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蛇的形象有着天生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很可能源自基因层面对蛇的恐惧。实验证明：即使是六个月大的婴儿，当看到蛇、蜘蛛的图像时瞳孔会产生明显的扩张，而对于花、鱼等形象则没有此反应。其实不仅是人，猕猴在面对大量图像时也能快速发现其中的蛇。对于这种现象，学界认为人脑中存在能够帮助灵长类快速对蛇进行识别的神经元。从生物演进的角度来看，蛇是已知最古老的捕食灵长类的食肉动物之一，因此在两者的“演化竞赛”中，灵长类的视觉和大脑神经都针对蛇这一捕食者发生了进化，并融入了基因、世代延续。可以说人类对蛇的恐惧很可能是本能性的，而恐惧和敬畏又存在着天然的关联，因此，考古所见反映早期信仰的材料中，蛇的形象往往体现着某种“神圣性”。

　　自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期，蛇的形象开始出现在多个考古学文化遗存之中。目前所见考古遗存中最早的蛇形象来自于东北的兴隆洼文化（距今约7500—6500年），在辽宁阜新查海遗址聚落中心发现了体长19.7米的石块堆塑蛇（龙）形，身躯南侧紧邻墓地和祭祀坑（图一：1）。结合其位置（聚落中心）、组合（与墓葬、祭祀坑相邻），可推测该遗存与当时的精神信仰和祭祀活动相关。学界常将之称为“堆塑龙”，但“龙”的观念是逐步产生的，时人是否会将其视作“龙”值得商榷，但可以确定的是查海先民见过蛇。如查海遗址出土了一件饰有蛇衔蛙浮雕的斜腹罐（图一：2），虽然不清楚该例中的蛇和蛙是否与信仰相关，但至少证明蛇是当时重要的艺术表现对象。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也发现表面饰有蛇的陶器，如西安南殿村出土红陶贴塑蛇纹罐（图一：3），两条浮雕蛇纹盘绕罐体而上，两蛇头露出罐口内沿，相向对视。这件器物泥质细腻、制作精良，显然不是日常用具，可以说，开启了蛇纹与礼器相结合的先河。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中的不少黑皮陶礼器器表刻有蜷曲状纹饰，如福泉山出土的刻纹陶鼎（M65：90），器身器盖均遍布蜷曲纹饰（图一：4）；通过卞家山陶豆残片（G1②：414）的纹饰细节（图一：5）可推测此类纹饰的原型应为蛇纹。

　　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龙山时代，蛇的形象集中出现于相邻的陶寺、石峁文化中，陶寺文化（距今约4300—3900年）中出土了四件龙纹盘（图一：6-9），这些陶盘均出土于大型墓（一类墓）之中，墓主人身份应为王室成员，表现出龙纹盘与身份等级的关联性。虽命名以“龙纹盘”，但实则以蜷曲盘绕的蛇为主体，并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加工（如多层分叉的舌头，可能是对蛇分叉舌特征的强调或动态写照；并增加了耳或角）。石峁文化（距今约4300—3800年）中的蛇纹石雕发现于文化核心区的皇城台护墙中（图一：10—12），有学者认为皇城台具有早期宫城的性质，是王的居所。因此，结合皇城台的特殊性质，可以推测蛇在石峁文化中也应具有某种特殊观念与等级性。

　　从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中心位置的大型蛇形堆塑，到仰韶文化充满设计美感的浮雕双蛇罐、良渚文化黑皮陶上精刻的繁缛细密的蛇纹，再到陶寺文化王墓中的蛇（龙）纹盘、石峁文化“宫城”上的蛇纹石雕……新石器时代与蛇纹相关的考古材料，其“原境”体现出与祭祀、礼制、王权等内容的密切相关性。整体而言，新石器时代遗存中的蛇形象体现出区别于世俗生活的“神圣性”。

　　相较于新石器时代的零星发现，二里头遗址所见文物中的蛇形象更加集中、大量地出现（图二）。在器型上，蛇纹所饰器物包括透底器（图二：5、6）、大陶盆（图二：7、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图二：8）（面部下方两侧为分叉舌头的剖展表现形式）等较为特殊的器物，体现出与礼制或信仰、仪式的相关性。在形象上，除一般的蛇纹，还有双头蛇、双身蛇等特殊蛇形（图二：1、4），以及将蛇与龟、鱼等相组合表现（图二：2、7）。在表现手法上，包括线刻（图二：1-4）、堆塑（图二：5—7）、镶嵌绿松石（图二：8，图四）等。以上种种，均体现出蛇在二里头文化中具有着特殊的意义，整体上延续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神圣性。

