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地处“天地之中”的嵩山地区，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演进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嵩山地区的发展历史和文化内涵中都可以得到清晰展现。

　　嵩山地区历史悠久，有着“万山之祖”的美誉，其山脉多为中低山，其间呈放射状流出的河流，分别流入古河水、淮水、济水、长江，是国内水网最为密布的地区之一。嵩山的山与水形成了涵盖今天河南省大部分地区的广袤地理空间。这一地区地理上处于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之交，纬度上处于中纬度与高纬度之交，气候上处于暖温带与北亚热带之交，是典型的生态过渡带，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成长，形成了时间上横跨十多万年成体系的人类活动遗迹以及连续不断的考古文化遗址。

　　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新密李家沟遗址，发现了旧石器晚期文化层，展现了华夏先民由游牧向农耕过渡时期的生活景象，拉开了嵩山地区农耕文明的序幕。距今9000—7000年的裴李岗文化，在嵩山地区发现的遗址有160多处。如舞阳贾湖遗址发现了人工栽培水稻的遗存，出土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具备驯化特征的家猪遗骸，部分墓葬随葬可演奏七声音阶的骨笛和刻符龟甲。这些表明在稻作农业的基础上，精神生活日益丰富，社会出现分化的端倪，开始了文明起源的进程。

　　以彩陶为标志的仰韶文化流布广泛，在嵩山地区有遗址300多处。距今5800—5500年的超大型聚落灵宝铸鼎源遗址群颇具代表性，单体建筑占地面积达500余平方米，遗址群中出土的玉石钺彰显墓主军事首领的尊贵地位。距今5300年左右的巩义双槐树遗址（河洛古国都邑），面积117万平方米，其中的大型建筑呈现出明显的以中轴线为中心的布局模式，开启了古代都城宫室制度的先河，反映了古国文明由此初步形成。

　　距今4300—3800年的龙山时代，遗址多达400余处，郾城郝家台、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安阳后岗、辉县孟庄、平顶山蒲城店、新密新砦等城址聚落群的发现，反映了这一时期嵩山地区文明化发展的强劲势头。

　　距今3800年前后的偃师二里头文化迅速扩张，嵩山地区文明化进程瓜熟蒂落，夏王朝建立，中华文明正式进入王朝时代。

　　从中华文明时空分布的多元性看，在东北、中原、长江、珠江、甘青等地，文明发展呈现多源并起、此起彼伏的景象。嵩山地区之外的部分区域文明，有的以玉文化为支撑、神权重于王权，曾经一度异常繁荣，未能持续发展。嵩山地区连续不断的考古文化序列，展现了该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李家沟文化起源——裴李岗文化奠基——仰韶文化晚期古国文明形成——夏商周王国文明建立，一直到秦汉唐宋时期，这里都是文化繁盛的中心地区。嵩山地区文明的发展进程演绎了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城市出现，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阶级出现，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发展的全过程，在中华文明历史发展主脉中占有核心地位，其从未中断的发展脉络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提供了历史根据。

　　中华民族具有卓越的创新禀赋，在嵩山地区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一系列丰硕成果，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

　　在物质文明方面，新密李家沟文化已经能够制作陶器；距今九千至八千年的舞阳贾湖遗址出土有水稻培植、家猪饲养和酿酒的证据，郑州沙窝李遗址发现了窖藏的粟，郑州唐户遗址的半地穴式房屋，开启了中国近万年土木建筑形式之先河。距今六千到五千年的郑州峩沟遗址出现了陶制蚕蛹，郑州青台遗址、汪沟遗址出土有经过染色的纱、罗丝织品残片；距今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色泽艳丽、纹饰精美，内涵丰富；灵宝西坡先民建造的大型殿堂，巩义双槐树的大型宫殿式建筑开创了中国大型宫殿建筑之先河。郑州西山古城，创新了中国板筑城池技术。从4100年前开始，登封王城岗、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安阳殷墟、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宋都开封城等，一同构成了中国古代都城建筑完整体系；嵩山地区出土的夏代铜鼎和铜爵、商代列鼎和编钟、周代莲鹤方壶和青铜盉等，展现了用陶范铸造青铜容器的精湛技术，开创了中国的青铜时代；被国际公认为代表中国古代科技领先地位的“四大发明”，即战国时的司南（指南针）、东汉的“蔡侯纸”、唐宋时期的印刷术和火药，皆原创于嵩山地区。

　　在精神文明方面，嵩山地区的先民不仅创造了文字、礼乐和一系列文学艺术成果，而且形成了独特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从贾湖遗址所发现的契刻符号，到仰韶文化器物上出现的各类符号，从郑州黄寨夏代刻文甲骨的出现，到安阳上万片商代甲骨文的出土，中国成熟的文字体系在嵩山地区创造完成。贾湖的骨笛，郑州大河村的陶鼓、陶铃，郑州新砦的石磬，二里头的铜铃，安阳的青铜编钟，共同奠定了礼乐制度的基础，开创了循循有序的社会仪象。中华元典文化中《诗》《书》《老子》，以及理学、禅宗佛学等，多发源于嵩山地区。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敬天法祖的历史观，道法自然的社会观，尚中贵和的天下观，自强不息的人生观，仁义诚信的道德观，很多都与创生于嵩山地区的诸子思想有不同程度的关联。

