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3年前北平研究院史学会的徐旭生､苏秉琦等在沣河沿岸开展第一次考古调查开始,丰镐遗址的考古工作历经了八十多年,已经取得一系列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仅以西周时期的遗存发现与研究成果而言,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①初步确立丰镐遗址的区域､分布范围,年代和性质;②建立西周考古的分期断代标尺;③确定先周文化与西周文化划分标准;④发现大型宫殿基址与建筑区,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以井叔家族为代表的贵族墓地,多处青铜器窖藏等大批西周遗存,为全面掌握丰镐遗址地下遗存分布状况和聚落布局提供大量材料｡

　　从总结的四个方面研究成果,不难看出在相当长时间内,丰镐遗址的考古发掘是以解决年代学问题为学术研究目的,以重要遗存大型建筑､大型墓地､贵族墓葬､青铜器窖藏等为主要发掘内容｡这就造成虽然获得了大量考古材料,但受制于发掘理念,能够解决聚落形态､聚落发展演变过程的材料相对较少｡

　　聚落考古学以文化生态学为理论,以地理学和民族学为阐释的出发点,以遗址为基本研究单位｡由于缺乏聚落考古的理念,也导致对丰镐遗址的古环境､古地貌､古水系的研究关注甚少,对古环境与丰镐遗存分布的关系缺乏专门的研究;把重要遗存集中分布的郿邬岭,比如客省庄､马王村､张家坡､大原村一带,作为发掘重点,对于遗存较少分布的郿邬岭以南地区则缺乏关注,导致对丰镐遗址地下遗存的整体分布状况,不同时期遗存布局情况缺乏全面了解;人为地把遗存分为重要遗迹和一般遗迹,对贵族墓葬､大型墓葬重点发掘和研究,而对于一般的灰坑､居址､作坊遗址等不重视,导致对丰镐遗址聚落内部布局的演变､遗存反映的活动性质等问题难以厘清｡

　　近年来,尤其是自2011年以来,为了制定丰镐遗址保护规划,以文化遗产保护为目的,在多学科相结合的聚落考古理念下持续开展考古工作和研究,将工作的重心从占压严重､以往工作做得较多的郿邬岭上转移到其南部以往未做工作或工作较少的区域,取得许多新发现和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初步建立丰镐遗址考古地理信息系统,确定遗址四至和西周遗存分布范围

　　丰镐遗址作为第一个在西安建都的都城遗址,其聚落布局一直是我们的考古工作重心｡2012年,为了制定丰镐遗址保护规划,受西安市文物局丰镐遗址保管所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开展“丰镐西周都城遗址范围确认及地下遗存分布状况考古调查勘探”项目,分别对镐京遗址和丰京遗址进行全面考古调查和大面积钻探,初步建立了丰镐遗址考古地理信息系统。并通过全面考古调查､空白区域大面积考古钻探,科学准确地确定了遗址四至和西周遗存分布范围,并确定的丰京遗址西周遗存的分布范围约为8.62平方千米(图一)。

　　2.郿邬岭以南区域内中型墓葬的发掘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在新旺村西南发掘两座西周晚期墓葬。2013年,在大原村东南发掘了两座西周墓葬。这些墓葬属于郿邬岭以南区域内的中型墓葬,为研究西周盗墓史和丰京遗址聚落布局提供了新的资料(图二)｡

　　3.曹寨古水域､曹寨南至大原村西古河道和大原村东古水池等水系遗存的勘探与发掘

　　2013年至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丰镐队在大原村至曹寨村一带进行大面积钻探时,发现曹寨水域､曹寨南至大原村西古河道和大原村东古水池等水系遗存(图二),并对它们进行小面积解剖性发掘｡确定曹寨北水域最长270､最宽187米,面积约31000平方米,并有专门从沣河引水的水道(图三)。古水域废弃年代不晚于西周晚期｡曹寨南至大原村西古河道总长约2600米,总体走向为东南一西北方向,呈圆弧状｡在曹寨村南斜向与沣河滩地相接,在大原村西南河道突然变宽,再略偏向北与灵沼河斜向相连。古河道的废弃年代不会早于西周晚期。

　　另外,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还在沣东地区马营寨一带发现西周时期一大型壕沟。这些水系遗存的发现和发掘为研究丰镐遗址聚落布局及演变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4.冯村北制骨作坊遗址的发掘

　　2011年和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丰镐队两次对冯村北制骨作坊遗址进行发掘(图二)。确定该遗址为西周晚期制骨作坊遗址,面积9000平方米以上｡不仅对西周晚期制骨工艺的全流程､操作链和各个制骨环节的工艺细节有了深入的认识,而且对制骨作坊的范围､性质和内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丰镐遗址的制骨遗存与制骨手工业,制骨作坊与丰镐遗址手工业布局的问题,得以进一步探讨｡

