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内的三房湾地点曾发现了密集的红陶杯分布区，据发掘者估计总数超过220万件。陶杯占出土陶器的绝大多数，其他类型的陶器如陶塑动物、陶纺轮等仅有零星发现，发掘简报推测该区域可能是主要生产陶杯的场所。发掘区内还发现有少量遗迹，如陶窑、黄土坑和黄土堆积（泥坯料）以及“洗泥池”等。发掘者因此敏锐地推测出：如此庞大的产品（红陶杯）数量，已经远远超出了城址本身的需求，必然还供给周边区域使用，说明石家河城很可能是大洪山南麓乃至江汉平原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生产地和集散地，这也说明石家河城在该区域具有特殊的地位，是全区域的聚落中心、经济中心。笔者非常赞同“产品集散地”的说法，并认为三房湾地点是一处“商行”遗迹，为上古文明的商业起源提供了绝佳的例证，略论如下。

　　圆形“货物囤”：陶杯的去向

　　三房湾地点已经发掘的文化层包括两大层，上文化层属于“后石家河文化”，分布在第①至第③层及其叠压单位；下文化层自第④层以下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为了保护重要文化遗迹，第⑥层以下尚未发掘。第⑤层层面信息显示，红陶杯的平面分布颇有规律：大多数陶杯围绕一个中心呈圆形分布，形成一个“货物囤”，而这些“圆囤”大致东西排列成三行、南北排列成三列。如果这些堆放中心大致无误，那么它们很像是市场牙行中的“百隧”。

　　成熟的市场，如张衡《西京赋》载：“廓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成都新繁镇的市肆画像砖反映了汉代市场的全貌，图中显示，市场有十字交叉形市巷（阛）连接四门（阓），中心有一市楼（旗亭），市巷两旁的纵横列肆就是“百隧”，三个角隅之处有货栈（东北缺）。班固《两都赋》云“九市开场，货别隧分”，这里的“隧”字通“隊”或“墜”，许慎《说文解字》“隊，从高坠也”。市场中的“隧”就是排列成行的堆积，俗称“牙行”，又称“星货铺”。唐李匡乂《资暇集》卷中：“肆有以筐以筥，或倚或垂，鳞其物以鬻者，曰星货铺，言其列货丛杂，如星之繁。今俗呼为星火铺，误也。”三房湾遗址排列成行的“货物囤”就是最早的“星货铺”。

　　此外，在中间一行“圆囤”的西侧，有一处呈东西向长方形排布的两列堆积，两列之间有一窄长的空隙，使得南边的条状堆积窄于北边，我们推测中间的空隙对应于货物棚的脊梁，货物棚有两面坡式的盖顶，南边的坡面窄，北边的坡面宽。这符合“市肆”的特点，《华阳国志》载“修整里阓，市张列肆”。崔豹《古今注》卷上“都邑第二”载：“肆，所以陈货鬻之物也；店，所以置货鬻之物也。”这里所说的“肆”相当于后世的“柜台”，是陈列售卖货物的窗口；“店”相当于存放货物的仓库。“铺面”朝南开，前台后仓。

　　三房湾遗址的方形店肆可能是“零售店”，而圆形“货物囤”可能是“批发市场”。“货物囤”中的堆积，一般从外圈开始发货，故可见中心小圆圈多有保留。三列“圆囤”的中间一列基本售罄，之后左右两列的“圆囤”，再分别向对应的中间“圆囤”供货。这表明，此地并非个体销售的自由市场，而是实行统购统销，故能有组织地安排中间铺位优先发货。

　　现存的红陶杯有大量破损，应该是被挑选之后剩下的残次品，也有可能是位于底层的产品被上层产品叠压所致。因此，将此类遗迹解释为“祭祀遗迹”是难以理解的，用残次品何以“致敬于鬼神”？据发掘者统计，陶杯的分布密度为每平方米有407件，推算整个三房湾“制陶区”5510平方米范围内埋藏红陶杯可达220万件。实际被售卖出去的成品远超这个数值。这绝非本地所能生产，当然本地产品应该也投入了这个市场，而且有可能是最大的生产厂家，所谓“工商近市”，此地既是产地也是市场，但更主要的是货物集散地和“批发市场”。

　　酒香四溢：陶杯的用途

　　石家河古城位于大洪山山前丘陵与江汉平原衔接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三房湾地点在石家河古城南边的低洼区、护城河边，而护城河与城外的水系东河（巾水）—西河（杨水）相连，水路交通十分便利，具备成为货物集散地的基本条件。三房湾有连通城内外的水门，水门之内就是码头，因此“水门—码头—市场”三位一体。种种迹象表明，石家河古城的繁荣与商业贸易的发达密切相关。