　　二里头文物上的大部分蛇纹有着显著的共性：尖吻、菱形背鳞（图二：2、4、5、6）。对比自然界的蛇类，虽然具有菱形背鳞的蛇有很多，但同时又具有尖吻的，则仅有尖吻蝮的特征与之最为符合（图三：1）。

　　尖吻蝮的头部特征：头部前端有尖凸状吻部，向后展开并于颊窝（蝮蛇的感温器官）处内收，使得头的前部形似♠，而这正是二里头蛇纹头部的显著特征（图三：2）。背鳞特征：尖吻蝮蛇身体上为连续排列的菱形背鳞，对比可知该特征也与二里头文化蛇纹一致（图三：3）。基于头部和背鳞的对比，可推测二里头文化的动物原型正是尖吻蝮。

　　“尖吻蝮”这一名字可能大家较为陌生，但它还有另一个人尽皆知，且让人闻之色变的名字——五步蛇（百步蛇），传说被该蛇咬伤后数步之内就会毒发身亡。尖吻蝮体型大（可达1.5米以上）、毒性强，被咬后虽然不至于“五步”内就毒发身亡，但毒液在人体内扩散得非常快，必须及时注射抗毒血清才能提高生还几率。二里头文化为何在祭祀礼器上装饰剧毒的五步蛇，可能正是强调其与死亡的相关性，以此沟通逝去的祖先（后详）。

　　二里头文化不仅在文物中强调五步蛇，产生更深远影响的是以五步蛇为核心建构了三代龙纹的基础形式，商周龙纹在演变过程中虽然增加了不少构件，但以五步蛇身（具有菱形背纹）为龙身的特征一直保留（后又增加了盾形背鳞的龙身）。可以说，五步蛇始终是三代龙纹的核心基础元素（张孟闻、谷斌曾有相近的看法）。关于三代龙纹的形成与内涵，笔者在《早期龙文物所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中已有讨论，这里仅以二里头遗址所出绿松石龙形器为例，概述其构成元素。已有学者进行过绿松石龙形器的复原和构成研究，如朱乃诚（《二里头绿松石龙的源流》）、王青（《浅议二里头镶嵌龙形器的面部纹饰复原》）、李新伟（《中国史前昆虫“蜕变”和“羽化”信仰新探》），结合上述研究成果以及笔者研究，可将绿松石龙形器分为面部和身躯两部分来分析其构成（参考图片，不再展开）（图四）。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认识：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的面部造型、波曲龙体特征源自石峁文化的蛇纹石雕；分段龙鼻的特征源自新砦期陶片的兽面；鼻梁细节则受到后石家河文化玉蝉造型的影响；龙体的动物原型（具有菱形背鳞、中有凸脊）为二里头文物上多有出现的五步蛇。其中波曲的龙体造型、带有菱形背鳞的龙身等特征为商周龙纹所传承。

　　三、商周时期：蛇饰诸器

　　商周时期，无论是数量，还是载体材质，包含蛇形象的各类文物更加丰富。从载体材质角度来看，各种材料的高规格礼器上都不乏蛇的形象。除普通灰陶器外，蛇的形象在青铜器、骨器、玉器、镶嵌绿松石器、漆木器、白陶器、蚌器、象牙器、石器等不同材质的器物上均有发现（图五），表现出蛇纹在商代信仰观念中的重要性。

　　商代的蛇纹背鳞呈现出菱形和盾形的二元化特征（后者可能也源自某些蝮蛇），如西北冈M1001出土骨雕两面所刻蛇身分别为菱形和盾形（图五：1），这种差异还影响到了甲骨文“它”的字形，纹饰和文字间产生了互动（艾兰，韩鼎《商周时期艺术和文字的关系——以“蛇”为例》）。