　　5.大原村西南制陶作坊遗址的发掘

　　2012年,在对大原村和冯村之间进行大面积钻探时,在大原村西南､东南距离冯村北制骨作坊遗址约400米处发现陶窑29座｡2017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持续在大原村西南发掘制陶作坊遗址(图二)。发现陶窑十余座(图四),发现大量细砂石､泥坯､陶垫､纺轮､陶丸等可能和制陶相关的遗物,系统采集了动植物遗存,对制陶工艺､制陶作坊的生产､陶工生活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初步确定该遗址为一处烧制夹砂褐陶疙瘩鬲的西周晚期制陶遗址。

　　除了上述发掘工作以外,近年来每年还对郿邬岭以南以往工作较少或未开展工作的区域进行大面积普探,以期全面了解丰京遗址地下遗存分布状况。上述考古工作不仅获得许多新发现和成果,而且也使得我们对丰京聚落布局及其演变有更深的认识,有的学者还对西周都城遗址内涵差别巨大的原因进行了相关探讨。

　　通过近年来丰镐遗址的工作,我们也对丰镐遗址的考古工作有一些认识和看法,同时也对未来的工作提出几点建议。

　　(1)通过对丰镐遗址大面积的普探,至目前为止我们在丰镐遗址工作过的区域内还没有发现城垣,而在丰､镐京遗址周边均发现有古河道和壕沟等水系遗存环绕,这些现象显示丰镐原本可能没有城垣｡至于西周王陵,目前在遗址内也未见任何线索,因此可能还须在遗址周边去寻找。

　　(2)今后的考古工作应在理念､宏观和微观不同层面做出调整与深化｡

　　理念方面:走出“证经补史”的传统史学思维方式,开展考古本位的学术研究。从传统文献指导下的历史探索转向考古本位的历史探索,从分期断代研究和重点遗存的发掘转向以文化遗产保护为目的的,多学科相结合的全方位的聚落考古｡

　　宏观方面:以聚落考古理念为指导,对丰镐遗址所在的沣河流域进行区域系统调查(Systematic Regional Survey)｡区域系统调查是在宏观的时空框架内探索人地关系､聚落布局演化､社会复杂化进程等重要问题的重要手段｡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聚落考古学传入中国,区域系统调查已在我国的聚落考古研究中有了不少实践案例,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作为西周都城的丰镐遗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历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表明在丰镐遗址所在的沣河两岸及周边更大范围内分布多处西周遗址｡利用区域系统调查方法对沣河流域及周边更大范围内西周遗址开展系统调查,以及在系统调查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发掘,将有助于认识丰镐遗址与周边遗址的关系,更深入理解丰镐在西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遗址内,对每个区域开展详细勘探,尤其是过去开展工作极少的中南部区域｡在勘探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的遗存进行发掘,通过发掘确认每个聚落单元,如手工业作坊遗址､道路和水系等的年代､性质,进而通过这种拼图式的工作逐渐掌握整个聚落不同阶段的布局状况｡

　　微观方面:对具体遗存现象开展多学科结合的精细化发掘,从问题提出､课题设计到田野发掘､相关现象解释与历史过程构建全方位开展真正的多学科合作,强调明确的､尽可能多的学术问题意识和重在解决学术问题的考古发掘,放慢速度,提高质量,在一定发掘面积内获取尽可能多的历史信息｡研究目标方面以发掘区域所能反映的古代人类行为为研究目标,对年代学､类型学､形成过程的相关研究都围绕这一研究目标开展｡目前大原村西南制陶作坊的发掘正是对这一理念的实践,通过精细化的发掘,尝试对制陶作坊的生产工艺､陶工的生活､制陶业的组织与管理､手工业与聚落等开展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3)随着考古科技水平的提高,多学科合作参与发掘成为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势｡但从目前情况看,科技考古介入程度不够,还需要相关科技考古人员实时加入田野工作｡在发掘前做好工作计划､发掘过程中同步提取样本和发掘后及时进行分析研究,真正做到多学科全方位合作研究｡

　　(4)丰镐遗址不仅是第一批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遗址,也是第一个在西安地区建都的都城遗址｡但同时它也位于西安市的近郊｡随着西部大开发进程,西咸新区的建立和发展,如何使得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和保护利用协调发展就成为一个重要且迫切的课题｡首先要经过详细充分的论证制订科学合理的遗址保护规划,否则保护规划未通过,势必影响遗址未来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反之,我们的考古工作也要以文化遗产保护为目的,使得遗址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利用｡

　　(作者:付仲杨 王迪 徐良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三代考古·八》2019年11月 　此处省略注释,详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