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东夷文化研究经历了多个不同阶段，并沿着多样路径逐渐深入，不断展现其丰富多彩的历史面貌。本文试从东夷文化研究的内容及其特点入手，对近百年来东夷文化研究历程进行简单梳理。

　　东夷文化最初的研究集中在文献资料的解读与整理，这些研究大多受到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影响，往往将东夷看作边缘的、未开化的民族，如《公羊传》隐公七年：“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论语·八佾》：“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总之，春秋以后，在经传典籍中，“夷”成了落后民族的代名词，东夷文化亦是如此。虽然古代典籍中有关“夷狄”的记载为研究东夷文化提供了宝贵的信息，但毕竟文献记载有限，所以对整个东夷历史及其文化仍然缺乏了解。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产生和大规模考古工作的开展，尤其是1928年城子崖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学界对东夷及其史前历史给予了特别注意。首开先河的是蒙文通，他在《古史甄微》中把东夷族称为海岱民族，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化创始于海岱民族，导源于东方，将东夷文化的地位提到了一个新高度。随后，傅斯年提出了著名的“夷夏东西说”，把东夷族历史提到了同华夏族历史等同的高度，作为阐释中华民族的前身华夏族来源的一种看法，开启了东夷文化社会属性研究的先河。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把东夷集团列为古代三大部族之一，认为东夷集团主要包含太皞、少皞、蚩尤、皋陶、后羿等氏族，并对这些氏族的起源发展以及与另外两个部族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考证。此后，顾颉刚、王献唐等人从不同角度尝试重建东夷社会的历史面貌及其与中华民族早期形成的关系，强调东夷文化在早期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角色。

　　城子崖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使得东夷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探讨东夷文化的起源与形成问题，须确立东夷文化起源与全面形成不同阶段的考古学文化，更要厘清从起源到全面形成的演变过程。

　　继城子崖遗址发现以后，东夷考古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比较重要的有日照两城镇遗址（1936）、滕州市北辛遗址（1964）、淄博临淄后李官庄遗址（1965）、泗水尹家城遗址（1973）、长岛乳山南黄庄遗址（1977）、长岛县珍珠门遗址（1979）等。东夷考古已经取得的成绩，为建立东夷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资料。1981年，岳石文化的命名和确立（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建立了以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为主的文化谱系，为全面深化东夷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考古视野下的东夷文化研究或偏重于考古发掘资料的分析阐释（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栾丰实《东夷考古》和《海岱地区考古研究》、方辉《海岱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张锟《东夷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或偏重于传说资料的文化解读（张富祥《东夷文化通考》、葛志毅《东夷考论》、逄振镐《山东古国与姓氏》），对东夷的族属、构成、文化源流和文化特征进行考察，勾勒出了东夷文化的基本轮廓。此外，江苏、安徽、辽宁等地的考古发掘，也发现了许多东夷族群的遗址和文物。学者们对东夷文化的概念、文化特征、文化内涵、族属、源流、发展进程及其与周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进行了综合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基于考古学的东夷文化研究进一步推动了学界对东夷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及其与中原文化互动关系的了解，使得我们对东夷文化的特性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也为理解中华民族早期的多元一体进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认识。

　　东夷考古已经取得的成绩推动其研究成果更加倾向于综合性的深化研究，重点在于系统运用聚落考古和环境考古相结合的理论研究海岱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文明化进程，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过程中的新亮点。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对东夷文化的研究互鉴互补，逐渐形成研究视域的融合，东夷文化研究谱系越发清晰完整，日趋精细化和专门化。

　　东夷文字的研究是东夷文化专门化的典型例子。逄振镐从东夷文字的发展历程分析，认为北辛文化至岳石文化时期的东夷文化是殷墟甲骨文的主要来源。冯时于1994—2008年先后发表了《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试论中国文字的起源》等论文，对文字起源、“夷夏东西说”和文明起源进行了持续的研究，代表了该领域的研究水准。

　　此外，就具体族群而言，淮夷及其地方文化研究大多基于考古学视角对淮夷族群及文化进行探讨，从分布区域、文化内涵方面基本厘清了东夷与淮夷的异同。就研究内容看，东夷文化所传承的早期医学、体育以及宗教思想的鬼魂观念也成为新的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通过考古学、民族学以及语言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来探究东夷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成为当下东夷文化研究的重点领域。当前学者致力于解构中原中心论的叙事，并尝试从多元一体的视角出发，强调东夷文化在早期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角色。从五帝时代到春秋战国时期，夷夏关系所经历的互化融合，都并非仅仅是单向同化而每每是相互的（王震中《夷夏互化融合说》，《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夷夏互化融合，成就了早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多元文化的发展，对东夷文化的研究也被置于更为宏观和多元的文化互动格局中。东夷文化研究的中心任务应是系统梳理古夷人的文化渊源及其演进过程，描述其不同阶段的基本风貌和重大成就，深入探讨其独具的特色、特质和发展道路等，以便为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东夷文化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一支重要考古学文化，其研究成果与中华文明探源密切相关，意义十分重大。

　　东夷文化是我国东夷先民创造的具有独立体系、独特风格且没有断续、文化影响力持久深远的一种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东夷文化研究史的不断完善，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并丰富人们对远古中国的再认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以青铜器为中心的西周诸侯国文化认同研究”（20CKG01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区域考古与自然遗产保护”文科实验室研究员、泰山学者青年专家）