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墩大墓考古发现战国晚期最高等级楚国墓葬，该墓虽被多次盗扰，但棺椁保存比较完整，出土各类文物1万余件，内涵丰富，等级高，是2024年度中国考古的一项重大发现，也是2024年中国网上的热点话题，备受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关注。关于该项发现的价值和意义，无疑是多方面的，现从以下方面略谈几点初步认识。

　　1.武王墩大墓是迄今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虽有盗扰但保存状态良好的楚国最高等级大墓，属于楚王级别墓葬。文献记载和墓葬时代、墓内出土遗物、文字互相印证，墓主明确，即战国晚期的楚考烈王熊元。

　　该墓是经过科学发掘的极少数战国时期国王级别大墓之一。迄今，考古发掘的东周时期楚系墓葬超2万座，其中属于高等级贵族大墓的，有令尹级别的，如淅川下寺2号墓；有封君级别的，如江陵天星观1号墓、信阳长台关1号墓；有大夫级别的，如荆门包山2号墓、江陵望山1号墓、枣阳九连墩1号墓等。荆州熊家冢楚王墓仅发掘了车马坑等附属遗存，未发掘主墓。这些令尹、封君和大夫级别墓葬的椁室只有7个或5个分室，墓坑比武王墩1号墓小得多，而武王墩大墓有9个分室，墓坑边长达51米。武王墩大墓的2100余亩陵园和148米长车马坑，也大于熊家冢楚王墓陵园的731亩面积和132.6米长车马坑。

　　武王墩大墓的发掘填补了科学发掘楚系墓葬中顶级墓葬的空白，完善了楚墓的等级序列资料，为研究楚文化的丧葬习俗、社会等级与礼乐制度、宗教信仰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从该墓的棺椁来看，不仅体量巨大，而且结构精巧，每块板材都有位置编号，多重木墙和盖板之间紧密扣合，榫卯相连。如此大量的木料和复杂的设计构造，不仅体现了墓主的雄厚实力，而且显示当时存在经验丰富的专门机构在组织设计与施工。椁盖板上墨书文字中的“南集府”“北乐府”与过去李三孤堆大墓出土铜器铭文中的“六室”“少府”“太府”等，还是当时楚国宫廷内的专门服务机构的历史记录。

　　位于其南侧，与之关系密切的李三孤堆大墓在20世纪30年代被盗掘，留下了诸多遗憾和未解之谜。该墓曾出土过多件含楚宣王、威王、考烈王、幽王等楚王和太子、王后刻铭内容的青铜器，墓主一般被认为是楚幽王。武王墩大墓的科学发掘弥补了李三孤堆战国晚期楚王级别大墓被盗掘的遗憾，解决了被盗掘造成的诸多未解之谜，如墓室棺椁结构之谜、随葬品摆放位置与功用之谜等等。楚国晚期定都寿春期间最重要的两个王——考烈王和幽王的墓葬的发现完整地展现了楚国晚期的社会与文化面貌，呈现了楚国最后的辉煌。

　　2.该墓随葬铜鼎44件，其中包括迄今所见楚国最大的铜鼎。其中的9鼎8簋8簠青铜礼器组合，象征了最高等级——王的用鼎制度。20件编磬、50件套琴瑟和鼓、竽等乐器保存完好，制作精美，极尽奢华。这些礼乐器全面呈现了楚文化最高等级的礼乐制度，显示楚文化对西周礼乐制度与文化的认同和传承。汉代以后，以青铜礼乐器为权力和地位象征的文化现象已不复见，因此，该墓完整的青铜礼乐器组合不仅是两周时期礼乐制度的最高等级典型代表，也是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青铜礼器的最后余晖。

