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作家认为海洋环绕的“人居世界”可分为三部分，将之命名为欧罗巴、亚细亚和利比亚，古罗马人继承了此划分方式并把利比亚改称阿非利加。中世纪前期，基督教吸收并融合了古希腊罗马的“陆地三分说”和挪亚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划分世界的犹太典故，欧亚非三大洲的洲际话语由此牢固确立。从本质上看，“陆地三分说”是欧洲中心主义对已知世界的认知和想象，它把文明与野蛮、自由与专制的对立以及等级观念，投射到世界不同区域及其民族身上，构成所谓“欧洲优越论”的逻辑起点。

　　关键词：陆地三分说；人居世界；欧洲中心主义；洲际想象；欧洲优越论

　　在陆地表面区域划分问题上，洲是沿用至今最重要的地理单位之一，它作为不可置疑的“地理常识”几乎被人们广泛接受。从源头上看，所谓“欧洲”、“亚洲”、“非洲”概念及其划分，来自古希腊罗马人把已知世界分为三部分的观念，即“陆地三分说”（Tripartite Division of the Earth）。在希腊化时代，它被犹太思想家拿来与挪亚三个儿子划分世界的圣经典故对应，而后经基督教吸收融合，到中世纪前期被确立为主导欧洲的世界认知范式。近代以来，以欧亚非为代表的洲际话语，被欧洲以外的地区广泛接受，成为各自区域的身份认同，也是地缘政治和文明范围的奠基性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陆地三分说”既是一种地理分类和空间区分，有助于界定和识别世界不同区域，也是一种文化想象与认同构建，蕴含着自我与“他者”、空间与等级、话语与权力等政治内涵。虽然人们广泛使用欧亚非洲际话语，但学界对该话语的产生、接受史以及思想内涵研究不够。本文拟从古典作家对“人居世界”的划分入手，考察公元前6世纪至15世纪末欧洲关于“陆地三分说”的历史演变，揭示背后蕴含的身份认同、权力关系和世界认知。

　　一、古典作家对“人居世界”的划分

　　早期文明伊始，人类就开始探索自身居住大地的形状、构造及划分，逐渐发展出被称为“地理学”的学问。在希腊语中，“人居世界”（οἰκουμένη/oikoumene）是关于人类所居住世界形状和范围的概念，源自希腊语动词“οἰκέω”（意为“居住”）。实际上，该词是古希腊人对已知人类居住世界的总称，因此也被理解为“已知世界”（known world）或“熟知世界”（familiar world）。由于材料匮乏，我们无法全面掌握“οἰκουμένη”一词在早期希腊的使用情况。该词主要被用来区分有人居住的世界和无人居住的世界，它的首次使用可能是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6世纪大殖民时代希腊人与更大范围的人群遭遇之时。通过在地中海范围内长距离旅行和探索，古希腊人对地中海以及周边世界有了明确认知，其知识精英对已知世界及其形状进行勾勒，推动了“οἰκουμένη”概念的使用。

　　尽管《荷马史诗》没有提及“οἰκουμένη”一词，但该书为后来古典作家探讨“人居世界”的形状奠定了基础。在讨论阿喀琉斯之盾（Shield of Achilles）的章节中，《荷马史诗》描绘了“锻造之神”赫菲斯托斯打造圆形世界之盾，整个大地被描绘为状若盾牌的平坦圆盘，其外围被一条大洋河环绕。公元前6世纪早期，著名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提出“地圆说”（Spherical Earth），即“人居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球面。

　　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人对“人居世界”的划分取得重要突破，这得益于以米利都为中心的爱奥尼亚学派（Ionian school）的贡献。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约前610—前546年）和赫卡泰乌斯（Hecataeus，约前550—前476年）等认为不存在单一世界大陆，“人居世界”被水道分为若干部分，这些部分被称为“洲”（ἤπειρος），意为被宽阔水道分隔的大片陆地。把“人居世界”划分为几部分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来自古希腊人的航海经验，古希腊水手进入爱琴海准备靠岸时，常把左舷方向称为欧罗巴，右舷方向称为亚细亚。但古希腊人在“人居世界”的划分问题上还存在以下几大分歧。

　　其一，陆地究竟应该分为两部分还是三部分。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利比亚应该被视为亚洲的一部分还是单独的一部分。古希腊地理学家赫卡泰乌斯强调，“人居世界”由两部分构成，欧罗巴在北部，亚细亚（包括利比亚）在南方；但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利比亚是第三部分。公元前5世纪，“人居世界”分为三部分的观念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希罗多德虽然对该观念表示疑问，但在《历史》叙述中仍沿用欧罗巴、亚细亚和利比亚三部分的表述。利比亚作为“人居世界”第三部分的直接有力证据是，公元前474年希腊诗人品达创作《皮提亚颂歌》，把利比亚与欧罗巴、亚细亚并列，称为第三大洲。

　　其二，几大洲的边界问题。几乎所有古典作家都认为，水道是洲际之间的分界线，但具体在哪里并不确定，仅有地中海作为欧洲和非洲之间的边界没有争议。关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边界，阿那克西曼德和赫卡泰乌斯认为是高加索的菲西斯河（Phasis）；随着希腊化时代地理知识的发展，这一边界被修订为塔奈斯河（Tanais，即后来的顿河）。关于亚洲和非洲之间的边界，人们通常认为是尼罗河。但希罗多德认为，把尼罗河作为利比亚与亚细亚的边界并不合适，因为尼罗河东岸也属于埃及；少数古罗马作家把苏伊士地峡作为亚洲和非洲的边界，不过主流观点仍然认为两者的边界是尼罗河。

