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鼎
（河南大学考古文博系 副教授）
中华儿女没有不认识“龍”字的，但很少有人了解“龍”字的来源与演变。为了更好地展示“龍”字各部分演变关系，我们将“
”“
”“
”三部分用三种不同颜色来标识（表1）。可以看到春秋晚期郘
钟上的金文“
”字已与秦简、汉代石刻“龍”字的造型与结构相近，差异仅是右半部分的复杂化。而将该“
”与更早期的甲骨文、金文相对比，亦可发现连续的发展脉络。因此，可以确定后世“龍”字的“
”最初为龙角，“
” 最初为龙牙，“
” 最初为龙S形的身躯。
将商代玉龙与甲骨文、西周早期金文“龍”字相对比，可以发现早期“龍”字取形自商代玉龙，差异主要表现在玉龙尾部反卷较小，而文字中该部分比例较大。而商代蜷体玉龙的造型又可溯源至距今五千多年红山文化的玦形玉龙（后详）。可以说，五千多年前的龙形象传承影响至今，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文明标识。
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明标识，在精神层面上中华儿女将诸多美好的希冀寄托于龙。在物质层面上，考古所见与龙形象相关的遗存，其出现、传承、互鉴、发展均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之中，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器以载道，下面以早期龙文物为例，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角度，阐释其所蕴藏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一、连续性
新石器时代中期，我国不少遗址中均出现了与后世龙形象有一定相近性的遗存。东北地区如兴隆洼文化（距今约7500年）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的石块堆塑龙。中原地区如后岗一期文化（距今约6000年）濮阳西水坡遗址中发现的蚌塑龙、虎。长江流域如大溪文化（距今约6000年）黄梅焦墩遗址曾发现用卵石摆出的龙形。上述遗存与后世龙形象具有明显相关性，但由于堆塑造型的局部容易散乱，细节处常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下文将以形象较为确定且统一的红山文化玉龙为例展开探讨。
（一）红山玉龙渊源所见连续性
红山玉龙整体上包括两种类型：C形玉龙和玦形玉龙（图一：1、2）。由于目前所见C形玉龙均为采集或传世品，缺乏出土地层信息，因此学界曾对其时代有不同看法。刘国祥通过对采集地三星他拉、东拐棒沟遗址的调查，明确这些区域均为单纯的红山文化（早中期）遗址，故可确定C形玉龙属于红山文化，不晚于距今5500年。而玦形玉龙在牛河梁等红山文化典型遗址屡有出现，其属红山文化毋庸置疑。
学界一直较为关注红山文化玉龙的原型问题。研究者或结合红山文化相关遗存（如玉猪首、熊下颌、陶塑熊牙等），认为其兽首部分的原型为猪或熊；或结合自然状态下身体呈近C形的物象，提出蛴螬、蚕、人类胚胎等原型说。这些看法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无法诠释红山玉龙的全部细节。若将红山玉龙置于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去认识，便可发现玉龙的出现不是巧合，而是有着久远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承。
红山玉龙的构型模式整体上可概括为：动物头部+C形身躯（图一：3）。下面我们从构型理念和兽首构成两个方面梳理其来源，探讨其所反映的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第一，动物头部+几何“身躯”构形理念的连续性
