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而言，城市研究始终是一个重要课题。学术界普遍认为，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城市诞生于南部冲积平原。约公元前3500年，乌鲁克遗址发展成为面积250万平方米、人口约5万人的中心城市，城市中心是被围墙环绕的仪式性或功能性的公共建筑群，形成了纪念碑式的景观，也开启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长达3000年以城市为核心的社会进程。这种城市营建方式一般被解读为宗教意识形态、社会阶层分化、权力支配关系的具象化表达。

　　20世纪30年代，柴尔德提出“城市革命”理论，首次将城市的地位提升到文明起源总体标准的高度，认为城市是文明起源过程中一系列社会、经济、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变革的舞台。这一观点影响极为深远，像乌鲁克城的起源模式、规划布局就被长期视为美索不达米亚甚至世界范围内的典范。

　　近年来的发现与调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考古发现，以及2015年以来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遥感考古调查，对传统观点形成了一定的补充。

　　形成过程：布拉克的向心整合

　　布拉克遗址（Tell Brak）位于叙利亚境内的喀布尔河流域。1938年，马洛万在此进行了试掘，在遗址中心最高处揭露了著名的“眼睛庙”。20世纪70年代，布拉克发掘重新启动，获取了许多公元前5—前4千纪的新资料。

　　2004—2007年，琼·奥茨带领的团队在卫星图像的辅助下，对以布拉克遗址为中心约300万平方米的范围进行了区域系统调查，调查结果揭示了布拉克遗址的城市扩张过程，也颠覆了以往对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低水平发展的认知。

　　经过调查，布拉克主丘周围共发现6处分散的聚落群，时间在公元前4200—前3900年，形成次级土丘，与主丘组成总面积55万平方米的城市，次级土丘上的人口密度也相对较大，地表的陶片密度几乎与主丘相当。公元前3900—前3400年，原有的次级土丘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形成了连在一起的5个新聚落群，并将主丘与次级土丘之间的空地填充起来，使得城市的总面积增加到约130万平方米。

　　有学者认为，在布拉克遗址的城市化过程中，虽然主丘最高处始终都有神庙建筑，但是城市的扩张主要表现为郊区定居点无规划的、低密度的、不连续的整合，即从外围向中心的向心整合。这种情况说明，最初的城市聚合并不依赖精英强制力，而是不同社群自主的、无等级的意外结果。

　　此外，布拉克遗址的城市增长速度也暗示着其人口不可能完全来源于自然增长，可能与人口流动或移民有关。2002—2003年，亨利·莱特及其团队在布拉克遗址周围15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公元前4200—前3900年，布拉克城市周边至少有聚落82处；公元前3900—前3400年，城市周边的聚落约有92处，聚落规模与前一阶段相当，这些聚落集中在布拉克遗址东南部，而布拉克遗址西部、北部的大部分早期聚落都被废弃，从这些聚落迁出的人口可能构成了布拉克城市扩张过程中人口的主要来源。

　　布拉克遗址的考古发掘和调查，不仅将城市起源的时间提前到公元前4200年，也重建了城市起源的过程，这样的资料是其他任何遗址都不具备的。不过这些认识还不足以削弱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在城市起源议题中的重要性。因为，尽管布拉克遗址的遗存中本地陶器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但自公元前3900年开始，南部的文化因素持续增加，目前尚不能排除其城市化过程中来自南部的影响。

　　规划布局：拉格什的多中心布局

　　拉格什（Lagash）城是同名城邦的首都，是公元前3千纪苏美尔早王朝时期最大的城市之一。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在沙特拉镇以东24公里处的希巴遗址（Tell al-Hiba）发现了碑文，确定了该遗址为拉格什。在60—90年代进行的多次调查和发掘表明，该城市始建于约公元前2900年，至公元前2600年时规模达到最大，约500万—600万平方米。

　　2019年，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考古学家组成联合团队，通过地表调查、近地遥感、航天遥感、磁力梯度测量等手段，对公元前2600年的拉格什城核心区近300万平方米的范围进行了重新考察。结果显示，城市核心区的居住遗迹主要分布在四个不连续的土丘上，占地大约200万平方米，密度极高的建筑与街道清晰可见。其中，两座土丘的外围各有至少两道5—10米宽的围墙，另外两座土丘被河道环绕，并沿河建设了数座码头。这些土丘之间被没有居住遗迹的空地自然分隔开，空地的性质可能是季节性的沼泽、湿地。但随着用于居住的土丘不断抬高，这些空地也可能被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工业垃圾填埋。