　　其三，几大洲各自的面积和长度问题。古典作家对几大洲的面积作了估计，据说绘制首张世界地图的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欧罗巴、亚细亚和利比亚的面积差不多，而赫卡泰乌斯主张“人居世界”两大部分的欧罗巴和亚细亚（包括利比亚）面积一样大。就几大洲的长度而言，希罗多德认为欧罗巴的长度是其他两大洲的总和，他写道：“人们把世界划分为利比亚、亚细亚和欧罗巴三部分，在我看来这是令人惊讶的，因为三大洲之间相差太大。欧罗巴的长度相当于其他两大洲之和；欧罗巴的宽度，在我看来，也是亚细亚和利比亚加起来都无法比拟的。”

　　尽管古典作家对“人居世界”的划分存在上述分歧，但也有基本共识。例如，他们都认为陆地外围环绕着海洋，类似于一个“世界岛”，内部被水道分为若干部分。这条环绕陆地的海洋被称为“大洋河”（Okeanos/River Ocean），其名称来自古希腊神话中的泰坦巨人俄刻阿诺斯（Oceanus），分隔几块大陆的水道都通向大洋河。此外，古典作家普遍把地理方位与气候条件联系起来。古希腊人根据气候条件把大地分为温带、寒带、热带等气候带；除温带以外，其他地区因极度寒冷或炎热，被视为不适宜居住之地。

　　到希腊化时代，由于与外部接触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亚历山大东征后，“人居世界”的范围得到拓展。波里比阿写道：“由于亚历山大在亚洲建立的帝国和罗马人在世界其他地区建立的帝国，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变得可接触了……我们能够获得更好的知识，尤其是关于从前鲜为人知的土地真相。”“人居世界”的地理知识在希腊化时代极大增长，人们把欧洲与亚洲的边界从菲西斯河改为塔奈斯河，这种界定随后被古罗马地理学家继承。

　　与古希腊人一样，古罗马人对描绘“人居世界”也很感兴趣。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4—公元23年）系统总结了从荷马到埃拉托色尼的地理知识，认为“人居世界”是被海洋环绕的“斗篷状”（chlamys-shaped）巨大岛屿。老普林尼写道：“整个环状大地分为三大部分：欧洲、亚洲和非洲。世界起点在西部的直布罗陀海峡，大西洋在那里冲入并延伸到内海。从海洋进入时，右边是非洲，左边是欧洲，中间是亚洲；它们的边界分别是顿河和尼罗河。”

　　古罗马人通过持续军事征服，将地中海周边地区纳入统治之下，其世界观很大程度上受古希腊人影响，但也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和发挥。在拉丁语中，“人居世界”的词汇是“orbis terrarum”（意为“环状大地”），即罗马统治下的已知世界。古罗马钱币和图像中刻有权杖、地球、花环和船舵的图案，以及胜利女神（Victoria）脚踩在地球上的形象，象征着罗马征服整个陆地和海洋。普鲁塔克注意到，庞培“在三次胜利中征服了整个世界”，首先征服利比亚，其次征服欧罗巴，最后征服亚细亚。狄奥尼修斯对罗马的统治地位如此赞叹道：“罗马人的城市统治着整个陆地……她统治着所有海洋，不仅是赫拉克勒斯石柱以内的海洋，还有所有可以航行的外围大洋；她是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权力范围同时横跨日出之地和日落之地的城市。”为了加强帝国统治，古罗马人设置了许多行省，例如把原属迦太基的地区改称阿非利加行省，爱琴海以东设置小亚细亚行省（Asia Minor）、大亚细亚行省（Asia Major）等，体现了罗马帝国的洲际色彩。

　　二、欧亚非三洲的命名及其词源学

　　公元前5世纪，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谈及“人居世界”三部分的名称时说：“我无法想象为何会有三个名字（亚细亚、欧罗巴和利比亚），尤其它们都是女性的名字，被赋予一块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的陆地；我认为，也不应该把埃及尼罗河和菲西斯河作为边界线；我说不清是谁给这三块土地起的名字，或是他们从哪里取的绰号。”由此可见，在希罗多德时代，人们并不清楚三大洲名称由来，它们之间的分界线也不甚明确。

　　“欧洲”（Europe）一词的拉丁语为“Europa”，来自希腊语“Εὐρώπη”，由“εὐρύς/eurús”（意为“宽阔、广阔”）与“ὤψ/ōps”（意为“眼睛、脸、面容”）构成，意为“视线宽阔”或“范围宽广”。从词源学上看，该词主要存在“闪语说”和“印欧语说”等观点。“闪语说”认为，“Εὐρώπη”与阿卡德语词汇“erebu”、腓尼基语词汇“ereb”同源，意为“日落”或“西方”。学者迈克尔·巴里在一块亚述石柱上发现“ereb”一词，意为“日落（之地）”，与意为“日出（之地）”的“asu”相对。“印欧语说”对该词的闪语来源表示质疑，认为“Εὐρώπη”自线形文字B出现时就已在古希腊境内使用。此外，学者罗伯特·比克斯认为，该名称源于印欧人到来之前，他在古马其顿境内找到多处名叫“Eurōpos”的地方。“Εὐρώπη”与古希腊女神欧罗巴（Europa）同名。在古希腊神话中，欧罗巴是腓尼基国王的女儿，众神之王宙斯化作一头白色公牛诱拐了她，把她带到克里特岛，并生下儿子米诺斯（Minos）。“Εὐρώπη”一词更可能来自东地中海地区，根据文化迁移理论，该词与许多近东语言存在关联，很可能由从事航海活动的腓尼基人传入爱琴海地区。