首先，作为红山文化重要来源的兴隆洼文化，祭祀坑中就曾发现两个额顶钻孔的猪头骨，并用陶片、石块等摆放出S形躯体（图二：1）。其次，赵宝沟文化（与红山文化相邻且时代更早或相近）的陶器纹饰中动物头部之下常配以较抽象的几何形身躯，如敖汉旗南台地出土尊形器（3546F1：2）饰有鹿头+∽形身躯的纹饰（图二：2）。再次，早于红山文化的吉林农安左家山遗址（距今约6900-6600年）出土的石龙（图二：3），也呈现出兽首+玉玦（缺口未完全打开）的构型理念，可视为红山玦形玉龙的雏形。最后，在红山文化中，除玦形玉龙外，还发现有玦形玉鸟（图二：4），表现为鸟头（有鸟喙）与玦形身躯（有翅）的组合。上述例子证明东北地区艺术中：动物头部+几何“身躯”的构形理念具有久远的传统，红山玉龙的出现是该传统的延续，充分体现了连续性。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上引红山文化玦形玉鸟证明C形或玦形身躯并非红山玉龙所独有，而是一种构型模式。因此，认为红山玉龙原型是蛴螬等身体为C形动物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第二，玦形（C形）玉器的连续性
目前我国最早的玉器来自于乌苏里江畔距今约9000年的小南山遗址，而玉玦正是其典型玉器之一。之后，在兴隆洼文化中玉玦成为最重要的玉器。这种玦形玉器的传统构成了之后左家山、红山文化多种器物造型的基础。红山文化中玉玦传统虽有所衰落，但以玉玦造型为基础，出现了玉钩状器、C形玉龙、玦形玉龙、玦形玉鸟等形象，可视为东北地区玦形（C形）玉器传统的另一种延续（图三）。
第三，复合性兽首所见连续性
C形玉龙的头部包括：梭形眼、上翘鼻尖（鼻孔向前）、獠牙、“鬣毛”、额上和颌下的网格纹等，这些特性显然不是对某种真实动物的再现。但如果将视野拓展至与红山文化区域相邻且时代更早（或相近）的赵宝沟文化，会发现C形玉龙的这些特征均有相关来源。
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出土的陶尊（F2②：30）包括鹿纹、猪纹、鸟纹（图五：1）。敖汉旗南台地遗址群采集陶器纹饰上也可辨识出“鹿头”+“∽”或“
”形身躯（图五：2）。
将赵宝沟文化陶器纹饰和红山文化C形玉龙相对比，可以发现一系列的共同点：包括C形刻纹与玉龙C形躯体、柔化鹿角（末端上勾）与玉龙的∽形“鬣毛”、猪纹和玉龙共有的翘鼻与獠牙、动物纹身体中的菱形填充纹与玉龙额上颌下的菱形网格纹等（图六）。这些不容忽视的一致性，表明C形玉龙的产生很可能受到了赵宝沟陶器纹饰的影响，而C形玉龙的兽首部分则主要融合了鹿、猪的部分特征。
整体来看，红山文化C形、玦形玉龙的渊源与形成均展现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1.造型与材质方面的连续性：C形玉器在东北地区有着久远的传统和有序的传承。距今约9000年的小南山遗址首见玉玦，距今约7500年的兴隆洼文化颇为重视玉玦，距今约6600年左家山遗址中出现玉玦加兽首的尝试，后在距今约五千多年的红山文化中形成了以C形为身躯的玉龙、玉鸟等形象。可以说，C形玉器的审美传统在东北地区自距今九千年到距今五千年有序传承。
2.构型理念方面的连续性：红山玉龙构成：兽首+C形“身躯”。这种动物头部+几何形身体的构型观念，在兴隆洼、赵宝沟文化中均有出现，红山文化继承了这一构型模式。
3.兽首构成方面的连续性：C形玉龙的兽首部分与赵宝沟文化的鹿纹、猪纹在细节上有较强的一致性，可推测C形玉龙兽首部分主要是以赵宝沟文化的鹿纹、猪纹为基础而形成的复合动物纹。
综上，红山玉龙的渊源体现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看似横空出世的红山玉龙，其实在C形玉器造型、兽首+几何身躯的构形理念、组成兽首的各元素等多方面均体现出悠久的区域文化传统。红山玉龙的出现是对小南山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左家山文化等历时几千年有序传承的结果，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二）红山玉龙传承所见连续性
红山文化玉龙，无论是C形还是玦形，整体造型均呈蜷体状，该造型对后世玉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红山文化开始，新石器时代的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后石家河文化均有蜷体玉龙出土，之后的商周时期，直至汉代仍有蜷体玉龙的出现，体现出数千年不间断的连续性。