　　此外，在制度方面，夏朝开启了家天下的王朝体制，置军队，定“禹刑”，划“九州”。商朝创立了分封制，细化刑法，完备军队。周朝强化了礼制，形成影响深远的中国古代政治传统。隋唐时期，隋炀帝在洛阳初创科举考试制度，武则天在东都洛阳开殿试、创武举，科举制遂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方式，对历史发展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龙是中华文明的政治和文化标识，对以龙为主图腾的文化认同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重要表现。濮阳西水坡遗址中出土的距今6000多年前的蚌塑龙，是嵩山地区最早的龙文化遗迹，此后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绿松石龙、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盘上的蟠龙纹、殷墟亚长墓中出土的玉龙，都反映古代先民对龙的信仰一脉相承。

　　据《史记》等文献记载，大约与仰韶文化中晚期相对应的五帝时代，黄帝部族统一中原后，“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黄帝活动的地域很广，但大多集中在中原地区，其核心地区在今河南新郑一带，并在新郑建有熊国，疆域“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中国古代“大一统”体制自此逐步确立，对华夏、中国的认同以及绵延数千年的家国情怀也由此肇始。此后无论是在统一王朝时期还是多民族政权共存时期，统一都始终是历史的主旋律。

　　“中”的理念，延伸到世俗政治文化方面，就形成“治者必居其中”的政治传统。国家统一，居“天地之中”而治，“得中原者得天下”等理念，成为统治者对国家中心择选的重要因素。正所谓“欲进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地之中”。自夏朝建立至北宋灭亡的数千年间，历代王朝多建都于以嵩山为中心的地区。中国著名古都，嵩山周边有其四（郑州、安阳、洛阳、开封）。古代历史上众多帝王之所以选择于嵩山封禅祭祀，正是旨在假嵩山祭祀天地大典，彰扬“大一统”政权的“正统”和强盛。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深刻阐明了中华文明交融互鉴的发展格局，在嵩山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中，这种包容性主要体现在文化融合、民族融合两个方面。

　　从考古学角度考察嵩山地区文化的包容性，例证俯拾皆是：如嵩山地区裴李岗文化的强势辐射，不仅使得黄河、淮河流域文化彼此接近，而且使得长江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也有了不少共性，产生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又如距今6000年左右，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彩陶在东北方向一直影响到西辽河流域，使得红山文化中开始出现黑彩和类似花瓣的彩陶图案，向东影响到山东和东南沿海，大汶口文化和松泽文化也都出现了花瓣纹彩陶，同时也渗透到湖北、湖南和重庆大溪文化。庙底沟时期仰韶文化扩大影响到西至甘青，北到内蒙古中南部，东到海岱，南到潇湘，形成了“中国早期文化圈”。

　　嵩山地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体现在距今5000年前从西亚经中亚和我国西北传入中原的小麦、黄牛、绵羊，以及冶金术；如距今5300年前后的大型古国遗址聚落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的盆形鼎、罐形鼎、瓮形鼎、圈足豆、小口圆腹壶、圈足杯等，吸纳了大汶口文化的特点。又如，二里头文化的发展使得嵩山地区率先进入王朝文明，其强劲动力也是长期与周边文化交流互动、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结果。受山东龙山文化影响的如鬶、盉、爵等陶器器类和木质棺椁的葬具，受东南地区文化因素影响的如璋、刀钺，受长江中游肖家屋脊文化影响的如玉鸟形器和柄形器，受北方草原地带影响的如青铜战斧和环首刀，此外，海贝则可能是从东南沿海地区输入的。

　　永平年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雍门外修建“白马寺”，佛教在中原大地生根。唐代洛阳偃师人玄奘西行求法，为中印文化交流和佛学的中国化作出卓越贡献。南北朝禅僧菩提达摩在嵩山少林寺创立顿悟成佛的禅宗。在嵩山之巅，著名道观中岳庙、禅宗祖庭少林寺与嵩阳书院，“三教”荟萃，和谐比邻，彰显了文化的包容与融合。

　　文化融合为民族融合提供了重要条件，在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民族大融合中，前两次就是以嵩山地区为中心展开的。从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始，经夏商周春秋战国到秦汉，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促进了华夏共同体的发展和汉族的形成。在第二次民族大融合过程中，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鲜卑、吐谷浑、柔然，隋唐时期的突厥、吐蕃、回鹘等游牧民族或不断吸收中原文化，或群体性迁入中原，为汉文化输送新鲜血液，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

　　和平性，本身就蕴含着平等、平和、中和、和合之意。嵩山地区很早就形成了“中”的理念与“中和思想”，为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孕育了“文化基因”。

　　“中和思想”是由“中”与“和”两种理念结合而成的复合性哲学范畴，《礼记》将“中”与“和”并称合用：“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思想”之所以孕育于嵩山地区，既与华夏先民和善、凝聚、协作的民族性格密不可分，也与“天地之中”的观念有内在关联。在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人们关注天时，顺应自然，注重相合相生的和合理念。上古舜帝曾“求中”于“鬲茅”（今濮阳、菏泽一带），而商祖上甲微为夏禹“求中”于嵩山，西周初年周公在嵩山测影“立中”。嵩山地区特有的地理环境，以及中和思想的整体观，实际上是天地之中“文化基因”的传承和演化。其所呈现的是《周礼》等记述的“天地所合”“四时所交”“风雨所会”“阴阳所和”“道里所均”，这是一个在多维文化因素作用下形成的东方宇宙观，并逐渐发展为“中和”“中正”“和合”等思想。“和生万物”的世界本源观、“天人合一”的和谐共处观、“过犹不及”的居中平衡观、“和而不同”的共生共赢观，一同构成了中国思想史上“中和思想”体系，逐渐成为中国人的做事准则和处世标准，用之处理民族与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体现为“平等相待”“和平共处”。

　　（作者：王巍、赵保佑，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