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珍贵记录，也是连接过去与未来、沟通中国与世界的“信物”，蕴藏着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和卓越智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

　　苏峪口西夏瓷窑址因其在技术传承、民族互动、文化交流方面的巨大人文价值，自发现以来引起了考古学界高度关注，并入选“2022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跻身“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候选名单。随着2025年西夏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之紧密相关的苏峪口西夏瓷窑址再次受世人瞩目。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苏峪口西夏瓷窑址出土了大量兼具中原意境、江南韵味、西夏风情的精细白瓷，是“汉韵羌风”深度交融的鲜活阐释，生动反映了两宋时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风貌。

　　深山藏身，再见天日于一朝

　　贺兰山绵延起伏于宁夏西北部，形似万马奔腾于天际，为西夏三大神山之一，在西夏语中称为“兰山”。隐身在贺兰山深处的苏峪口西夏瓷窑址，位于贺兰山东麓中段的苏峪口内约10公里处的中缸窑子，是迄今发现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西北地区精细白瓷窑遗址。窑址区位于北高南低、北窄南宽的山坳处，窑炉就势建于山坳处中部的冲沟两侧斜坡上。窑址半径300米内密集分布着瓷土矿、石英矿、石灰矿、煤矿、水源等，可见当时这里已形成了闭环式瓷器生产系统。根据出土钱币分析判断，窑址盛烧于西夏早期（1038—1085），至西夏晚期（1205—1227）仍在生产，但生产规模较小，西夏灭亡后废弃。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复旦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对苏峪口西夏瓷窑址连续开展系统性考古发掘，共清理出6座窑炉、6组作坊、9处盛放瓷土遗迹、5处辘轳遗迹、5处加工石英遗迹、30余处研磨石英遗迹。窑址占地4万平方米，包括若干个生产组合，每个组合由两座馒头窑和一组成形作坊组成，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窑场，首次揭示了两宋时期单个完整窑场的规模构成。窑址出土1400余件精细白瓷、窑具、铜器和50余万件瓷片、动物标本，另有少量铁器和陶器。瓷器以精细白瓷为大宗，既有碗、盘、盏、碟、花口瓶、梅瓶、玉壶春瓶、执壶、罐、洗等日用瓷，又有白瓷板瓦、瓷鸱吻残块等建筑构件。少量匣钵外壁戳印“官”字，匣钵盖划刻西夏文“白”字。据此可确认，苏峪口瓷窑址为西夏宫廷用瓷烧造地，具有西夏官窑性质。

　　技术传承，兼收并蓄于一身

　　因北方瓷土中的三氧化二铝含量很高，影响瓷土的可塑性，所以对生产温度要求较高。为此，苏峪口西夏瓷窑采用二元配方技术，即在胎土中添加含量在70.8%—75.1%的石英（脉石英），以改变瓷胎性状、结构。这种配比更为接近景德镇的瓷土品质，即使生产温度不是很高，也能烧制出颜色更白、质地更细腻、玻璃质感和透光度高达40%的薄胎精细白瓷。这种技术为两宋时期全国窑场的首次发现，成功将我国瓷胎二元配方技术的出现时间从元代提前到宋夏时期，在中国窑业技术上也是独树一帜，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唐代北方地区的传统窑炉类呈马蹄形，经过宋代工匠持续改造后，多由条砖砌筑，出现了适应以煤炭为燃料的炉栅（窑箅）和排渣坑。作为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最完整的瓷窑炉栅遗迹，苏峪口西夏瓷窑址虽在形制上沿用当时流行的窑炉，却在砌筑材料上选用加工成长条形的贺兰山岩石，这是当时西夏窑工在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思想主导下的创新。在11世纪中叶前后的宋代，我国出现了用煤烧瓷的技术，最早见于当时技术水平最高的定窑、耀州窑和磁州窑等窑场，直到金代，北方很多地区才普遍用煤烧瓷。苏峪口西夏瓷窑当时就采用了先进的烧煤技术，并不逊色于定窑、耀州窑和磁州窑等。

　　汉韵羌风，多元聚合成一体

　　苏峪口西夏瓷窑址的马蹄形馒头窑、筒形匣钵、精细白瓷产品等承袭了北方窑业传统和北宋定窑制瓷技术精华，体现中原器物的文人意趣，反映了北宋皇室和文人士大夫阶层青睐素面薄胎白瓷的审美趋向。这种跨越地域的相似性，证明宋夏之间存在工艺技术方面的交流。窑址中具有西夏特色的瓷板瓦、瓷鸱吻和香插等，诠释了《辽史》中所记载的“夏人善工巧”。苏峪口西夏瓷窑烧造的精细白瓷碗、炉、罐、香插、板瓦，与西夏陵、贺兰山西夏离宫及寺院等高等级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的胎釉特征完全吻合，尤其是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出土了较多与苏峪口瓷窑址同类产品。

　　此外，苏峪口西夏瓷窑址出土的瓜棱罐、花口碗等，其器型装饰、胎釉特征和内蒙古库伦旗辽墓（约1080年）出土的器物也很接近。苏峪口西夏瓷窑在西夏晚期衰落后，宁夏灵武窑相继兴起，瓷器以体现金代审美的剔刻花黑釉瓷和化妆白瓷为代表。西夏与宋、辽、金的交往交流是长久而持续的，并且受到对方技术、审美的影响，生动展现了这一时期的生产技术传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和合共生的特征。

　　文化交流，南北精华融一炉

　　苏峪口西夏瓷窑址出土的主要是精细白瓷，胎质洁白、釉色温润，素面为主，常见花口、瓜棱和篦划纹等简单的装饰，特别是高圈足碗、瓜棱深腹罐等典型器物的釉色、器型，不仅与定窑素面瓷器类似，也与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的景德镇湖田窑青白瓷极为相似，带有薄胎透影、瓜棱器型、素雅平淡的江南审美基因。用釉封匣钵口的装烧技术，在北方地区使用较少，主要流行于南方的越窑。苏峪口西夏瓷窑址出土的匣钵均用釉封口，比传统覆烧法烧制成功率提高了30%。其审美风格，也与北方以装饰取胜的耀州窑、定窑等有较大差别，与以造型、釉色取胜的南方龙泉窑及南宋官窑、建窑等颇为接近。由此推测，当时西夏瓷窑与南方地区也有交流。

　　苏峪口西夏瓷窑之所以能够形成特色鲜明的“贺兰窑”，在于既能承袭定窑窑炉技术、湖田窑釉料配方等，又能进行矿物煅烧、石砌窑炉等改良。这种南北技术融合以及技术本土化，反映了西夏与南北方频繁的文化交流，既是西夏对中华文明作出的积极贡献，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物证。

　　（作者系宁夏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