从红山文化至汉代，蜷体玉龙的传承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图七）：
首先，古国时代第一阶段（距今约5800-5200年），红山文化通过远距离交流网（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将原生于东北地区蜷体玉龙的造型观念南传至长江流域，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都出现了相关形象。
其次，古国时代第二阶段（距今约5200-4300年），良渚文化融合了之前多种文化的纹饰元素特征，创造出一系列具有特殊标识性意义的神圣性纹样，如神人兽面纹等，并以崧泽文化的环状玉龙为基础，创造出凸圆目环体玉龙。
再次，古国时代第三阶段（距今约4300-3800年），后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中也出现了蜷体玉龙的形象，相比于崧泽、良渚的环状玉龙，该龙体呈玦形，更接近红山、凌家滩玉龙的形象。另外，在陶寺的龙纹盘中，蜷体龙的形象被彩绘于盘中，表现出装饰模式的创新性，但以蜷体为主体造型的传统仍被延续。
第四，商代，蜷体玉龙依然是玉龙造型的重要表现形式，如妇好墓就至少出土了18件蜷体玉龙；随着商文化影响力的扩张，蜷体玉龙的造型也得到了进一步传播。西周之后，玉龙造型多样化，蜷体玉龙逐步减少。
最后，汉代，仍有少数玉龙造型传承了蜷体的形象。
通过上文对红山玉龙渊源和传承两方面的讨论，可以看到：在渊源方面，红山玉龙最初的形象即来自东北地区C形玉器传统，动物头部+几何身躯构型理念，鹿、猪等特殊动物形象的传承与融合。在传承方面，红山玉龙的蜷体造型从古国时代至西汉，有序传承三千余年，从区域性动物神灵形象发展为中华文明重要标识。
考虑到玉龙这种特殊物象一定蕴含着特殊的观念与认识，因此，通过对红山玉龙来源与传承的分析，可以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认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上文指出现在所用“龍”字仍可溯源至红山玉龙，这种五千年（若从玉龙C形身躯的渊源算起则约九千年）文化的传承、观念的延续，表明虽然后世关于龙的观念不断创新，但其所具有的神圣性却一以贯之，并已深深融入中华儿女的文化基因。因此，从文化基因角度来讲，中华儿女就是“龙的传人”。
二、创新性
红山玉龙虽然对后世蜷体玉龙形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也应该看到当玉龙离开东北地区之后，凡是有蜷体玉龙出土的地区，先民都曾对玉龙形象进行过本地化改造，玉龙形象不断创新。
（一）形象创新
1.古国时代
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红山文化的蜷体玉龙，传播至长江流域的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后，蜷体玉龙在整体形式保持不变或相近的前提下，兽首部分开始与当地的动物信仰元素相结合。如在凌家滩文化中，蜷体玉龙的兽首部分更多的体现出虎的特征，与凌家滩所出虎首玉璜等器在虎口獠牙齿、虎耳等局部有较强一致性（图八：1）。崧泽文化的蜷体玉龙，脸部较长，较大的双目之上有双耳，与河姆渡文化中猪的形象较为接近，考虑到河姆渡文化对崧泽文化产生的重要影响，该“龙首”很可能表现的是猪首（图八：2）。
古国时代第二阶段：良渚文化的部分器物继承了崧泽文化玉龙的特征，突出表现在双环微凸的双目和目后双角（耳），但也进一步创新，如在环状载体上装饰四组兽面，并在兽面部分增加菱形面饰（图八：3）。
古国时代第三阶段：后石家河文化中玉龙虽不多，但表现出与之前长江中游地区凌家滩玉龙的关联。既有形象特征的传承，如玉龙（肖家屋脊W6：36）耳（角）、吻部都体现出与凌家滩玉龙的一致性；又有观念的传承，与凌家滩玉龙一样，也以虎头做龙首，但虎头造型有创新，如国博所藏虎头龙，其头部与后石家河文化玉虎头近乎一致。
2.夏商西周
新石器时代玉龙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兽首部分，而早期龙纹的整体性、突破性创新发展则出现在三代。下面简要梳理三代时期龙形象的演变与创新：