　　下面简单列举除青铜器以外，各类材质上的蛇形象（不排除其中部分可能为龙，当无龙爪和明显龙角时，龙、蛇常难以区分）。

　　相较于其他材质，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蛇纹无疑是最为丰富的，按装饰模式整体上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蛇纹作为纹饰元素装饰于青铜器器表（图六）。此类蛇纹多以折身形式表现（形似“几”字形）（图六：1、3、4）。又由于蛇的身体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因此也常将蛇纹融入其他已限定结构的“框架”之中，如鸮尊翅膀根部的圆形、M54铜觥饕餮纹的各构件均有蛇纹“填充”（图六：5、6）。东周之后，北方青铜器的蛇纹较少，而南方蛇纹盛行（图六：7）。结合《说文》中“南蛮，蛇种。”“闽，东南越，蛇种也”的记载，这可能反映了南方百越先民“蛇”图腾崇拜的遗痕。

　　第二类，将青铜器的附件铸为蛇形。结合器物附件的自身造型，如带状提梁、长柄、半环状鋬、S形环钮等构件，本身与蛇形就有一定的相近性，因此，这些构件很容易将蛇形融入其中（图七：1-5）。此外，有些则为突出蛇的形象而专门增添蛇形装饰（图七：6-8），还有个别是独立的蛇形器（图七：9）。

　　从上述材料可知，商周时期，蛇纹被广泛装饰于不同材质、不同器型的器物之上，青铜器上数量尤为丰富，且装饰模式多样，可以说蛇是商周青铜器最重要的几类写实动物纹饰之一。另一方面，包含蛇纹的青铜器也广泛出现于中原之外的青铜文化之中，证明当时不同地方社会对蛇可能已经产生了某些共同认识，因为青铜对于任何地方社会都是珍贵的资源，在其上铸造蛇纹应与精神、信仰、观念等相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周时期精神领域的“一体”化发展趋势。

　　商周时期有一类较为特殊的“人蛇”主题，人和蛇的元素共同出现，按照人蛇关系可分为“人蛇相伴”和“半人半蛇”两类。

　　“人蛇相伴”类型包括两种形象：一种为“四肢盘蛇”（图八：1-4）：蛇纹盘绕、覆盖人的四肢。一种为“头近蛇口”（图八：5-7）：人头靠近张开的蛇口。笔者认为，“四肢盘蛇”表现了巫觋在仪式中操蛇作法的形象。商周时期，蛇是巫觋沟通人神的重要“伙伴”（工具），如《山海经》这部“巫觋之书”中有大量关于操蛇、戴蛇、衔蛇、珥蛇、践蛇的记载。而“头近蛇口”与“人虎”主题中的“人头进虎口”含义一致。艾兰认为虎口、蛇口都是“致命”的，象征了生死之界的入口，仪式中巫觋将头进入生死之界的入口，体现了“仪式性的死亡”，即“进入逝者的世界”，这是巫觋（萨满）能够沟通祖先的重要原因。

 

　　“半人半蛇”类型也包含两种形象：一种为“人首蛇身”（图九：1—4），人的下肢由蛇身替代；一种为“人身蛇（龙）臂”（图九：5—7），人的手臂由龙（蛇）纹替代。“人身蛇（龙）臂”的形象集中出现于西周早期，数量较多，其基本形式为：玉人呈侧视蹲踞状，胸部位置有一蜷曲的龙（蛇）纹，头顶常有呈张口状的龙（蛇）纹。躯干处的蜷曲龙（蛇）纹表现的究竟是胸部还是手臂，晋侯墓地的正面玉立人（图九：7）给了答案，该玉人双手均为龙（蛇）形，可证明替代的是双臂而非胸部，侧视玉人是将“蛇臂”蜷曲起来而形成的。

　　“人蛇相伴”与“半人半蛇”两种类型是否存在关联性呢？笔者在《早期“人蛇”主题研究》中指出：两者实质上表现的是相同的内容，后者是前者的抽象化、象征性表现。

　　从“上肢盘蛇”到“人身蛇臂”。从上肢盘蛇的形象演变图（图十：1）可以看到：妇好墓玉人的上肢被蛇纹完全覆盖，蛇与手臂呈现出一体化趋势。而到了西周时期，手臂直接用蛇纹替代，如晋侯墓地玉人，其正面、侧面都表现了这一特点，以此来象征蛇与手臂融为一体，蛇成为人体的一部分。