　　目前已知最早从地理学上使用“Εὐρώπη”一词的是大约写于公元前6世纪的《荷马颂诗·阿波罗颂》，其写道：“特尔弗萨，我打算在这里建造一座最美丽的神庙，给所有人以神谕，在这里他们将永远为我献上完美的大祭。无论是生活在多岩石的伯罗奔尼撒人，还是生活在欧罗巴和被大海包围的岛屿上的居民，在寻求神谕时都会进行献祭。”欧罗巴在此被用来指称希腊半岛北部地区，与海岛和伯罗奔尼撒地区相对。作为“人居世界”一部分的名称，欧罗巴的称呼被阿那克西曼德和赫卡泰乌斯使用，而后被希罗多德沿袭。“亚洲”（Asia）一词源自希腊语“Ἀσία”，在古代语言中，亚细亚与欧罗巴几乎是含义相对的孪生词汇，因此该词的来源也具有“闪语说”和“印欧语说”不同观点。“闪语说”认为，“Ἀσία”来自闪族语系的阿卡德语词汇“asu”和腓尼基词汇“asa”，意为“日出”、“东方”，引申为“日出之地”。持“印欧语说”的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Ἀσία”早在线形文字B时期就存在于古希腊早期的人名和地名中，例如迈锡尼等地有个名为“Potnia Aswiya”的神祇；《伊利亚特》提及安纳托利亚西部卡斯特河岸上有个地方名叫“亚细亚草地”（Ἀσίω λειμώνι/Asian meadow）。在古希腊神话中，忒提斯和俄刻阿诺斯有三千个女儿即大洋神女，分散在四面八方，侍奉大地和海洋，其中就包括欧罗巴和亚细亚。

　　作为一个洲际概念，“Ἀσία”来自古希腊人对外部“他者”的称呼，并非亚洲人的自我称谓。在希腊语中，安纳托利亚（Ἀνατολή）意为“东方”、“日出”，该地通常被称为“小亚细亚”。虽然荷马和赫西俄德均提及“Ἀσία”一词，但直到赫卡泰乌斯和希罗多德等时，该词才被明确用于指称“人居世界”的一部分，尤其是希罗多德用“Ἀσία”来称呼安纳托利亚和波斯帝国，以区别于古希腊人所在的爱琴海以西地区。从地理范围看，“Ἀσία”的指称范围不断东延，从吕底亚（前13世纪）到安纳托利亚西部（前7世纪）、安纳托利亚半岛（前6世纪早期），再到安纳托利亚及以东广大地区（前6世纪晚期）。古罗马人征服东方后建立小亚细亚和大亚细亚两大行省，前者位于安纳托利亚地区（今土耳其地区），后者位于地中海东岸（今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

　　作为“人居世界”的一部分，指代地中海南岸的大陆名称经历从“利比亚”（Λιβύη/Libya）到“阿非利加”（Ἀφρική/Africa）的转变。“Λιβύη”源自一个名为“Libu”的柏柏尔土著部落，它在《奥德赛》中指埃及以西的肥沃地带，公元前6世纪泛指地中海南岸地区。到公元前1世纪，斯特拉波仍在使用“利比亚”概念。公元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罗马人攻占迦太基后，在新征服地区设立“阿非利加行省”（Africa Proconsularis），此后“阿非利加”逐渐取代“利比亚”成为“人居世界”第三部分的称谓。

　　从词源学看，“Ἀφρική”源自希腊语“Ἀφρικανός”（意为“不冷”），拉丁语为“Aprica”（意为“阳光充足的”）。有关非洲名称的来源有许多不同理论，流行观点认为，“Ἀφρική”来自埃及以西一个土著部落阿非利（Afri），其阴性形式为“Africus”，意为“阿非利人之地”，该词后来泛指地中海以南的区域。另有学者认为，“Ἀφρική”来自腓尼基词汇“ʿafar”（意为“尘土”），后者与拉丁语后缀“ica”（意为“土地”）组合起来的新词即“尘土之地”（a land of dust）。该词也可能源自柏柏尔语“ifri”（意为“洞穴”，引申为“穴居者”），被利比亚西北部的柏柏尔部落巴鲁伊夫兰（Banu Ifran）使用。

　　上述词源学考察表明，欧罗巴和亚细亚很可能来自近东地区的闪语，通常与太阳所在的方位有关，分别对应西方（occidens，意为“日落之地”）和东方（oriens，意为“日出之地”）。公元前6世纪赫卡泰乌斯的《大地环游记》（Periodos Gés）分为“论欧罗巴”和“论亚细亚”两卷，对“人居世界”两大部分分别给予地理描述，表明最晚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存在欧罗巴和亚细亚的洲际概念。利比亚最初在亚细亚范围内，公元前5世纪早期发展为独立的洲际概念，从而构成“人居世界”的第三部分。随着地理知识的不断增长，洲际概念的范围从爱琴海沿岸逐步向腹地扩展。欧罗巴从希腊扩展到泛希腊地区，到中世纪前期向西、向北扩展，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欧洲。亚细亚一开始指爱琴海东岸的安纳托利亚西部，后来扩展至与古希腊人对立的波斯及其周围地区，再后来泛指欧洲以东区域。利比亚/阿非利加起初仅指地中海南岸的小块地区，后来扩展为对地中海以南、尼罗河以西区域的统称。

