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公众对文化遗产的关注度持续升温。在博物馆临时展览中，考古成果专题展正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考古成果不再仅仅停留于学术论文与专业报告中，而是加速走入公众视野。

　　国家文物局在《“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中强调，要加快考古成果转化利用，“深入挖掘、整理、阐释考古成果，准确提炼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实现多层次、多渠道成果转化，更好体现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时代价值”。将考古成果通过博物馆向公众展示，是加快考古成果转化利用的重要渠道。这种“考古—博物”的联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路径。那么，考古成果该如何转化为公众可感知的历史叙事？其中，“地层记录”是基础，“展览文本”是桥梁，“人的叙事”是核心，“身份共鸣”是目标，本质上是从“出土”到“入心”的文化传承过程。

　　首先，从“地层记录”到“展览文本”：考古成果的博物化编码逻辑。考古是通过“地层—遗迹—遗物”构建“时间—空间—文化”三维记录的科学，其核心是“地层逻辑”——每一件文物的“出土位置、层位关系、伴出器物”都承载着历史的“原始信息”。然而，这些专业的“地层记录”要进入博物馆成为“展览文本”，必须经历“博物化编码”的转化，转化为大众容易理解和接受的展览形式与内容。这一编码过程不是简单的“搬运”，而是从“专业话语”到“公众话语”的建构，即博物馆策展人在保留考古科学性的前提下，重构文物的“空间叙事”与“功能语境”，让观众理解文物在古代社会中的功能与意义。

　　如在南京江宁华西村六朝墓群考古成果展中，策展方运用“出土文本”概念，将墓葬中随葬的陶俑、青瓷器、墓志等遗物按原始位置关系进行组合展示。一组出土于墓道两侧的“持盾武士俑”与“骑马鼓吹俑”，被置于模拟墓道的空间中，辅以灯光与音效，营造出庄严肃穆的送葬队列氛围。这种基于考古层位划分与功能组合的展陈设计，使观众得以超越“孤品欣赏”的局限，理解文物在古代丧葬仪式中的系统性角色，实现了从“物的陈列”到“情境还原”的跃迁。这种“编码逻辑”的转换，是考古成果进入博物空间的关键一步，也是实现“由物及人”的基础。

　　其次，由“物的存在”到“人的在场”：文物叙事的历史主体激活。博物馆的职责不仅是文物的陈列展示，更是为讲述历史活动中的人。考古成果的公众传播若仅停留在器物的材质鉴定、工艺解析或年代考证上，便只能构建冰冷的“物的编年史”，唯有将文物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唤醒那些制作、使用、传承它们的“历史主体”——古人的生命经验与社会关系，才能让静默的展品转化为连接古今的情感媒介。传统展览常陷入“物本位”的叙事困境，即去情境化的呈现，导致文物与观众之间形成认知隔膜——观众看到的是“物的存在”，却感受不到“人的在场”。当代博物馆创新实践表明，成功的叙事重构需通过“再情境化”策略激活历史主体。

　　如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在“大运河街肆印象”常设展中，对此做出了典范性探索。展览以隋唐至明清的运河沿线城市生活为主题，通过沉浸式场景复原，将大量考古出土的陶瓷、钱币、工具、文书等文物嵌入“市井生活”的叙事脉络。一组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开元通宝”与“波斯银币”，被置于“胡商旅邸”的复原场景中，配合多媒体动画，讲述唐代扬州城作为国际商港的繁荣景象：来自中亚的商人们如何在此交易香料、珠宝，又将丝绸、瓷器带回西域。在“漕船工坊”展区，则展示了淮安板闸遗址出土的铁锚、木构件与造船工具，结合口述史资料与匠人影像，还原了明清时期漕运工人“劈木凿舟、逆流而上”的艰辛劳作。在这里，文物不再是孤立的“历史见证”，而是“人”的生活片段——商贾的逐利、工匠的智慧、船夫的汗水，共同编织出大运河千年流动的文明图景。

　　最后，从“知识接收”到“身份共鸣”：博物传播的文化自信生成。博物馆观众的认知过程遵循从观看到联想、从视觉信息接收到思维发散并建构意义的一般规律。考古成果展览的深层目标并不是成为知识普及的公共平台，而是成为培育历史认同与文化自信的公共平台。当观众从被动的“知识接收者”转变为积极的“文化参与者”，依托文物载体实现了“由物及人、由史及己”的情感共鸣，通过情感共鸣与当代连接，最终实现了考古成果的社会价值转化。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在“因运而生——大运河街肆生活展”中，通过“古今联动”的叙事策略，成功实现了这一转化。展览不仅展示历代运河文物，还设置了“非遗工坊”与“互动体验区”。观众可亲手尝试“雕版印刷”这一源自扬州的传统技艺，印制带有运河诗画的纪念卡片，也可参与“漕粮计量”游戏，体验古代官吏如何用“升斗”测量漕米。更值得一提的是，展览专门开辟“当代运河守护者”板块，通过影像与实物，展示现代水利工程师、文物保护志愿者、非遗传承人如何延续运河文脉。这种“过去—现在”的对话，让观众意识到：大运河不仅是历史遗产，更是仍在流淌的“活态文明”，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其传承的一分子。

　　同样，苏州吴文化博物馆在“考古探吴中”展中设置了“考古盲盒”与“模拟探方”互动区，观众可亲手“发掘”仿制陶片，体验考古工作的严谨与乐趣。这种参与式设计，打破了“博物馆＝高墙深院”的刻板印象，让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在动手实践中建立起对民族文化的亲近感。当一个孩子小心翼翼地刷去“土层”，发现一枚仿制的“吴国青铜镞”时，他不仅学到了知识，更在心中种下了“我是江南文化继承者”的种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谱系研究”（24VRC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