（1）二里头文化时期
确定“蛇身”：如果说新石器时代的玉龙身躯部分保留了较多几何性，那么二里头文化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图九）则明显用蛇身构建了身体主体，其上有菱形背鳞（原型可能为尖吻蝮，即五步蛇）、尾端内卷；面部特征（面廓、鼻型、鼻管等）表现出与石峁8号石雕、新砦出土兽面纹陶片、后石家河文化玉蝉的相关性（不再展开），但该龙没有龙角和龙爪。
（2）商代中期
出现“鹿角”：商代中期，青铜器上开始出现龙纹，以郑州小双桥青铜建筑饰件、安徽阜南龙虎尊为代表（图十：1-2）。其上龙纹在继承二里头龙纹特征的基础上（菱形背纹、吻部突出、尾部内卷），增加了菱形额饰、双角。
关于菱形额饰，笔者曾在《早期艺术中“兽面-菱形”主题研究》中指出菱形额饰可视为一种神圣性符号，自良渚文化以来在神面纹上有序传承，商代更是应用于多种动物的额部。
关于双角，以阜南龙虎尊龙纹为例（图十：3），学界一般依其造型称之为“瓶状角”，自然界中与之相近的有长颈鹿角，但并非其原型（我国直到明朝郑和下西洋才带来最早的长颈鹿）。对比后石家河文化和殷墟出土玉鹿头像（图十：4-5），可推测瓶状角表现的是鹿角，更具体的说是鹿第一次长出的鹿初茸角。以殷墟出土动物骨骼中常见的梅花鹿为例，梅花鹿两岁第一次长角，不分叉，新长出鹿茸角的顶部常见圆鼓部分（之后会变尖变长）（图十：6），正与阜南龙虎尊的龙角一致。基于上述证据，可知在商代中期龙形象的最大变化是增加了鹿的初茸角。
（3）商代晚期
商代晚期的龙纹有了多处创新，出现了“龙脊”“龙齿”“龙爪”。
第一，龙脊：目前所见商代最早的玉龙是殷墟一期侯家庄出土的蜷体玉龙（侯家庄M1443：R1385），相对于阜南龙虎尊上的龙纹，该龙增加了四处“扉牙”，三处在龙身，一处在龙首（图十一：1）。如果将该龙体整体视为圆形，四处扉牙基本等分了该圆。这种圆形玉器外缘等距饰以四处扉牙的情况，自龙山时代的牙璧就有出现，如襄汾陶寺出土牙璧（M1365：4）（图十一：2）。对比可知，侯家庄玉龙的造型很可能是融合了牙璧造型特征（环状、扉牙等距分布），使商代龙纹的背脊上第一次出现装饰（该器应非商人对早期牙璧的改制器，因龙头处的扉牙较小，专为适应龙首）。
可能因为龙身上零星的几处凸起并不美观，在殷墟二期的玉龙背部便不再出现此类装饰，而是创造出一种连续型龙脊的新形式，如妇好墓出土玉龙（小屯M5：988）（图十一：4）。对比此类龙脊的造型单元（
）与侯家庄玉龙的扉牙（
），可发现两者造型上的密切关系。如果将侯家庄出土玉龙的扉牙一分为二，并将前一部分水平翻转，就形成了
的形式（图十一：3），而这一造型正是殷墟二期玉龙龙脊的基础形式。
考虑到形式上的相关性和装饰位置的一致性，可推断殷墟二期之后的连续龙脊正是基于侯家庄玉龙背部的扉牙发展而来（后来龙脊还演变为商代艺术中常见的轮廓化装饰）。
第二，龙齿：商代中期的龙口部尖凸，仍是对蛇口部的表现，如郑州小双桥建筑构件上的龙纹（图十：2）。但商代晚期，龙常呈张口状，并露出上下长獠牙（图十一：1、4，图十二：2）。在甲骨文中，最突出表现张口獠牙齿的动物便是虎（ ），商代艺术中的虎纹也多以此为主要特征。因此，龙纹新增的獠牙齿很可能为虎齿。
第三，龙爪：商代晚期部分玉龙开始出现龙爪（部分仍无腿爪），但有龙爪的基本均为一对腿爪（图十二：1-3），其趾前三后一呈握持状，这是鸟类为抓牢树枝而进化出的特征，而且自然界中也仅有鸟类仅具有一对腿爪。故可推测商代晚期龙纹新增腿爪的原型为鸟爪。
（4）西周时期
出现两对腿爪：两对腿爪的龙在商末殷墟仅见一例，如石罄上的龙纹（图十二：4）；西周之后，虽仍有延续一对腿爪的情况（图十三：1），但两对腿爪的龙纹愈发多见（图十三：2-4），并影响后世。从外形来看，西周时期及之后两对腿爪的龙成为常态。
（5）地方风格
属商代晚期的三星堆遗址也发现有丰富的龙形象，并以中原龙形象为基础，进行了多方面的创新，如部分龙头上增加了龙须、胡子、羊角状龙角、牙璋，腿爪后增加羽翅等特征（图十四：1-4）。
（二）观念创新
《易》：“飞龙在天。”《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龙，水物也。”《管子•水地篇》：“龙生于水……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说文解字》中“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上述较早的文献呈现出先民对龙基础“能力”的认识：“潜渊”与“登天”。而这一观念很可能形成于商代，是对之前既有观念的创新。