　　三、“三大洲”观念在中世纪欧洲的确立

　　起源于古希腊的“陆地三分说”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地中海区域其他文化元素，例如，罗马人把“人居世界”第三部分的称谓从利比亚改为阿非利加，希腊化时代犹太思想家把它与挪亚三个儿子划分世界的犹太典故相对应。中世纪前期，在融合古希腊罗马和犹太人关于世界划分的观念基础上，基督教对欧亚非三大洲进行神学解释，使之成为主宰中世纪欧洲的地理观念。地图史学者大卫·伍德瓦德分析道：“随着古典传统影响的减弱，《圣经》的来源变得更加突出。虽然最初是罗马式的，但世界三分图式的基本结构，应归功于挪亚后裔在大地上居住的传统。闪、含和雅弗的家族在地图上经常被完整列出，他们的名称来自《创世记》中的章节。”

　　作为早期基督教世界认知的主要来源之一，挪亚三个儿子划分世界的观念集中体现在《圣经·创世记》第10章“列邦列国”（The Table of Nations）的民族志叙述中。其中说道，大洪水过后挪亚的三个儿子分散到世界各地，构成各地人群的起源：“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含、雅弗。含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该叙述还对挪亚三个儿子给予不同评判，闪和雅弗受到祝福，含及其后裔被诅咒要做其兄弟的奴仆。在希伯来语中，“Shem”（闪）意为“名字”，“Ham”（含）意为“炎热”或“黑色”“Japheth”，（雅弗）意为“宽阔”或“扩展”。值得注意的是，“列邦列国”叙述只是笼统提及挪亚三个儿子及其后裔分散在各地，并未专门命名各自的领地。

　　亚历山大东征开启了希腊化时代，到公元前3世纪，一些犹太人逐渐接纳古希腊的“人居世界”观念。《圣经》七十士译本对希腊语词汇“οἰκουμένη”的使用达44次，主要出现在《诗篇》和《以赛亚书》中；七十士译本把两个希伯来语词汇“图片”和“图片”均翻译为“οἰκουμένη”，其中“图片”的翻译使用更为频繁，有33次。随着犹太思想与希腊思想的交流碰撞，一些犹太文献吸收通行于希腊世界的地理知识，例如大地的形状以及划分，并与犹太传统的世界观对接起来。根据公元前2世纪中叶犹太教文献《禧年书》中的描写，挪亚把大地分给三个儿子，闪得到“大地中间”的温带，其中锡安山“位于大地肚脐的中央”；含分得炎热的南部地区，而雅弗分得寒冷的北部地区。很显然，这种世界划分观念受到古希腊有关洲际划分和气候理论的影响，同时又把它纳入《圣经·创世记》的解释框架中。

　　生活于希腊化城市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思想家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公元前20—公元50年）在其著作中使用了欧洲、亚洲和利比亚的概念，但没有把它们与挪亚三个儿子的领地联系起来：“如果我家乡的城市得到你们善待，那么受益的就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人居世界各个地区的无数其他城市，无论它们是在欧洲、亚洲还是利比亚。”目前已知最早将希腊罗马的欧亚非三大洲与挪亚三个儿子领地明确对应的做法，出现在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公元37—100年）的《犹太古史》中。约瑟夫斯指出，雅弗的后代分布在欧洲、含的后代在非洲、闪的后代在亚洲：“挪亚的儿子雅弗有七个儿子，他们最初居住在塔努斯和阿曼努斯山一带，后来从亚洲一直延伸到塔奈斯河，主要居住在欧洲”；“含的子孙控制着……阿曼努斯山脉和利巴努斯山脉一带的国家……这个地区已经改名为利比亚，它得名于梅萨乌斯的一个儿子；我将说明它为什么也被称为阿非利加”；“挪亚的第三个儿子闪有五个儿子，他们住在亚洲，从幼发拉底河开始，直到印度洋”。

　　受《圣经》的影响，早期基督教思想家认为，人类世界的区分是在大洪水之后出现的，他们把挪亚三个儿子的领地与希腊罗马的三大洲对应起来，频频借用闪、含、雅弗的典故来解释三大洲的由来。4世纪教父、乌加大拉丁文版《圣经》译者哲罗姆，从《圣经》中寻找世界划分为三大洲的依据，“（大洪水过后）挪亚把世界分作三部分给三个儿子闪、含、雅弗为业，这三部分分别是亚洲、非洲和欧洲”。教父奥古斯丁描绘了三大洲的面积：“整个世界由亚洲、欧洲和非洲构成。这并不是平等的划分。亚洲从南边延伸到东边和北边，欧洲从北边延伸到西边，非洲从西边延伸到南边。欧洲和非洲合起来占据世界的一半，亚洲单独占据另一半。”5世纪中叶里昂主教尤歇尔（St. Eucher）强调挪亚三个儿子的领地与欧亚非三大洲对应，“大洪水过后，挪亚的三个儿子占据着世界的三个部分。闪的后代延伸到亚洲或东方，含的后代延伸到非洲或南方，雅弗的后代延伸到欧洲……或西方”。

