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的凌源市和建平县交界处，是一处由多个遗址点构成的遗址群，遗址面积五十余平方公里。1981年调查发现，1983年开始正式发掘，至1986年，牛河梁遗址最广为人知的坛、庙、冢三类遗迹都已发现。“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因其特殊的遗迹及其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意义，牛河梁遗址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中国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形成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热潮并持续至今。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现是全面认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样本。

　　为了更直观便捷地了解牛河梁遗址，笔者想选取遗址出土的两件典型器物来说明牛河梁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过程中的特殊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对遗址近几年的考古工作进行简要梳理。

　　龙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20世纪70年代玉龙的发现引发了考古学者对于其出土地点的探寻，1984年，牛河梁遗址玉龙的发掘出土不仅找到了玉龙的出土地，还确认了传世玉龙的年代，将玉龙出现的时间追溯到了距今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

　　玉龙采用圆雕手法，由蜷曲的身体和动物头部组成。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1号冢4号墓（N2Z1M4）出土玉龙2件，分别为绿、白两色，皆为造型较为厚重的玦形龙。绿色玉龙个体相对较大，玦口断开，头部纹饰雕刻较为繁复，除了较为标准的眼鼻等特征之外，前额正中位置以浅阴线磨出四道宽弧线形额纹，口部紧闭，以横长一字型阴线表示。白色玉龙形体较小，纹饰相对简单，玦口呈“v”形，未完全断开。出土时两件玉龙背部相对平放于墓主右胸部，玉龙的尖耳朝向墓主的脚端。除了牛河梁遗址之外，此种造型的玉龙还见于田家沟、东山岗、半拉山、郑家沟等多处遗址，是红山文化分布范围最广的玉器种类，也是对现代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红山文化玉器。

　　以玉器标示等级身份的玉礼制在红山文化时就已经出现，玉龙在红山文化的玉礼制体系中的等级并不高。处于礼制初创期的红山文化礼制体系极为复杂，复杂的分类体系无法让所有人掌握，而龙则作为玉礼制的简化模式为更广泛区域的群体所吸收，成为红山文化的重要标志性器物，以龙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玉礼制成为后世礼制的源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红山人也成为最早的“龙的传人”。

　　彩陶筒形器是牛河梁遗址出土数量最多的一类陶器，也是红山文化社会发展变革的物质表征。

　　从形态上来看，筒形器的造型与辽西区特别是兴隆洼文化时期的筒形罐较为相似，也采用三段式纹样布局，由弦纹、凸棱和主体纹饰构成，其基本造型和纹饰布局的特征与兴隆洼文化的筒形罐基本相同，差别仅在于筒形器是中空无底，纹饰也从刻划或压印纹饰变为彩陶纹饰。

　　彩陶为红山文化中新出现的纹饰形式，是红山文化吸收了来自中原地区的彩陶技术传统并使之成为自身文化要素的表现。

　　进入21世纪以来，各地的考古新发现不断刷新着我们对文明的认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根据中国各地早期文明的考古发现提出了文明的中国方案：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社会分化，出现阶级；权力强化、出现王权、出现国家，以社会发展程度与特征而非单纯的物质标准作为判断文明的标准。我们需要新的材料和证据来解答牛河梁遗址所代表的红山社会是否已经进入文明社会、其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2017年我们重新启动了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工作，并将工作重点放在了此前有所发现但未进一步开展工作的2号建筑址（“女神庙”北侧的“山台”）。随着科研力量投入的加大，考古工作不断有新的收获。

　　首先是更新了对山台结构和第一地点遗迹关系的认识。

　　早期认为的“品字形”山台面积大约4万平方米，通过最近几年的调查、试掘工作，发现山台的面积更大，至少超过了6万平方米，而且是由9座以边缘砌石为主要特征的台基建筑组成，单体台基建筑从开始修筑到建筑完成的时间相对较短，应是集中营建、长期使用的社会公共活动区。

　　令人难忘的是2021年8月的一天，考古队员们至今仍记得那是一个雨后初晴的上午。位于6号台基南侧有一处断面，为航拍5、6号台基做准备工作的考古队员们正在将断面清理干净，在清理过程中，队员们在接近断面底部的位置发现了几块嵌在断面中的石头。依据以往对台基结构的发掘经验，项目负责人和执行领队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线索，马上组织全部队员沿石块清理断面，发现这是沿断面底部东西分布的一排石块，与已经发掘的其他台基底部铺石非常相像。于是又组织队员将铺石以上的断面清理干净，经过使用手铲仔细刮平后，初步判断这是底部铺石、上部夯土构成的台基一部。随着后期工作的开展，确定了这是最新发现的9号台基，而著名的“女神庙”就坐落在这座新发现的台基上。

　　9号台基的发现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它将女神庙与台基建筑群整合成为一个整体，对认识牛河梁遗址群第一地点的性质和地位提供了重要线索，也形成了以往对第一地点布局结构的颠覆性认识。

　　从台基建筑的分布来看，第一地点包括“女神庙”在内的建筑址皆在“山台”范围内，是经过统一规划的有机整体。这组台基建筑群充分利用天然地势，围绕山脊、依托地势修筑而成，形成自南向北、自东西两侧向中部逐渐升高的台阶式建筑群。无论台基规模、结构及其设计理念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都处于领先地位，对大型工程建设的设计施工的统筹规划显示了红山社会的动员组织能力，统一有序的规划为认识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依据。

　　其次是发现了新的祭祀礼仪活动的证据。

　　在台基的垫土堆积中发现的祭祀礼仪活动的遗存，如经过焚烧的石器、玉器及果壳、灰烬，陶缸、罐、钵和圆陶片的固定组合，与《周礼》所记“燎祭”“祼礼”等礼仪活动所使用的物品特征相似；墓葬中玉器的使用规范也与《周礼》记载的“以玉制六瑞，以等邦国”相近。这些现象的重复出现表明，红山社会中已经出现了相对明确的社会秩序和礼仪活动规范，出现了礼制社会的雏形。早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牛河梁遗址就出土了与后世典籍记载相合的若干因素，说明这些因素正是后世礼仪制度、文化精神内涵的重要源头，肇始于史前时代辽西地区的中华文明火种，辐射影响到其他地区与后世考古学文化，在广大区域内和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补充、完善、发展，层累地造就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层累地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

　　新的考古发现不断呈现一个秩序完善、动员能力强大的红山社会，其精神内核与文献所记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特质的相似性将中国文明特质形成的时间点向前推进到距今5800年前后。礼仪规范雏形的出现，对认识牛河梁以及红山文化的社会复杂化进程非常重要，也将为进一步认识5000多年前红山文化的发展及其对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贡献提供新的信息。

　　虽然目前尚未发现与牛河梁遗址祭祀礼仪活动中心发展程度相同的世俗社会的证据，但其制度与精神领域的发展无疑同样不容忽视。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相同的精神内核可能有不同的物质表现，而考古学研究就是要透过这些不同的物质表现认识社会及物质背后的精神内涵，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现也将在此方面为认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提供新的证据。

　　苏秉琦先生曾极具前瞻性地提出坛、庙、冢三类遗迹的组合与历史时期都城的天坛、太庙、帝陵的组合相似，给世人呈现了历千年延续不变的文化传统的内核，为中国延续不断的5000多年文明史提供了实物证据。

　　牛河梁遗址近年的工作正在越来越印证着学界前辈的科学论断。当然，囿于工作开展的进度，我们目前的认识仍然是初步的，相信随着工作的开展，特别是红山文化发掘研究的整体推进，我们对牛河梁的认识、对整个红山社会的认识，会越来越深入、清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领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