　　商业贸易中，酒业是利润丰厚并且最先得到发展的行业之一，它比器物制造的需求更大，消费周期更短，市场更广阔。三房湾遗址出土陶杯的器形，以斜直腹杯、斜弧腹杯、喇叭口卷沿杯三类数量最多，直壁和弧壁杯又可分为薄胎杯与厚胎杯两种。石家河文化时期，大口薄胎杯的数量明显偏多，厚胎厚底杯的数量偏少；至“后石家河文化”（旧称“肖家屋脊类型”）时期，厚胎厚底杯的数量则明显增加，喇叭口卷沿杯的数量陡增。厚胎杯与喇叭口卷沿杯的容量很小，有的仅能容下一根手指，这显然不是用来饮水的，而是酒杯。

　　三房湾遗址数量庞大的酒杯，折射出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酒业十分发达，与之相应的是酿酒用的厚胎尖底缸在石家河文化中也有大量的发现。这种尖底缸与仰韶文化中的小口尖底瓶一样，都是适于沉滤和酒化的酿酒器具。在石家河古城西护城河外侧的印信台上发现大量有规律放置的“套缸”遗迹，反映了祭祀酒神的壮观场景。

　　在三房湾瓮棺葬W6填土内发现一组8个因烧结而套叠在一起的薄胎彩陶杯废品，具有屈家岭文化晚期陶杯的典型特征，这说明此地从屈家岭晚期已经开始制造和售卖酒杯。屈家岭文化的另一种酒杯是高把杯。薄胎杯和高把杯的容量都比较大，以至于将其视为水杯也并无不可。但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尤其是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厚胎厚底杯和喇叭口卷沿杯基本取代了薄胎杯和高把杯；同时发生变化的还有屈家岭文化的尖底锅和大口直沿尖底缸，被石家河文化的炮弹型折沿厚胎尖底缸所取代，其基本趋势也是体积和容量大幅度减小，而数量却大大增加。前者适于作糖化沉滤器，后者适于作酒化沉滤器。酿酒的过程就是利用谷芽或者曲霉等发酵，将谷物中的淀粉转化为糖，再进一步转化为酒精。由糖化沉滤器向酒化沉滤器的演进，意味着两个时代的酿酒技术发生了较大变化，后者的酒精纯度得到提高或者增加了某种添加剂。

　　有研究者认为，“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碳十四年代大致跨越了公元前2200—前1800年，涵盖了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晚期至新砦期的完整阶段，因此“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已跨入夏代纪年。这使我们联想起发明酒的文献记载，《战国策·魏策二》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夏桀和商纣是两位著名的“以酒亡其国”的末代君王。《太平御览》卷843引《世本》曰：“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酒醪”是用“糵”（谷芽）酿制的醴酒，即今甜酒，或以为“糵酒”就是啤酒，总之属于最低度的酒，饮之何以至于“亡国”？令人殊难理解。故有必要对古代的酿酒之术略加考证。

　　《尚书·说命下》载“若作酒醴，尔惟麯糵。”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有曲酒和谷芽酒，分别相当于文献记载的“麯酒”（黄酒类）和“糵酒”（啤酒类），后者可能就是传说中仪狄发明的“亡国旨酒”。《天工开物·酒母》载：“古来曲造酒，糵造醴。后世厌醴味薄，遂至失传，则并糵法亦亡。”《齐民要术》中只记载了“麯法”而没有“糵法”，可见“糵法”已经失传。“旨酒”味薄反而能“亡国”，可能是因为酒中含有“麻蕡”之类的兴奋剂，“用麻来达到一种神经失常的状态”。

　　据《国语·楚语》记载：“古者民神不杂……民神异业”，有“巫觋”以“通神明”；其后“九黎乱德……夫人作享，家为巫史”；至颛顼帝“绝地天通”“使复旧常”；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考古学界一般认为，石家河文化就是“三苗”的遗存，按文献所载正处于“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状态，就是人人都作祭祀，家家都有巫史，这就需要大量的酒杯进入千家万户，“以通神明之德”，从而导致石家河古城形成了以红陶杯为主业的销售和批发市场。这种需求在客观上刺激了农业、酿酒和酒具制造业、商业贸易和运输业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加快了文明化的进程。但是“麻蕡”的大量泛滥，必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并且引发外来势力的入侵。一般认为，“后石家河文化”的终结是中原文化南下（“禹征三苗”）的结果，从三房湾“商行”遗址的兴衰来看，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