　　到中世纪前期，欧亚非三大洲与挪亚三个儿子领地之间的对应关系牢固确立起来，这种对应关系还体现在当时的地图绘制上。中世纪基督教发展出一种“世界地图”（mappae mundi），成为时人理解天地和宇宙的重要方式。T-O地图是中世纪欧洲有关“陆地三分说”的理想化表达，它把世界图像浓缩成直观具体的图形公式，为中世纪基督教的世界认知确立基础模型。T-O地图起源于7世纪塞维利亚主教伊西多尔，其百科全书著作《词源》（Etymologiae）成为中世纪基督教有关世界地理知识的基础。《词源》第14章《地球及其组成部分》写道：“地球（orbis）由于是圆形而得名，因为它像一个轮子，这个轮子被称为‘圆盘’（orbiculus）。事实上，流动的海洋以环状围绕在它的外围。陆地被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叫亚洲，第二部分叫欧洲，第三部分叫非洲。”在伊西多尔看来，欧亚非三部分分别对应挪亚三个儿子的领地。

　　与古希腊罗马时期相比，“陆地三分说”观念在中世纪欧洲有了新发展。首先，加入闪、含、雅弗，并与亚非欧三大洲形成直接对应。在T-O地图的世界呈现中，T嵌在O之中，O象征着环绕陆地的海洋，T代表着把陆地分为三部分的三条主要水道，构成三大洲的分界线，即地中海（欧洲与非洲之间）、顿河（欧洲与亚洲之间）与尼罗河（非洲和亚洲之间）。

　　其次，认为亚洲面积最大，是欧洲和非洲面积之和。在古希腊人的“陆地三分说”观念中，通常认为欧洲的面积是亚洲和利比亚的总和；而在中世纪基督教观念中，亚洲通常单独占据地图上半部分，欧洲和非洲合起来占据下半部分（各占1/4）。亚洲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面积上，还由于它是《圣经》诸多场景的所在地，伊甸园、亚拉腊山、耶路撒冷等都位于亚洲。前往东方的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朝圣，是中世纪基督徒的一项传统。

　　再次，就地图方位而言，与古希腊人通常以北方作为上方位不同，中世纪世界地图一般把东方置于地图上端。这主要借鉴了犹太人的做法，在希伯来语中，“北方”（图片）和“南方”（图片）分别代表着左和右，暗示东方为上的思想。东方（亚洲）位于上方位还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因为在基督教观念中，东方作为天堂伊甸园的所在地，象征着光明和生机。

　　最后，世界的中心不再是爱琴海地区，而是基督教圣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作为世界中心的观念来自犹太人，“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她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她的四围”。该观念后来被中世纪基督教继承，并进行符合基督教神学的解读，耶路撒冷通常被描绘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中心点。

　　现存的绝大多数中世纪地图不是为旅行设计的，而是体现了基督徒对世界的理解，地图上布满密密麻麻的点、线和坐标，描绘了基督徒的希望与恐惧，代表着“救赎的地理”（Geographies of Salvation）。尽管中世纪的世界地图不太关注地理的准确性，更多强调历史和宗教信息的传递，但其中清楚地强调欧亚非三大洲及其区分，并与挪亚三个儿子的领地对应起来，体现在中世纪欧洲众多的历史、宗教、地理、文学等文献中，表明“三大洲”观念在当时已成为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地理知识。13世纪英国教会作家巴托罗缪（Bartholomaeus Anglicus）写道：“正如伊西多尔所说，世界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亚洲，第二部分是欧洲，第三部分是非洲。古人是这样划分的，但这三个部分并不均等，因为亚洲单独占世界一半，欧洲和非洲加起来占世界另一半。如果把世界从东到西分成两半，会发现亚洲在一边，欧洲和非洲在另一边。大洪水过后，挪亚的三个儿子分别统治着世界的三个部分：闪及其后代在亚洲，雅弗及其后代在欧洲，含及其后代在非洲。”

　　四、欧洲中心主义下的洲际想象与权力秩序

　　到15世纪末，随着“地理大发现”的开展，欧洲航海家在欧亚非三大洲之外“发现”了新大陆，传统的“陆地三分说”逐渐被修正。哥伦布从不认为他到达了一块新大陆，而主张它是亚洲的一部分，即“印度”；但人们很快发现这是一块完全独立的大陆，不久以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的名字命名。虽然在世界地理中增加了美洲和澳洲等其他大洲，但欧亚非的基本框架和地理范围维持下来，成为现代世界地理知识体系的基石。这种夹杂了想象和偏见的地理知识，借助欧洲的军事扩张和文化霸权，渗透到人们的区域身份和世界认知中，参与塑造欧洲和非欧洲地区的历史，从而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一）欧洲的“他者”想象与洲际身份塑造

　　“陆地三分说”把已知世界人为划分为欧亚非三部分，代表了以欧洲为中心认知和想象世界的方式，其实质是为了区分自我（欧洲）与“他者”（非欧洲）。在自我和“他者”的世界二分法下，欧洲自视为文明和先进的一方，非欧洲则是野蛮和落后的另一方。“西方”和“东方”是欧洲人认知和划分世界的另一组概念，它与洲际划分相结合，形成欧洲即“西方”、非欧洲即“东方”的刻板印象。源自闪语的“东方”一词起初并无负面意义，但在洲际划分基础上，欧洲人把自我等同于西方，将“东方”视为“他者”，对“东方”予以负面解读。在欧洲的异域想象中，“东方”通常被描绘为野蛮人和异教徒的聚居地，希罗多德、老普林尼等古典作家认为，东方居住着狗头人、胸前长着五官的无头人、单腿或四条腿的人以及其他样貌怪异的半人半兽状邪恶生物。这种带有偏见的“东方”形象长期存在于欧洲人的观念和话语中，并在相当程度上导致对外部世界的傲慢态度。