通过简单梳理三代龙形象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到：二里头文化奠定了以菱形背鳞、尾端内卷的蛇身为主体三代龙形象的基本形式。商代中期，在二里头文化龙形象的基础上增加了瓶状角，瓶状角的原型为鹿的初茸角。晚商时期，部分龙纹增加了一对以鸟爪为原型的龙爪，以及虎齿、龙脊等。商末周初，部分龙纹增加了另一对龙爪，形成四条腿爪的龙形象。这一演变过程体现了对龙怎样的观念变化呢？
在商人的观念中宇宙是分层的：天上为帝和祖先所居（甲骨卜辞中有祖先“宾于帝”的记载），地上为人间，地下有黄泉（岳洪彬《再论商代的“黄泉观念”》）。逝者埋葬于地下，其神魂是如何穿过黄泉飞升天界的呢？这时就需要一种既能“潜渊”又能“登天”的载具——龙，但龙为何能“潜渊”“登天”呢？
考察商代龙形象的构成元素，包括：蛇（蛇身）、鸟（鸟爪）。蛇与地下、墓葬、黄泉相关；鸟与天上、帝相关（卜辞“帝史凤”）。蛇与鸟分别对应了黄泉、天上两个不同的宇宙层次，而它们又见于人间，因此被视作具有打破分层宇宙（生死界限）的能力（韩鼎《早期“人蛇”主题研究》）。将蛇与鸟的特征融入龙，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两者象征性的融合，即“龙”因蛇身而能“潜渊”，又因鸟爪而能“登天”，这也是用于沟通天地人神的祭祀礼器重视龙纹的原因。
那么将鹿初茸角作为龙角又有怎样的含义呢？从生物学角度来看鹿角非常特殊，它是所有哺乳动物中唯一能在自然情况下周期性完全再生的器官。这种脱落与再生，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视作一种“重生”的能力。既然商人相信祖先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那么“重生”的观念对于祖先崇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重生”意味着打破生死界限，从这一角度来看，与鸟、蛇打破分层宇宙的象征性具有一致性。
商代龙纹融合了对应黄泉、天上的蛇、鸟，又融入了具有“重生”象征性的鹿角，反映了商人对逝者能“乘龙”自黄泉飞升天界的希冀，以及祭祀活动能够打破分层宇宙、生死界限进而沟通人神、祖先的向往，是基于商代祖先崇拜的一种观念延伸。这种观念在后世《山海经》中也有反映，如记载了多位“乘龙”的神祇。在后世帛画中有着更加清楚的表现，如《人物御龙图》（图十五：1）和《马王堆T形帛画》（图十五：2），都描绘了逝者“乘龙”自黄泉（两幅画下方均有鱼）到天界的旅程。
整体来说，早期遗存中的龙形象，其连续性表现在整体特征和神圣性等方面，但各区域文化均根据自身信仰和审美倾向，对局部进行改造创新，形成一系列新的龙形象，同时，这种外在形象的演变，反映了龙所承载观念的创新。
第一，形象和材质方面的创新性（图十六）。以红山文化蜷体玉龙为例，传播至长江流域后兽首部分便呈现出与当地信仰相结合，出现了虎首、猪首等新形式。三代间，二里头文化时期龙身确定为蛇身；商代中期增加了鹿初茸角，商代晚期更是出现了龙脊、龙爪、虎齿；商末周初，龙形象由一对腿爪，逐步变为两对腿爪。此外，在地方化的龙纹中，三星堆的龙纹头部出现龙须、牙璋，爪后出现羽翅等新变化。材质创新方面：新石器时代，龙形器的材质包括石块堆塑、玉龙、彩绘龙纹、石雕龙纹等；三代之后，龙形象的载体进一步丰富，如绿松石组形龙、青铜龙纹、漆木器绘制龙纹、骨雕龙纹、牙雕龙纹等。东周后，不少帛画中均会有龙纹。
第二，观念与功能的创新性。三代间，龙纹的组成构件不断丰富，反映了龙不断被赋予新的认识。如鸟、蛇与分层宇宙观的关联性，以此赋予龙飞翔、潜渊的功能，虎口象征了生死入口，鹿角象征了重生的能力等。不同动物的象征性被融合进龙，使得龙同时具有“潜渊”与“登天”的能力，并成为祖先崇拜（逝者乘龙升天）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代间龙形象所见观念的创新性对后世影响深远。
三、统一性