　　3.考古发现所提供的诸多新材料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失，大大扩展了我们对楚文化和楚国历史的新认识。比如，与青铜器同出的各种动植物遗存为我们研究楚国高等级贵族的食物种类与饮食习惯、献祭物品与祭祀方式等提供了重要资料。过去我们知道甲骨占卜主要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以殷墟商晚期大量甲骨文为甲骨占卜的高峰，至西周早中期已很少见，仅在周原、北京昌平白浮等少数西周遗址、墓葬中偶见。代之而起的是蓍草占卜的数字卦筮卜，西周遗物上常见这类数字挂符，《周易》《连山》《归藏》是流传下来的这类筮卜记录，过去楚墓里也曾出土过《连山》《归藏》类简册。本次武王墩大墓出土的经过钻凿灼烧的卜甲说明甲骨占卜在战国晚期仍然存在，使我们对战国时期的宗教信仰和占卜文化等有了新认识。

　　4.武王墩大墓的发掘提供了探讨寿春城遗址结构布局，确定寿春城性质与地位的关键信息。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为避强秦而迁都寿春，寿春城成为楚国的最后都城。考古发现显示寿春城由一系列遗址构成，如柏家台一带高等级建筑基址群、寿滨小城、西南小城、出土多件龙纹玉璧的状元一号玉器窖藏、出土著名的楚国免税通关证书——鄂君启节的邱家花园遗址、出土十八整版楚国金币“郢爰”的花园村遗址、牛尾岗制陶作坊遗址、楚国中小型墓葬分布区、位于瓦埠湖东侧的楚国高等级贵族墓葬分布区等等。武王墩、李三孤堆大墓的考古发现证明楚国建都寿春虽不足20年，但仍具有王都气象。

　　5.战国晚期，秦楚争锋，楚在西方居于守势，然失之桑榆，收之东隅，楚威王灭越，考烈王灭鲁，楚国与楚文化在东方与东南方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武王墩大墓资料为我们理解“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信心的历史背景与底蕴，探讨楚国如何经营东方地区，楚文化如何整合东方、南方文化，进而认识楚国、楚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提供了重要实证。

　　武王墩大墓的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记载，为我们研究、认识秦统一前夜的战国晚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提供了重要史料。

　　楚都寿春时期正是秦统一的前夜，齐楚燕秦韩赵魏七雄争胜，逐鹿中原。孟尝、平原、信陵、春申四公子礼贤纳才，合纵连横，为我们带来了“鸡鸣狗盗”“毛遂自荐”“脱颖而出”“无妄之灾”等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武王墩大墓和邯郸赵王陵、临淄齐王陵、新郑韩王陵、临潼秦东陵等一起成为这段风谲云诡的战国风云的历史见证，而武王墩大墓是其中迄今为止唯一科学发掘且保存良好的王墓。

　　楚考烈王本人曾作为质子长期生活在秦国，又娶赵国人李园之妹为后。武王墩墓葬内的随葬品也呈现出多国多元文化荟萃的特征，显示出秦大一统前夜列国之间密切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互动、交流，如来自三晋的铜器、来自秦国的漆器（从漆器的器形和文字看，武王墩大墓出土的漆器与秦东陵被盗出的漆器存在明显关系）、来自百越文化的铜器，甚至有来自北狄鲜虞族所建中山国的铜器和欧亚草原地带游牧文化风格的青铜带饰等。

　　楚文化对汉文化有强烈的影响，武王墩大墓正处于战国向秦汉的历史过渡时期，在这方面也有明显的表现。该墓随葬了大量乐舞人俑，以俑代人的陪葬现象既是早期高等级楚墓，如熊家冢墓前大量乐舞人员殉人坑的代替，体现了战国晚期楚文化中人道观念的兴起，也开启了秦汉时期高等级墓葬大量随葬人俑的先河，显示了楚文化对秦汉文化的重要影响。从这里可以看到，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汉代墓葬中大量陪葬陶俑现象都不是突然出现或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我们从战国楚墓甚至更早的长江流域文化传统中就可以找到其源头。

　　武王墩大墓的考古发掘是一次秉持“大考古”“精细化”发掘理念，预先制定周密发掘计划，文物保护与多学科研究同步开展的科学发掘。展示利用与遗址公园规划也几乎同步进行，我们相信这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将很快与大家见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