　　根据文献记载，拉格什城内共有五座神庙，此前的发掘揭露了其中两座，供奉金星女神伊南娜的伊戈尔神庙和供奉城邦守护神宁吉尔苏的巴格拉神庙，二者分别位于不同的土丘之上。最新调查表明，二者之间还存在一座未经发掘的大型建筑。

　　这些证据表明，拉格什的城市规划是多中心、不连续的，每个土丘都有自己的区隔或界限，但又具有相同的城市认同和国家认同。这种模式的提出，揭示了美索不达米亚早期城市规划的多样性。不同于乌鲁克遗址以神庙为中心的布局，拉格什在城市营建之初，似乎是将分布于湿地沼泽环境中的多个“龟背”形岛屿整合起来，岛屿上原有的神庙建筑因此得以保留，成为新兴城市的多个中心。诚然，拉格什考古调查项目所揭示的新模式及其衍生的对城市起源与发展的新解释，仍需要考古发掘和岩相学等研究的验证，但这种思路对我们思考原生城市与次生城市之间的差异与关联，具有重要的启发。

　　权力转变：阿斯兰丘的政治变革

　　阿斯兰丘（Arslantepe）位于安纳托利亚东南马拉蒂亚平原（Malatya Plain）的中心地带。20世纪30年代，被一支法国考古队发现，从1961年开始，意大利考古学家开始对该遗址进行持续发掘。

　　公元前3800—前3400年，阿斯兰丘的建筑遗迹已覆盖整个土丘。在土丘西部地势较高处，发掘者揭露了一座神庙建筑。这座神庙拥有石砌的墙基，整体呈边长约20米的正方形，主室东北侧墙壁的两个壁龛之间用红色颜料绘有壁画。东北角的一间侧室内存放着大量斜唇碗，东南角的侧室地面上保留着大量印纹块。这反映了当时的仪式情境与再分配活动及由此衍生的劳动力集中化密切相关。

　　公元前3350—前3000年，阿斯兰丘在原有建筑的废墟之上重建。土丘西南坡上建起了一组气势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建筑群内有两座神庙，二者的规模都远小于上一阶段的神庙，表明民众可能从仪式的参与者变为旁观者，显示出仪式与集会功能的整体削弱。这一阶段，神庙内的斜唇碗只有寥寥几件，更多的斜唇碗存放在位于神庙西南侧、上下双层的仓储建筑内。该建筑由3个20平方米左右的大房间组成，西南侧墙壁的残高接近3米，其中一角保留了二层的部分地板。在一层的地面上发现了大量的储藏罐；南侧的房间内只有5件储藏罐，其余遗物是上百件斜唇碗。部分陶器应保留了封印在口部或肩部的印纹块，掉落在地上或掉进罐内，此外，每个房间的角落都有堆积着的印纹块，共计130余件，应是被有意识地丢弃在指定的存放点。

　　发掘者认为，这些证据表明，阿斯兰丘在公元前3400年前后，发生了迅速而剧烈的变化，虽然统治集团与宗教之间的意识形态没有中断，但出现了非常复杂的行政系统和等级森严的官员阶层，他们通过印章操作和赋予印纹块以记录价值，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管理、记录了经济交易，并发展出以世俗为基础的中央集权政治、经济控制体系。尽管阿斯兰丘的规模只有4.5万平方米，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但它遵循了不同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发展模式，率先完成了从宗教权力到世俗权力的转化。

　　美索不达米亚

　　近年来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新进展极大丰富了美索不达米亚早期城市研究的内涵，在城市的形成过程、规划布局、权力转变等方面，对以乌鲁克城为单一范例的传统观点形成了有效的挑战和补充。

　　布拉克遗址的重要发现，打破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优越性神话，揭示出与冲积平原截然不同的城市起源基础，包括社会自发的整合方式和由外向内的形成过程，让学术界不得不基于北部的参照系，重新思考“苏美尔崛起”的动因。拉格什考古调查项目的成果揭示了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多样性，传统观点中的圈层式布局，只是乌鲁克城初创阶段或乌尔、巴比伦、尼尼微等城市在中央集权统治下的特殊规划，不能代表早期城市、城邦扩张时期的一般形态。阿斯兰丘虽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城市，但它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的权力转型，促使学术界重新思考宗教在城市起源与发展中的作用，“王权从天而降”的模式是否用意识形态叙事掩盖了世俗权力在维持城市运转与等级结构方面的现实功能。

　　这些认识为我们勾勒出一部更加完整的美索不达米亚早期城市发展史，也留下了更多值得深思的问题。例如，北部的先发城市为何在早王朝时期走向衰落，南部的后发城市何以延续和扩张，不同的城市整合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宗教与世俗权力的集中化进程。这些问题的解决将进一步深化我们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认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