以商代龙形象为例。商代，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均发现有龙的形象，并多以青铜礼器作为载体，可以说，有青铜礼器的地方就有龙纹出现（包括夔龙纹）。作为商代都城的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等商王畿地区自不用说，出土的大量各类包含龙形象的器物展现出商代龙形象连续的演变脉络与观念发展。
该时期，在中原以外的周边地区也有大量饰有龙纹或立体龙形的器物出土，简单列举如下（图十七）：东北地区，辽宁锦州花尔楼村出土的铜簋上有夔龙纹。华北地区，河北藁城台西的铜戈、山西吕梁石楼桃花者村出土铜觥整体似龙形、山东济南大辛庄提梁卣的提梁均装饰龙形。华东地区，安徽阜南龙虎尊上肩部饰有立体龙形，浙江台州楼旗村出土内底有立体龙首的龙纹铜盘。华中地区，湖北武汉盘龙城铜钺上饰有抽象夔龙纹，江西新干商墓出土方卣提梁两端为顾首龙头，湖南邵阳新宁飞仙桥乡出土瓠壶的鋬为龙形。华南地区，广西南宁武鸣马头镇出土的提梁卣饰有夔龙纹。西南地区，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了各种龙形或饰有龙纹的青铜器。西北地区，陕西榆林绥德焉头村出土的铜钺上饰有龙纹，汉中洋县张村出土兽形觥上有龙形，等等（不排除个别器物属西周早期的可能）。
图十七 商代中原之外青铜礼器所见龙形象举要
底图所用“中国地势图”审图号： GS(2016)1609号
仔细观察上述区域所出土的龙形象，可发现其整体形式来源于中原地区的龙纹（图十-图十二），各个特征如蛇身、菱形（或盾形）背鳞、鹿初茸角、龙脊、虎齿、鸟爪等，或全部、或部分，为周边区域文化所吸收。虽然不乏细节改造，如四川三星堆龙形增加的龙须、羊角、头顶牙璋，腿爪后增羽翅等（图十四），但兽首加条状身躯的整体形象与中原龙纹一脉相承。可以说，商代龙纹在不同区域文化中展现出较强的统一性。
如何理解商代龙纹的统一性呢？
首先，统一性的根基。需要明确上述出土龙形象器物地点的一大部分不在商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内，商王朝无法强制要求这些区域与中原保持相同的信仰或使用商式青铜礼器（包括器型和纹饰）。那么，基于龙形象的统一性只能是各地方社会自发形成的，源于自发的认同。
其次，观念的统一性。商代各区域龙形象所体现出来的形式层面的统一性，其背后蕴藏着的是观念层面的统一性，这点通过其以青铜器作为载体便可有大致认识。青铜对于当时的各地方社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从铜、锡、铅、矿的开采、冶炼、运输，到合金熔炼；从制模、刻纹、翻范、补纹、制芯，到组合铸型，以及铸后加工等流程。珍贵的材质、复杂的工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使得青铜礼器具有与生俱来的珍贵性。各区域社会选择利用贵重的青铜资源来塑造（或交易获取）一种来自中原的幻想动物纹，证明不同区域对于龙形象及其含义，产生了共同观念，这是一种文化认同的体现。
第三，统一性与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形成。中华文明早期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区域社会“多元一体”化的过程。基于共同观念的文化认同为该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多元一体”的趋势，既来自于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又来自于地方社会的自发的向心力，这种中心与周边的互动中产生的统一性具有天然的凝聚力和稳定性。
四、包容性
中原和周边地区在龙形象上的一致性，实质是“中原商文化同周边文化在思想观念上的认同和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方面趋同的物化形式的表现。”（徐良高《文化因素定性分析与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研究》）。如果将这些区域进行标注，其范围即徐良高所提出的“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东北到今天的辽河流域，北到长城，西北到甘肃东部，西南包括四川盆地，南到南岭一带，东南约到长江，东包括山东大部分地区，即‘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在这一文化圈内，各区域文化可能因历史、传统、环境等的不同各有个性，但在礼器、文字、甲骨占卜等方面所表现的信仰、观念、政治制度上又有趋同的趋势。各文化正在思想观念等上层建筑方面走向彼此认同、相互间形成内在联系的道路，正在向一个文化共同体发展”。