　　欧洲以洲际想象为中心的世界认知与古希腊的野蛮人观念密切相关。古希腊人把世界人群分为两大类别：希腊人（Hellenes）和野蛮人（barbaroi），来自亚洲和利比亚“边缘地区”的野蛮人构成希腊人的“镜子”，即非我族类的负面类型。然而，粗略统计创造和使用洲际概念的古希腊地理学家出生地，不少人并非出生于希腊本土或所谓欧洲地区，而是来自小亚细亚沿岸的希腊城邦。那些身处“亚洲”的希腊人处于异族强国（例如吕底亚和波斯帝国）频繁威胁之下，使之对身份认同高度敏感，因此通过创造不同洲际概念来明确自己的文化身份。作为参照物，外部“他者”帮助欧洲建构了洲际身份和理想的自我形象。从古希腊开始，亚洲被视为主要的外部“威胁”，几乎是欧洲永恒的“他者”。古罗马学者瓦罗把亚洲定义为“所有不是欧洲的东西”，“正如所有的自然都分为天空和大地一样，参照天空的区域，大地也分为亚洲和欧洲”。从欧洲的角度看，亚洲作为想象的对立面，并非由于它具有明确的特性，其存在的价值不过是用于衬托欧洲的“优越性”。

　　作为一种洲际身份认同，欧洲人的自我认识是一个不断清晰的过程。在历史上，所谓“欧洲”并非一个固定的地理空间，起初它的范围仅限于爱琴海西岸地区，而后逐步向西向北扩展，罗马军事扩张和基督教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开始，欧洲与希腊的范围并不明确，欧洲有时包括希腊，有时仅指希腊北部接壤地区（不含希腊）。进入罗马帝国时代，整个希腊地区被并入罗马版图，希腊独立于欧洲的观念逐渐消除，借助于罗马的军事扩张，欧洲的范围扩大到帝国西部地区。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开始被用来指称西部教会辖区。在中世纪早期拉丁语文献中，“欧洲”一词出现频率较低。732年，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率军在普瓦提埃战役中打败阿拉伯军队，成功阻止后者越过比利牛斯山，该事件被当时的编年史家视为“欧洲人”（Europeenses）的胜利。到800年，加冕后的查理曼被称为“欧洲之王和欧洲之父”（rex，pater Europae ）。在加洛林时期，欧洲通常指法兰西、德意志西部和意大利北部的核心区域，北欧、西北欧、东欧绝大部分地区尚未纳入欧洲的地理范畴，这些地区的居民也不认为自己是欧洲人。10—12世纪，欧洲经历“欧洲化”过程，既是宗教信仰层面的基督教化，更是地理身份层面的“欧洲化”，即原先缺乏欧洲身份认同的人开始明确认同欧洲并自称欧洲人的过程。到1300年左右，“欧洲”已成为被广泛认同的地理区域和文化身份。从但丁和彼特拉克等人的作品中看到，诗人但丁在其拉丁语著作中13次提及“欧洲”一词，彼特拉克对该词的使用更为频繁。

　　此外，欧洲的洲际身份塑造需要来自外部“他者”的刺激。古典作家习惯把希腊人与波斯人的冲突，抽象化为“欧洲”与“亚洲”的敌对。希罗多德在总结希腊人和波斯人长达几个世纪的宿怨时写道，“波斯人声称亚细亚以及居住在那里的外国人都是属于他们的，但欧罗巴和希腊民族是与他们迥然不同的”。随着阿拉伯帝国在东方的崛起，欧洲人认为自己面临着强大且具有威胁性的“他者”，即伊斯兰教不断向西扩张。“十字军东征”是促成欧洲认同发展的重要事件。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渲染”外部威胁，呼吁保卫欧洲免遭穆斯林入侵，“欧洲是世界的第三部分，我们基督徒只生活在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世界的这一小部分受到突厥人和撒拉逊人的战争威胁。三百年前，他们征服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现在，他们企图吞并欧洲其余地区”。

　　到14、15世纪，来自东方的“威胁”进一步刺激欧洲人的洲际身份认同。奥斯曼人的西侵不仅规模庞大，而且持续时间更久，特别是1453年存在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国被奥斯曼人灭亡，引起欧洲社会极大恐慌。在许多欧洲人看来，拜占庭帝国灭亡导致“基督教欧洲”（Christian Europe ）和“穆斯林亚洲”（Muslim Asia）之间形成明确区分。基督教欧洲通常把穆斯林描绘为邪恶、恐怖的“他者”，通过贬低对手以塑造理想的自我形象：“西方需要构建一个关于穆斯林的‘他者’形象，这是一个主导前现代关于伊斯兰教话语的双重过程。一方面，它创造出完全陌生和邪恶的撒拉逊人、摩尔人和突厥人形象……另一方面，这种明显错误印象的产生使西方基督徒得以界定自我。从某种意义上说，穆斯林成了理想基督徒自我认知的反面形象，这种理想认知把欧洲人描绘成英勇、高尚、信奉真神和纯正信仰的人。通过贬低对手，西方基督徒提升了自我形象，并在面对力量更强大、文化更成熟的敌人时试图建立自信。”

