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系统深刻地总结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其中，“包容性”是最能展现中华文明的世界格局和开放胸怀的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必须做好系统深入和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与阐释。

　　包容性是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形成的内在特质。以稳定的农业为基础的文化与社会，因其生态和人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面临诸多方面的压力与挑战，更加注重协作、组织、管理，重视和谐、合作、顺应自然，必然形成族群的强烈内聚、凝聚、包容以及稳定与持续的特质。“画九州，启九道”是我国农耕社会面对压力与挑战的应对之术，其结果必然是“九州咸同”、“万邦协和”。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华文明的多元并存和兼收并蓄是骨子里的品质或言文化基因。中华文明自其起源与形成的早期就自带了相合相生的生态理念与和谐包容的人文情怀。

　　距今6000年前左右，无论是中原地区的庙底沟文化，还是海岱地区的北辛文化末期及大汶口文化早期，包括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早期，史前不同区域的社会普遍出现明显的分化，文明化的进程加速。这些文化在形成之后开始向周边传播，同时也在与周边文化的互动交流中不断融合与分化。距今5000多年前，我国不同地理单元的区域文化在互相融合方面更加具有同一性，良渚文明中发现有数千里之外的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特征的玉器，更与同样是玉器发达宗教色彩浓厚的江淮地区凌家滩文化有着一废一兴的渊源关系。距今4300年前，龙山时代文化间的融合与交流在中心或都邑性遗址中的表现达到一次高峰，甚至形成一波浪潮。晋南陶寺文化中更是同时存在西北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东北辽河流域的小河沿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和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重要因素。晋陕高原石峁文化与陶寺文化之间，在陶器、玉器、铜器、乐器、建筑技术等方面存在互动交流，已是不争的事实。石峁遗址核心区皇城台最新发现的石雕图像，对东北地区石雕传统的吸收十分明显，而一些石雕的兽面与人面饰却又与远在江汉平原的后石家河文化多有相似之处。至夏代中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汇聚融合四方先进文明因素再次达到一个高峰，二里头礼制文明传播辐射至周边以及更广阔区域。

　　中国史前文化的多样与多元的客观存在，使得不同文化在互动交流与传播中逐渐形成了较为开放、融合、借鉴的文明特质。多元互动是中华文明赋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特质的重要原因。交流互动中的融合，不仅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突出特性，也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源动力。

　　包容性是中华文明赓续发展传承至今的宝贵精神品质。中华文明在起源与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以“包容、融合、和善”为核心内涵的包容性。这种突出的包容性随着中华文明持续不断的发展，内涵不断丰富而更加适应时代的需要。

　　在文献典籍和出土文字资料中，早在尧舜时代就产生了融合包容的理念，初步形成了和合思想。《尚书·尧典》曰：“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记述唐尧温和恭谨、亲善九族、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史记·五帝本纪》记述尧功绩言：“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至春秋战国时期，和合的思想与理念进一步传承发展，逐渐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精髓。《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认为“和合”是“成天地之大功者”的原因。《荀子·王制》主张“和解调通”，进而“和而不同”，追求多元融合。就精神内涵而言，这一时期的包容性理念开始强调“多元”和“不同”之间的融合与包容。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多元一体”格局是通过中国各民族持续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而促成并长期保持的。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华文明融为一体的基本途径和方式。同时，横贯东西的古代丝绸之路等给中华文明与其他欧亚文明的交流提供了载体，中华文明不断与其他文明保持相互交流的状态。在中国历史上，我国逐步形成了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局面。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等从国外陆续传入。源自中国本土的儒家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互通有无、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是源于中华文化“天下大同”理念，致力于促进不同国家之间交流合作。文化交流的意义在于互相借鉴、超越自我，共享一切文明成果，文化互动融合的发展是不断迈向文明的过程。“开放包容、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内涵。就精神实质而言，这不仅仅是“多元”和“不同”之间的融合与包容，更多的是强调包容开放基础上的“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五千多年文明积淀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底蕴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思想根源。文明交流互鉴正是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共生”思想基础上提出来的，不仅能够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还对实现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既是对世界文明发展的深刻反思，也是对时代发展诉求的敏锐审视，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包容性与中华文明其他四个突出的特性互为一体。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是其包容性存在与发展的文化基础。百年中国考古实践，尤其是史前考古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华文明是一个经历了起源、形成以及连续发展的独特文明，有着较为明显的“文明化”过程，虽然存在复杂多样、非单线进化，甚至文明进程的“断裂”，但个别断裂的区域文明并非是彻底的消失，其中一些重要的文明因素多被其他区域文明所吸收、融合、改造，作为文明基因传承下来。用宏观发展的眼光看，中华文明是持续发展螺旋式上升的文明，是世界原生文明中唯一延绵不断、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只有这种几千年甚至万年连续发展演进的厚重文化，才可能孕育和持续滋养包容开放的博大胸怀和理念格局。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是其包容性内涵不断发展、更新丰富的动力源泉。近年来，中国在探索文明和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与丰硕研究成果，其中以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为代表的众多区域文化就是中华早期文明的“基因组”和“基因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早期中国区域文化对其他文明因素的吸收融合大多不是简单的复制性效仿，而是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造和创新。十分重要的代表性器物少见与原产地完全相同，多会创造出新的象征物以凝聚族群，并进一步增益文化的融合和互动。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是其包容性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包括冲突在内的文化交流互动会最终形成一定程度的文化同质与认同，广泛、多样、复杂的文化融合自然会形成内涵丰富、多彩、繁盛的文化大认同。同时，在意识形态上形成跨越地理单元甚至跨越文化的共识，而成为一种文明的“中心”。这种文明中心在地理空间的合法性基础上，还会进一步成为意识上的“正统”，并以“文化基因”相传。“相互作用圈”的结果必然是“满天星斗”聚合成具有强大核心的星团星系。

　　包容性与和平性是中华文明处世哲学及其世界交往体系一个原则的两个方面。五千多年中华文明蕴含并形成了“协和万邦”、“和而不同”、“文明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历史底蕴、延续进步的深厚思想，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是中华文化优秀基因的生动体现。包容与和平是当今全球多元文明的共同世界主题和人类共同价值。包容性是脱离对抗和霸权，在和平之上的更多内涵、更高层次、更大范围而构建的发展意识和文明情怀。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队领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