两汉时期。

　　伊犁州博物馆馆藏的“双轮筒形壶”，在质地和制作风格上比较接近昭苏县出土的两汉时期的夹砂红陶壶。而与此件“双轮筒形壶”的腹部形态相同或相似的“横筒形壶”“茧形壶”“两端不对称形横筒腹陶壶”的流行年代集中在两汉时期，根据器物类型学“器型相似，时代相近”的原则，可将该“双轮筒形壶”的年代定为两汉时期。

　　希腊出土的“双轮筒形壶”

　　在迄今为止的新疆考古发现中，这种双轮筒形陶壶尚属首次发现。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遥远的希腊克里特岛博物馆，竟然也收藏了一件“双轮筒形壶”。其形制为短直颈，横卧长圆筒状壶身，在壶腹两侧附加双轮。不同之处在于，希腊克里特岛博物馆的双轮筒形壶为彩陶。彩纹通体绘制于双轮筒形壶的颈部、腹部和双轮部位。颈部饰倒三角纹，壶腹和双轮上绘宽带纹，宽带内填以斜线交织成的菱形网格纹，两条宽带之间间隔“×”纹。根据馆藏信息，该双轮筒形彩陶壶的年代为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900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希腊及地中海东部的塞浦路斯岛地区，也曾发现过一种腹部为鸭蛋形的横腹彩陶壶，当地称之为Barrel jug（筒状壶或筒状花瓶），年代在公元前950年至公元前600年间。这种筒状壶的形制与中国战国秦汉时期的茧形壶比较相似。段清波、吴腾盛、井中伟等先生认为，二者器型之相似或与中西文化交流有关。

　　本文认为，虽然希腊克里特岛博物馆收藏的双轮筒形彩陶壶与中国新疆伊犁州博物馆收藏的“双轮筒形壶”在腹部形态和双轮的设计上存在较高的相似度，但是二者在时空上毕竟跨度太大（年代上相差2000多年，地域上也相距近5000公里）。而且，在中国新疆和希腊之间的中间地带，目前尚未发现更多的双轮筒形陶壶，故这种联系上的缺环使我们暂时很难判断二者器型上的相似性究竟是由于中国和希腊的早期文化交流所致，还是具有一定巧合性的东西方各自独立发明。

　　“双轮筒形壶”功能蠡测

　　根据伊犁河谷双轮筒形壶的器型特点及其器身上遗留的烟炱痕迹，结合周邻地区的考古发现，目前可以对其功能提出两种推定：一为盛贮水或酒，一为专门存储（马）奶酒。

　　盛贮水或酒。就实用功能来讲，其圆筒状的内腹空间容积较大，可以盛装较多的水或酒。小口也使得水（酒）不易溅洒出来。此外，在圆筒形壶身的侧下方、外立面以及轮式足的内侧，均有火烧后留下的烟炱痕迹。由此推测，这件双轮筒形壶似乎还曾经被用来加热水或酒。根据烟炱的位置推测，燃烧时，车轮将壶身托起，陶壶以轮撑地，圆筒形壶身来回小幅滚动，以均匀受热。

　　存储（马）奶酒。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图瓦地区的考里克墓地曾经出土过一种盛放和存储（马）奶酒的木质双轮筒形壶。细直颈小口位于横筒腹的正中部位，双轮位于壶腹两侧。有的双轮比较圆，而有的双轮底部则被加工得比较平整，这种设计当是为了稳定平放的缘故。考里克墓地出土的为数不少的木质双轮筒形壶与伊犁河谷发现的陶质双轮筒形壶在形制上比较接近。考里克墓地的文化性质为楚尔梅克文化，楚尔梅克文化是图瓦地区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5世纪的一支考古学文化。考里克墓地出土的木质双轮筒形壶的功能启示我们，伊犁河谷双轮筒形陶壶的功能亦不排除盛放和存储（马）奶酒的可能性。

　　综上，新疆伊犁河谷发现的双轮筒形壶的制作构思极具想象力，它将横筒形的壶身与两个车轮的造型相结合，虽壶轮混搭，却似浑然天成。该双轮筒形壶的年代为汉代，功能或为盛贮水（酒），或为专门存储（马）奶酒。

　　（作者系伊犁师范大学边疆中华文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伊犁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