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名词当副词或形容词使用，是今天考古学语言的时髦使用方法，譬如“何以中国”“考古中国”等，这是今天考古学成为一级学科或显学后的一种语言姿态。

　　但问题依然是老问题，即为何以及如何考古。为什么考古？回答很简单：为了研究历史；那么如何考古呢，回答也很简单，正如《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所说的：“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不过这样开宗明义的简单回答只是为了与其他学科，特别是与以文献或语言文字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划清界限。之所以要与历史学划清界限，正是因为考古学很容易与历史学混淆。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但研究目的仍是一致的。夏鼐说过，考古学和历史学是广义历史研究下的车之两轮和鸟之双翼。那么，考古学会不会遭遇像历史学那样是否为科学的怀疑与讨论呢？虽然目前尚无公开发表的文章表示明确的怀疑，但从学者们有关考古学的“主体性”“真实性”以及能否“复原古代历史”等方面的讨论看得出，这种疑虑是存在的。

　　有学者指出，在自然科学领域，主体性很少成为问题；但在艺术学科中，主体性则成为需要彰显的对象。考古学研究可以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考古资料的提取和描述；第二部分是对考古资料的解释。考古学的第一部分实际上与自然科学无异，没有太多必要讨论主体性问题。但考古学是通过物质遗存研究人的学科——从人的活动到人的社会，再到人的精神生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透物见人”。如是，考古学则又是纯粹的文科，与历史学无异。

　　透物见人，这个人是谁？见的是什么样的人？不同的考古学派见到的是不同的人。传播学派看到的是人群的移动、族群的迁徙和文化的传播，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则更多关注人的能动性、阶层的构成、社会组织方式、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权力的分配、运动规律等。美国俄亥俄州凯尼恩学院考古学家乌尔班曾举过一个例子，用以说明不同流派考古学之间的区别。就一把出土的石斧而言，过程论者可能会问它的适应功能是什么，后过程主义认为它有可能还意味着男性的第二性征；而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则会想知道从这把石斧的使用中谁会受益，它是社会中所有人都能获得的，还是只有少数人垄断了这一工具？用于制造物品的石头是少数人进口的吗？它的分配给斧头制造者是一种对那些工匠行使权力的方式吗？等等。过程论者和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都是唯物主义者，但他们对唯物主义和考古学在识别和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理解却是截然不同的。

　　同样是透物见人，但被国际考古界标签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派的透物见人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考古学认知。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物，但研究目的不是物而是人，是古代社会，所以“透物见人”实际上成为考古学家与古物古董爱好收藏者的分水岭：“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便是这些具有社会性的实物，是器物的整个一类型，而不是孤单的一件实物。后者是古董……考古学的目的是研究人类的古代情况。”

　　俞伟超在《古史分期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中系统使用考古材料对古史分期提出看法，特别是用考古资料论证我国奴隶制，强调以物论史、透物见人。通过大量考古学材料，作者论及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阶级、社会结构，从而对古史进行分期。马克思、恩格斯的古代社会理论认为，就其经济形态的特征来说，古代社会发展的逻辑过程是：在原始公社制和封建制之间，要经历家内奴隶制和劳动奴隶制两个阶段。俞伟超认为，我国夏商周三代处于家内奴隶制阶段，春秋晚期至两汉发展到具有自身特点的劳动奴隶制阶段。他对铁器出现之初的农业生产条件、人祭、人殉和人俑制度、刑徒以及墓地形态和大土地所有制等考古学材料进行观察，论证我国古代奴隶制经历了两个阶段，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古代社会的一般规律。

　　苏秉琦对石峡文化的研究，也是“透物见人”的经典。他在《石峡文化初论》一文中通过对铲、锄、钁类石质生产工具的观察和分析后指出：“‘耕作农业’代替了原始农业。原来以女子为主要劳动力的农业变为以男子为主要劳动力的农业，从而使社会关系不能不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在发生变化，反映出原始公社氏族制解体过程的开始。”值得注意的是，墓葬中随葬多种木工专用工具的现象，说明手工业至少已经部分地从农业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部门。苏秉琦最后对墓葬中所反映出的阶级分化倾向的观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透物见人”实践的范本：“与此相应的是墓葬所反映的阶级分化的倾向。一类：主要随葬品是石钺和镞，伴以成组玉器，大量生产工具及成组陶器；墓坑特殊，或主要随葬石琮和石镞，伴以玉石瑗、环、坠等及成组陶器。二类：主要随葬石镞，伴以相当数量的生产工具，墓坑规模较小。三类：只随葬少量生产工具，伴以少量陶器，墓坑规模又小于前者。四类：只随葬少量陶器。四类墓葬的明显差别在于前两类集中地随葬大量兵器与生产工具，以及象征主人具有特殊地位的钺与琮及其他贵重物品；后两者则只少量生产工具和陶器而无任何兵器及贵重物品。生产手段与财富都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与暴力手段的垄断相结合，这是阶级社会的特征。社会分裂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条件已初步具备，原始社会解体到了最后阶段。”

　　正是苏秉琦对石峡文化中琮与钺的功能分析和话语方式，成为后来考古学家们在分析考古学文化时所袭用的技术路线，譬如张忠培根据良渚墓葬中的玉殓葬即玉琮（或玉璧）与玉钺出土情况，对墓主人的身份进行区分。他认为玉琮（璧）代表神权，玉斧代表军权。据此可将墓葬分为几等：其一，出土有玉琮（璧）和玉斧者，意味着既掌宗教祭祀权，又握军权者；其二，仅出土玉斧者，意味着仅掌军权者；其三，仅出土玉琮（璧）者，意味着只握宗教祭祀权者，等等。

　　在西方，主体性则成为后过程主义反叛和批判过程主义“科学性”的大旗。针对过程主义提出考古学的客观性，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家霍德尔则提出要研究考古文化的主体性：“我们不仅要研究作为主体的团体，而且要研究个人，我们要研究每一个曾生活过的生命。”而且稍后进一步提出具体的研究方法与策略：研究文化主体的自决和自觉，要把文献资料和民族学资料引入考古学研究，扩大研究的细微细节，强调人群意义远远大于过程，这就是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文化主体理论。后过程主义考古学中对意义或象征的追求，主体理论中对个人意图和历史经历的探索，这些均要求对考古资料所可能反映的历史细节进行更具体的探讨，均具有历史学的意义。而要理解或解释这些意义、象征性，甚至个人经历的微观过程，书写的文献记载当然可能会提供更直接的证据。从更深一个层次上讲，历史学的研究正是以主体（历史的主人）为中心展开的，而后过程主义考古学也很接近这个立场。

　　既然考古学是由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两部分组成，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强调一点而不及其余。相反，自然、人文要齐头并进。该强调自然科学的地方，就应该使用自然学科的理论、方法与策略；而在进行考古学材料的解释时，那就不能苛求只能使用具有定理或定律意义的自然学科研究范式。夏鼐曾在《中国考古学的回顾和展望》一文中说：“在考古学上利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所谓‘多学科的研究’。这方面我们不仅要采用国外考古研究中的先进技术，并且也要采用‘多学科的研究工作’的组织方法。”今天中国考古学正从地层学和类型学的传统研究走向多学科的研究范式，其意义正在于此：文理相结合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