历时性来看，二里头文化时期，礼器系统局限于黄河中下游有限的区域内；商代，礼器系统文化传播到中原以外的广大地区，并为各地文化所接受；西周时期，在商代的基础上又有所扩展。“青铜礼器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反映出地方社会不断融入以青铜礼器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系统之中，既有共时性的互动与互鉴，又有历时性的传承与发展，这在青铜器的龙纹上有着明确的表现。以龙形象为特征之一的“青铜礼器文化圈”，其形成与扩展正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基于商代各区域龙形象的统一性和“青铜礼器文化圈”的形成、发展，对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体现，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
第一，周边社会的包容性。周边区域文化吸收、认同龙的形象，是区域性地方社会对中原龙形象及所承载观念的认可，体现了区域文化的包容性。
第二，中原文明的包容性。中原文明在向外影响的同时，也吸收区域文明的反馈，比如龙角、四爪、立体龙形等特征很可能首创于中原以外的区域。除了龙形，区域文化在青铜器的铸造（如随形凸凹、四分圆范、铸铆式分铸）、器型（立体动物器、方圆同器）等方面对中原也有一定的影响，这反映了中原文明对周边创新的吸收与包容。
第三，王朝更替中的包容性。夏商周三代的龙纹一脉相承，这一现象表明，虽然朝代更替，但文化延续。这既体现了文化的连续性，也反映了包容性。正因为各地方社会有着共同的精神观念和文化认同，因此，政治主导权上虽有更替，但不会造成文化的中断，而是继承和发展，这也是包容性的表现。
第四，中华文明的整体包容性。对于中华文明的整体发展模式来说，无论是中原文明还是周边地方社会，都是中华文明共同体的一部分。通过对中华文明核心区多方面特质（如青铜礼器、饕餮纹、龙纹等）的文化认同，多元的地方社会向一体化发展。因此，历时性来看，不同渊源的区域文化在龙纹上形成一致性，这是“多源一体”的表现。共时性来看，不同地区的地方社会在商代晚期通过文化交流与互鉴，形成了较为统一的龙形象与龙观念，这是“多元一体”的表现。从动态角度来认识，早期龙文物所体现出的“多元一体”，既反映了区域文化的整体格局，又体现了文明发展的趋势，其根基证书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五、和平性
观念的传播极少是通过武力征伐强行实现的，多数以文化认同为基础，通过文化互动、互鉴方式，逐步将非本族群的观念融入自身信仰、观念体系之中，整体上是以和平的传播模式进行的。
新石器时代，蜷体玉龙最初产生于有着久远C形玉器传统的东北地区，后通过“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传播至长江流域的凌家滩文化。在距今五千多年前，两个相距千余公里的区域地方社会，发生了密切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并非器物的交换，或者某一特殊器型的学习，而是各自独立制作出反映相近观念的成组玉器，如曲臂玉人、展翅玉鸟、玉龟壳、玉护臂、介字形玉梳背、斜口筒形器、束腰玉珠、玉箍形器、玉连环，以及蜷体玉龙等（图十八）。玉料的差异和细节的处理证明这些玉器有着不同的产地，但相近的特殊造型则体现出相近的制器观念。基于这些特殊造型的玉器，可推测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交流内容主要集中于观念、信仰等精神领域层面，正体现出“属于精神领域的观念形态的文化要比物质文化更为活跃，传播的速度更快，路途更远，范围更广”（李伯谦《关于精神领域的考古学研究》）。