　　（二）洲际等级体系与欧洲中心主义下的权力秩序

　　“陆地三分说”既是欧洲对已知世界的认知和想象，也代表一种权力秩序。欧洲人根据“文明”程度的差异，把已知世界的不同区域划分为若干等级，欧洲位于该等级体系的顶端，亚洲和非洲的重要性依次降低，从而形成“洲际等级体系”（continental hierarchy）。洲际等级观念源自古希腊的自我中心主义，以希腊人所在的爱琴海地区为中心，距离中心越远就越野蛮，从大地中心到边缘的旅行是一场从文明到野蛮的穿越。学者卡普兰指出，“当希腊人努力理解与他们接触的民族和地区时，遂形成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它把希腊人与野蛮人区分开来，并将世界在空间上组织成不同的单位，即洲……各种各样具有独特习俗的民族被分配到其中”。夹杂着文化想象和误读的希腊中心主义（Hellenocentrism），把文明程度与地理位置联系起来，成为“证明”希腊人“优越性”的手段。古罗马人沿袭自我中心主义，把罗马城视为世界的中心，通过修筑密集的道路网络通向罗马所征服的各个地区，并赋予居住在帝国边陲的民族以蛮族身份。作为欧洲中心主义的前身，古希腊罗马人的自我中心主义直接影响了后世欧洲人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认知，衍生出所谓“文明”和“野蛮”的世界二分法，成为其文化自信和心理优越感的源头。

　　由于早期基督教的亚洲渊源，亚洲的重要性在古代晚期一度有所上升，例如奥古斯丁、伊西多尔等都强调亚洲的重要地位，亚洲取代欧洲在T-O地图中占据上半部分的关键位置等。但这种情况由于伊斯兰教在亚洲的崛起逐渐发生了改变，到中世纪中后期，基督教势力基本退回到欧洲范围内，欧洲逐渐与“基督教世界”（Christianitas）的范畴重合。在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影响下，不少基督教学者从《圣经》中寻找欧洲优于其他洲的依据，贬低东方（亚洲），抬高西方（欧洲）。在中世纪欧洲，洲际等级体系结合《圣经》对闪、含、雅弗的不同评判，从神学层面为欧洲中心主义提供支撑：欧洲是雅弗及其后裔的大陆，是基督徒的大陆；作为闪及其后裔居住地的亚洲，虽然有着辉煌的过去，但被置于欧洲之下的从属地位，加上东方民族的固有属性，已陷于停滞和野蛮状态；非洲大陆的情况更为糟糕，他们作为含的后裔被判作其兄弟后裔的奴隶，沦为所谓的“黑暗大陆”（Dark Continent）。

　　可以说，蕴含等级观念的洲际划分体现了欧洲中心主义下的权力秩序，欧洲自视为世界的中心，认为这种中心既是地理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基于此，洲际划分是一种使欧洲凌驾于其他地区之上的方式，强调欧洲与非欧洲之间的区分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不同，更是文明程度的差异。具体来说，洲际划分在地理环境和政治制度两个层面，建构了所谓的“欧洲优越论”叙事。

　　一方面，从各大洲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出发，强调欧洲与非欧洲在气候、风俗、人种等方面的差异性，人为论断所谓欧洲“优越”而非欧洲“低劣”。希罗多德认为，希腊人内在倾向自由，而野蛮人倾向被奴役和被统治，原因是不同民族性格由不同的土地所孕育，严酷的气候造就坚韧和热爱自由的希腊人。希波克拉底从气候环境对人类身体和性格的影响出发，认为欧洲优越于亚洲的原因是：欧洲寒冷多变的气候条件使其居民勇猛和自由，而亚洲和非洲的炎热气候带来疲乏和专制。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认为希腊位于最理想的中间地带，“既具热忱，也有理智；精神健旺，所以能永保自由”，有资格“治理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这种“环境决定论”把不同地区人群之间的差异归因于自然条件，从而“确定”欧洲优于非欧洲地区乃客观环境所致。

　　另一方面，不尊重各地政治文化的差异性，认为欧洲是文明程度最高和治理最好的地方，虚构出欧洲“自由”而非欧洲“专制”的神话。从希罗多德、埃斯库罗斯等古典作家开始，波斯（亚洲）“专制”而希腊（欧洲）“自由”的形象就已确立起来，波斯君主政体被视为专制主义的代表和亚洲典型的政治统治模式。在欧洲中心主义话语下，欧洲人把东方（亚洲）等同于“专制”，制造出“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的刻板印象。此霸权话语引申出来的逻辑是：欧洲自诞生起就优越于其他地区，欧洲作为文明的最高代表是其他地区的标杆和模范，“欧洲之所以对世界其他地区保持领先地位，是因为人类的思想在这里取得了最大进步”。欧洲人自诩掌握了人类发展方向的“制高点”，强调由于非欧洲人的野蛮属性，自己无法发展出高度发达的文明，所以需要欧洲人来改造，从而赋予欧洲人统治其他人的“正当性”。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写道：“没错，希腊人应当统治野蛮人，而不是野蛮人统治希腊人……他们是奴隶，而我们是生来自由的人。”