　　从“下肢盘蛇”到“人首蛇身”。从下肢盘蛇的形象演变图中（图十：2）可以看到：虎卣中人物双腿上有两条浮雕蛇纹盘绕；而在骨雕中，双腿由于蛇的缠绕而隐没；再看觥足上，人物直接表现为人首蛇身。加之三者都具有“人首入虎口”的特征，由此可证明它们表现了相同的主题。从蛇处于腿上、到蛇盘绕而使腿隐没，再到下肢蛇身化。可知“蛇身”来源于双腿盘蛇的形象，经演变最终蛇身融入人体，呈现“人首蛇身”的形象。

　　蛇因其地下穴居、毒素致命、蜕皮新生等特征，体现出与逝者、死亡、重生等观念的关联性。通过蛇与祭祀礼器、墓葬等遗存的关联，我们可以推测在三代信仰中，蛇既与逝者世界相关（蛇生活于地下，毒素致命），又具有能够穿越生死的能力（蛇可蜕皮重生，并能够打破地下与地上的界限，即逝者与人间的分隔）。

　　因此，“人蛇”主题可理解为巫觋操持蛇这种具有穿越生死界限能力的特殊动物，借助其能力在祭祀仪式中沟通人神、祖先。“人蛇”主题中的“人蛇相伴”类型较写实地刻画了巫觋操蛇施法的场景，而“半人半蛇”类型则象征表现了巫觋对蛇特殊能力的同化与占有。

　　新石器时代至西周，蛇被装饰于礼器上、墓葬中，巫觋借助蛇的能力打破分层宇宙、沟通人神祖先，蛇整体上体现出“神圣性”。东周之后，蛇的文化属性变得复杂化，既有对前代神人操蛇、人首蛇身形象的传承，同时出现了打蛇、咬蛇、蛇戏等新类型。

　　“神圣”的蛇。战汉之后，文物中所见“神圣”的蛇形象主要包括：神人操蛇形象，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形象；蛇与龟结合成为“四神”之“玄武”；十二生肖中的“蛇神”（常以蛇首生肖俑、蛇纹墓志刻纹、生肖镜等形式存在）。这些形象多是对前代蛇文化属性的传承，其中神人操蛇、人首蛇身的形式、龟蛇组合（图二：2，图五：3），其实在东周之前均已出现。

　　整体而言，东周后蛇的神圣性逐步降低，并向世俗化、不祥化发展。这点在“人蛇”主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更深入研究可见练春海、武灵《汉代操蛇神人图像研究》）。

　　“世俗”的蛇。汉代，蛇戏成为百戏之一，颇受欢迎，如张衡的《西京赋》中就有“水人弄蛇”的描述。文物中也有不少蛇戏表演的形象，此类蛇戏至今仍有传承（图十二：1—3）。从商周时期巫觋操蛇作法，到汉代后的蛇戏表演，蛇的神性不再，成为世俗娱乐的道具。

　　“不祥”的蛇。当蛇渐渐褪去由敬畏而产生的“神圣”后，这种会伤人甚至致命的生物更为人所厌恶，谁也不愿碰见，“故相问无它（蛇）乎”（《说文解字》）。普通观念中蛇渐渐成为不祥或邪恶的象征，所以有“见两头蛇者死”的谚语（《新论•春秋》），故常通过斩蛇来拔除不祥，如张衡在《东京赋》记载的傩仪中就包含“斩蜲蛇”。基于这一观念，战汉文物中有诸多表现人蛇对抗的形象（图十二：4—7）。

　　通过对早期蛇文物的梳理，可以看到，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蛇的观念从由本能恐惧带来的敬畏，逐步变为敢于对抗和征服。正如张光直指出的：在商代及西周早期，纹饰中的动物似乎具有很大的神力与支配性，人仅有被动的与隶属性的地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动物似乎不复具有那种神奇的力量，人则变成了动物的征服者（张光直《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这种变化是人改变自然能力的体现，更反映了人对世界认识的提升。当今，人们逐步认识到蛇所具有的更多元的科学价值，无论是基于蛇的仿生学研究、医学与生物学研究，还是灾害预警研究等，都具有广阔的前景和极高的应用价值。蛇，这种人本能就会感到“惊恐”的神奇生物正在带给我们越来越多的惊喜。

　　（作者系河南大学考古文博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