这种文化交流使两地先民共享了某些观念，这种共享的观念又逐步促进了文化认同的产生，最终成为促进中华文明早期阶段多元格局向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交流互鉴是单向还是双向的，是偶然间的一次还是多次，目前尚难以确论。笔者倾向于认为是多次的、双向的、互鉴的，因为双方均出土了具有对方文化特征的器物，如红山文化中出现了源于南方的介字冠玉梳背，凌家滩出现了源于北方的玉龙等。
需要强调的是，包括蜷体玉龙形象在内的红山与凌家滩文化的交流和互鉴一定是基于和平的、共享的模式展开的，我们无法想象相距数千公里的新石器时代的地方社会通过武力的方式传播观念。这种和平性交流的结果是在观念层面体现出跨区域的“多元”的地方社会向“一体化”发展的萌芽。
图十八 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部分玉器对比图
三代间，龙的形象在中原地区的青铜器、玉器上展现出完整的发展脉络，反映出三代间中原地区“龙”观念的联系演进过程。而龙的形象出现于中原之外的周边区域，则与该时期中原王朝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有关。这种影响既有中原王朝的文化辐射，也有周边地方社会基于文化认同的主动吸收，且主要表现在与观念、礼制等相关的领域。
以三星堆为例，三星堆出土的牙璋、铜牌饰、陶盉均明显地表现出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而出土的青铜尊、罍，以及饕餮纹、龙纹等纹饰来源均在商文化中。但中原的二里头、殷墟与四川的三星堆之间相隔千山万水，这种器物层面的一致性绝非武力征服的结果，而是基于文化的互鉴和交流，是以和平的方式产生的。
艾兰在《二里头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一种新的范式》中曾指出周边区域文化放弃青铜的其他用途，模仿中原铸造青铜容器（包括形制和纹饰）进行祭祀活动，这些内容成为“关联于中原礼仪与其权力和威望的象征符号”。可以说，中原文化提供了一种“范式”，其“被认同仿效的范围之广远远超出它的政治疆域，而且它的特定形式为各地方社会树立了一个可参照的样板。”“范式”和“样板”，既反映了中原王朝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也表现了区域文化主动地认同与模仿。
整体来看，无论是新石器时代龙形象的远距离传播，还是三代“青铜礼器文化圈”中共享的龙纹。龙形象的传播与传承是各区域文明间互动互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蕴含着特殊意义的形象的传播，一定是以观念和文化认同为基础。因此，以龙形象为代表的物质层面的一致性，靠的不是战争、武力征伐，而是基于心理层面的文化认同，是以和平的方式逐步形成的。
结语
总之，早期龙形象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其背后蕴藏的共同观念的形成、文化认同的深化。实证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五个突出特性。作为重要的文明标识，早期龙形象对于我们认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形成模式等重要内容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说明：本文2024年河南省社科基本项目（文化研究方向）“中原青铜礼器实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中的若干观点源自与美国达特茅斯大学艾兰教授（Sarah Allan）的讨论，特此感谢。图中所用图片基本均选自相关发掘报告、器物图录，篇幅所限，出处从略。该文主体部分曾发表于《龙藏九州：博物馆寻龙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4年），此次发表进行了部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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