　　从本质上看，“陆地三分说”作为欧洲中心主义对已知世界的认知和想象，并非客观公正的划分，它把文明与野蛮、自由与专制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及等级观念，投射到欧洲、亚洲和非洲及其民族身上，构成所谓“欧洲优越论”的逻辑起点。洲际划分体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在看似合理的表面背后暗含着不同文明和价值观的优劣对比，从而为“欧洲优越论”制造“合法性”基础，确立欧洲对非欧洲的文化自信和心理优势，作为攻击和否定非欧洲地区的依据。

　　在前现代时期，所谓“欧洲优越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幻觉。与同一时期的亚洲、非洲相比，欧洲在许多方面并不先进，更不优越，甚至欧洲的文化也非原创。从源头上说，古希腊和欧洲的文明要么来自非欧洲地区，要么受到后者的深刻影响，并在发展过程中与非欧洲地区存在密切交流和互鉴。东地中海地区历来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前沿，中世纪欧洲文明持续受到欧洲以外地区（如中国、印度和阿拉伯）的滋养和影响。例如，“欧洲”的名字源自一个被诱拐的亚洲女性（欧罗巴）；希腊早期文明的创造者是来自西亚和中亚的古印欧人，古希腊的语言、文化、医学、科学等深受埃及和两河流域等地的影响；主导中世纪欧洲精神世界的基督教发源于亚洲；揭开近代欧洲序幕的文艺复兴很大程度上是阿拉伯文化传入的结果。学者马丁·贝尔纳在《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中指出，作为欧洲文明之根的古希腊文明，其根源要追溯到亚洲和非洲，它本身深受东方（尤其是埃及和闪语地区）的影响。可以说，并不存在一个完全孤立的欧洲文明，欧洲的发展是由欧洲和非欧洲地区共同推动的。然而，为确立对“他者”的优越性，欧洲人通过对“亚洲起源的失忆”（amnesia of her Asian origins），否定自身的东方起源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外来元素，建构起发端于古希腊罗马、经中世纪基督教传递接力、再到近代文艺复兴的单一线性叙事，其根基是一个排外的、理想化的古希腊文明。

　　结  语

　　人类居住的蓝色星球是一个椭圆形球体，从海陆分布和地质构造看，传统上被称为“旧大陆”的欧亚非大陆（Afro-Eurasia）是一个连续的地理整体，俗称“世界岛”，欧洲只是这块大陆向西北方向伸出的半岛状陆地，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曾把欧洲称作“亚洲大陆的小岬角”。古希腊人在地理知识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对已知世界进行划分，不仅把每个大洲内部想象为同质，夸大各大洲之间的差异性，而且带有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过分突出欧洲的“优越性”，贬低非欧洲的地位。实际上，前现代时期的非欧洲人也有自己的世界划分办法，他们基本从未使用“亚细亚”或“阿非利加”的概念，更不接受所谓的野蛮人观念。然而，到了近代，在欧洲的强势扩张和话语霸权下，非欧洲地区的世界认知沦为边缘性话语而被忽略乃至被遗忘。由于被纳入欧洲主导的世界体系，非欧洲地区经历了“自我东方化”过程，尽管他们不熟悉也不愿接受强加给自己的洲际身份界定（实际是外来的身份认同），这印证了马克思的名言：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鉴于洲际话语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历来有不少学者试图加以突破。例如，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主张以文明为单位重新划分世界，他归纳了历史上出现过的26种文明形态，构成所谓“文明区域”概念：埃及、苏美尔、中国、印度、犹太、西方、拜占庭、伊斯兰、俄罗斯等，这是对传统洲际概念的突破。但是，汤因比提出的文明区域过于零碎和庞杂而不便使用。1997年，地理学家马丁·路易斯和历史学者卡伦·魏根发表《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强调“洲”的概念是一种元地理学神话，提出重新划分为10个“世界区域”，例如东亚、东南亚、南亚、西南亚和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北美、拉丁美洲、欧洲、俄罗斯和东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这一观点挑战了传统的洲际划分办法，但仍在使用带有欧洲色彩的洲际话语和范畴。此外，关于世界区域的重新划分，非欧洲地区并非完全处于“失语”状态，也有若干尝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批判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基础上，依附论学者提出“中心—外围”理论，毛泽东提出著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在剖析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根源基础上，阐发对世界划分的非欧洲中心论理解，在亚非拉世界产生较大影响。

　　需要明确的是，目前广为接受的洲际话语体系并非中立的概念，它本身即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是欧洲人两千多年来认知和想象已知世界的“元概念”，更是欧洲霸权在地理领域的重要象征。以欧亚非为代表的洲际话语的使用和推广，反映的是欧洲（及其前身古希腊）对区域划分和世界认知的话语主导权，通过权力与知识的联手，使欧洲标准成为世界标准，其目的是使欧洲和西方凌驾于其他地区之上。在欧洲人的话语运作和权力操控下，非欧洲地区的人们有意或无意地接受了欧洲“制造”的地理框架，被迫戴着“欧洲中心论”的有色眼镜审视自己和观察世界。作为被非欧洲地区沿用近五百年的地理话语和身份认同，欧亚非等洲际划分已经渗透到当地民众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习惯中，想要撼动绝非易事。很显然，用欧洲制造的洲际话语来破除“欧洲中心论”是不现实的。在全球化的今天，寻找一种更为客观中立、更加公正合理的替代性世界区域划分概念，具有不容忽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也是区域研究今后应当努力的方向。

　　（作者艾仁贵，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